第四章
批判与革命
（1846—1848年）

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高峰，

第二个高峰紧随而来——1847—1848年，

革命紧随着批判，《共产党宣言》宣告诞生。

“‘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什么是批判？什么是革命？许多人并没有吃透这两个概念。

有人认为，批判就是反对、苛责、抬杠，比如“他说黑，我说白；他装相，我拆台……”诸如此类。实则不然。批判，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洞察能力，是一种经世济民的博大胸怀。

20世纪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在一篇题为《尼采的话“上帝死了”》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尼采把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然而，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

鉴于海德格尔文风晦涩，我们这里不用过多解释尼采和形而上学的瓜葛，我们只需要注意：海德格尔在此提出了批判学说的逻辑层次——批判不是处于跟它反对的命题所在的同一层次，而是高出于它和它反对的命题，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逻辑层次并向下审视原有的命题。套用一个流行词来说，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降维打击”。例如，两辆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发生了碰撞剐蹭，在认定事故责任的时候，两车车主难免要进行一番口舌之争，诸如“你变道为什么不看后视镜？你怎么开的车？”“我变道打灯后你怎么不踩刹车直接撞？你会不会开车？”甚至是“你有病啊？”“你才有病！”这种人身攻击，这些都不叫批判，充其量叫吵架或扯皮。而交警到来后调解当事人情绪、事故现场拍照、查看监控探头或行车记录仪，依照机动车道路交通行驶法规，给出最后的责任判定依据，这种方式才属于“批判”的领域。

因此，在一位称职的批判者看来，一件事情没有单纯的对错之分，他只会告诉你这件事情在什么样的前提下、什么样的范围内是对的，超过了这个前提和范围就不对了。批判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就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反对者的眼中有且只有这件事情的全部本身，他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前提与界限，甚至无意识地受到他所反对的同一件事情的前提和界限的绝对支配。所以批判家的使命，就是指明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在前提和界限上的有限性，从而使得人与社会认知能力的逻辑层次进行跃迁升级，不断发展。通观人类思想史，从自然神论到启蒙理性、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每一次划时代的批判思想的产生都使得人类文明更加眼界广阔、心胸豁达。所以批判不是尖刻的恨，而是深沉的爱；不止是“降维打击”，而更多的是“向下支援”。

而与“批判”一体两面的“革命”，也不只是字面意思上的“变革天命”，它是铲除原先禁锢和束缚事物发展的那些前提和界限，使之进入一个合理的、宏大的、全新的前提和界限范围之内，亦即“批判的现实行动”。仅有“批判的思想”是不够的：批判是认识到事物所在逻辑层次的局限性，而革命则是打破这种局限性；批判是认识到事物具有更高的逻辑层次，而革命则是它的实现过程。所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在思想上完成新世界观学说的创立时，下一步必要的工作就是通过革命实现这种新世界观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