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名利与海军军饷

联络网即成，双方随即展开谈判。综合现有史料，闽系海军易帜的条件分为两类：其一，解决生存危机，包括人员名利问题和海军军饷；其二，拓展发展空间，指闽人治闽与统一海军^[27]。

第一，人员名利问题。投诚革命之际，个人安危以及舰队人员名利保留问题自然是杨树庄首先考虑的问题。杨在初期数次接洽中多次提出其顾虑在于投诚后保证“舰队安全”^[28]“各舰人员位置之保留”^[29]与“维持个人地位”^[30]。据吴艺五回忆，约11月上旬，方声涛命其去广州与国民政府要员接洽海军事，最初谭延闿与李济深认为“国民革命军誓师当日只有一个总司令，所以，不同意给杨树庄以海军总司令名义”，最后才统一意见“给杨以海军总司令名义”^[31]。为了促使杨树庄尽快公开易帜，蒋介石增加筹码，承诺闽系海军在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后，“由国民政府委杨树庄为政府委员”。^[32]

随着东路军迅速敉平福建，驻扎在马尾、厦门等地的第一舰队安全已有保障，唯驻沪海军司令部、驻宁第二舰队尚处在孙传芳统治之下，舰队安全无法保证，杨树庄要求“上海无陆军响应，不能正式发表”^[33]。杨树庄决定在革命军占领淞沪、舰队安全得以切实保障之时，方能公开易帜。

第二，海军军饷。海军月饷问题是闽系易帜的核心问题，也是国民政府争取海军易帜的重要筹码。作为现代化军种，海军月饷远高于陆军，在中央权威丧失，军阀割据时代，海军无法像陆军一样“就地筹饷”，经费往往来源于最具实力且能为海军提供月饷的军事实力派，从而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曾有学者指出闽系海军“因为北京政府没有发饷，所以海军‘南归’”^[34]。此说值得商榷。事实上闽系海军此时依附于孙传芳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孙传芳能保证军饷，据《申报》载，“海军饷项现由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月贴三十万元”^[35]，另据陈扬镳、宋新探悉：“孙筹给海军每月饷项一十五万元（即上海海陆军警包运烟土分赃之款），一仍其旧”^[36]。因消息来源不同，孙传芳每月支付闽系海军之月饷数额有较大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孙传芳保证海军每月军饷，是闽系依附于孙的先决条件。(https://www.daowen.com)

闽系海军一旦公开易帜，孙传芳必然断其军饷，因此，杨树庄在易帜前反复试探国民政府对易帜后对海军军饷之态度。1926年8月，杨树庄通过前来接洽的丁默村询问国民政府“海军月饷四十万投诚后能否由粤出？”^[37]11月，杨树庄再次通过陈扬镳、宋新向国民政府传达“保证来归后之月饷”^[38]之要求。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深知军饷之重要，指出闽系海军“如为我军所用，则当允其月饷可也”^[39]，并一再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海军紧急，无论如何，须筹现款三十五万元汇沪，以备发饷，而坚其来归之心。”^[40]12月10日，蒋介石在给何应钦等人的电文中再次强调“海军饷项，必按月由军事部或总部发给”^[41]。

在海军易帜后保证军饷这一问题上，杨树庄极为顺利地与蒋介石达成一致。然而，海军军饷问题的核心是何时发放以及如何落实。以蒋之意，“海军款项，只要其加入政府，必可发饷”^[42]，换言之，蒋介石发放海军军饷的前提条件是闽系海军公开易帜，宣布加入国民政府。海军方面，杨树庄于12月初派陈可潜赴赣接洽，表示“愿服从命令”，但以“上海无陆军响应，不能正式发表”^[43]，其理由是“上海为孔道之区，亦属海军驻泊要地，饷需船厂，不能轻弃，渤海舰队在后窥伺，陆地尚在敌手，旗帜一经鲜明，即难驻足，是要地徒以资敌，要求稍缓时日，以待机缘。”^[44]据此，蒋介石判断“我军未占领浙、沪以前，海军不肯表示态度”^[45]，并将此前国民政府筹备现款35万元暂时扣压，“未交予海军”^[46]，同时再次强调海军款项，只要其加入政府，必可发饷。已探明蒋介石交款前提条件的杨树庄，因此时上海尚处于孙传芳控制，易帜时机未到，不能公开发表，对于蒋介石“交款迟迟”只能“微示不安之意”。^[47]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兵分三路，剑指沪宁，进展顺利。此时已到闽系海军易帜的最后时机，蒋介石即电上海的钮永建、陈其采，“海军如以正式宣布，即请即发其月饷”^[48]。3月14日，杨树庄在上海公开易帜，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就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16日，蒋介石在获悉海军易帜后，回电杨树庄“贵军饷项，已电陈蔼士筹备三十五万元，请就近接洽。”^[49]

人员名利、舰队安全与保证海军军饷是闽系海军易帜的先决条件。达成上述条件之后，闽系海军由革命对象转变为革命者，生存危机暂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