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前进与后退
（1848—1849年）

随着《共产党宣言》问世，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

恩格斯和马克思投身其中，经历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

书房的思考，街头的运动，法庭的申辩，战场的冲锋，

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是为了人类解放事业奋不顾身。

“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1848年和1849年，是恩格斯一生中极为波澜壮阔的两年。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问世，他与马克思共同见证了欧洲大革命由盛而衰，共同创办了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份独立日报《新莱茵报》。在马克思希望《新莱茵报》“文能提笔安天下”的时候，恩格斯选择了“武能上马定乾坤”——他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先是在家乡爱北斐特发动工人武装起义，随后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场带领起义军浴血奋战。他甚至上了普鲁士全国通缉令，用双脚从巴黎一路走到伯尔尼，背井离乡在瑞士流亡。恩格斯这一段时期的经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更惊险。经过了大革命的洗礼与历练，他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与马克思的关系也更加亲密。

“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这是暮年的康德忧心忡忡提出的问题。他与多数思想家一样，希望通过“一种哲学的规划”使得人类历史走上“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但事实证明，历史既不是某种单一的、线性的发展力量，也不是绝对精神为了证明自身而展开的圆圈式的辩证运动，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多重力量互相博弈的结果。哲学总是倾向于从“形而上学”来把握历史，像一只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但历史唯物主义往往在革命运动最激烈的时刻最懂得历史的那些微小、细密却又性命攸关的作用力体现的意义。在晚年恩格斯看来，历史的作用机制是比辩证法更为精细的，以近似于一种力学构造的方式实现的：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无论当代学者如何诟病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只要他们还戴着睡帽在书房里沉思，就永远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样对历史作用力的真相有着切肤之感。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丰富经历甚至经常是被忽略的，因为他所做的工作从来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就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正因为他总是为别人乃至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考虑，所以当他在欧洲大革命洗礼的历史中成为“剧中人”的时候，也不自觉地成为这幕壮阔的历史大戏的“剧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