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庄率领闽系海军归附
福建收复后，北伐战场开始转入长江下游省份。同时，蒋介石也加快催促闽系海军易帜。2月18日，蒋介石电催海军总司令杨树庄：
局势进展，西路会师许昌，东路已过富阳，中路江左与江右军，均已攻击前进，会取金陵，所至披靡，欲竟北伐全功，此时已至最要关键，海军同仁，夙称爱国，斯正展布伟略，戡平内乱之时。深盼海军全体即张义帜，宣布讨贼，以固帮基，知必为吾兄暨诸将士所欣然也，如何进行，并望速复。[68]
2月22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派“楚同”舰长李世甲溯江西上南昌，与蒋介石接头。李世甲路过南京向陈绍宽报告福建第一舰队暗中归附详情及此次西上任务时，陈绍宽当即表示：大势所趋，非干不可。[69]但鉴于第一舰队首先在闽发难的先例，陈从维护闽系海军内部统一、亲自掌控第二舰队归附等考虑发出，特别向李世甲强调：“不过要干就大家一起干，个别地区或个别人分开来干，恐怕会给海军带来不利影响。”[70]
陈绍宽向李世甲强调“大家一起干”是很有深意的。闽系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内部矛盾重重，1917年程璧光南下护法、1923年林建章的沪队独立等严重的分裂对立事件，削弱了闽系海军的整体实力。而历次分裂事件，均为各派军阀通过军饷收买、许以海军更高官职等手段分化瓦解闽系海军内部，从而实现为己所用。陈绍宽此时担心第一舰队在闽首先发难可能是革命军分化瓦解闽系海军的惯用伎俩，会给闽系海军造成分裂，对“个别地区”先干表示担忧。就目前史料看，陈季良率第一舰队在闽发难是奉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相机行事”的指示，并且杨树庄令陈季良在闽“相机行事”是针对国民革命军东西两路会攻东南的战略所作出的对策。海军第一舰队在闽发难是闽系海军归附国民革命军的先期步骤。陈绍宽担心此举会被利用并给海军整体带来不利影响的考虑虽有一定道理，但此事尚能在杨树庄的掌控之下。
陈绍宽所言“个别人分开来干”这是对杨树庄派李世甲西上南昌与蒋谈判的不满，同时也是向李世甲提出警告。此时李世甲为“楚同”舰长，而“楚同”舰在编制上隶属于第二舰队，作为第二舰队司令的陈绍宽是李世甲的顶头上司。杨树庄在未知会陈绍宽的情况下，直接派李世甲去南昌执行与蒋介石接头任务，自然会引起陈的不满与猜忌。因此当李世甲辞别陈绍宽上驶至大通时，李即于当天夜半接到陈绍宽来电，命“楚同”舰驶返南京待命。[71]
恰在此时，上海发生了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闽系海军牵涉其中。2月22日傍晚，驻上海海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郭寿生，为响应上海工人起义，发动“建康”“建威”两舰炮击高昌庙附近的兵工厂、火车站等设施。起义虽未成功，但对闽系海军高层造成极大震动，杨树庄下令惩办参加起义的官兵，并采取防范措施。李世甲认为：此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已迫近上海，驻泊在高昌庙的“建康”“建威”二舰，为了以行动响应国民革命军，炮轰龙华，从而为海军尽早投向国民革命军创造条件。
东路军即将攻占上海、与蒋介石谈判接近尾声、北京政府对闽系海军警戒加强以及闽系海军下层士兵思变等一系列事件都明显地表明，闽系海军到了转舵归附的时候了。为统一闽系海军内部将领意见，杨树庄在处理参与“建康”“建威”二舰炮轰龙华人员之后，即电召闽系海军主要将领来沪开会，于23日晚商议闽系海军归附问题。会议地点选择在停泊在上海鸭窝沙的“海筹”舰上，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亲自主持会议。除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镇守闽厦外，闽系海军主要将领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主要有：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光宗，编属第一舰队的“海筹”舰长陈训泳、“海容”舰长王寿廷、“永绩”舰长高宪申、“永建”舰长陈永钦，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及编属第二舰队的“楚谦”舰长杨庆贞、“楚有”舰长林元铨、“楚同”舰长李世甲、“楚泰”舰长林秉衡，编属联系舰队的应瑞舰长萨福畴。
由于此时归附条件已经成熟，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立即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归附国民革命军。具体行动方案拟定为：(https://www.daowen.com)
先派出部分舰队，驶往九江与南昌蒋介石取得联系，该舰队到达九江之日，即全军通电参加国民革命之时；其余舰队则暂泊吴淞口至江阴水域，严防渤海舰队南下骚扰；后勤补给问题则派“永绩”舰长高宪申率舰前去宁波办理。[72]
此行动方案除“严防渤海舰队南下”是根据现实环境做出的决定，其余两条均体现了闽系海军与蒋介石的谈判条件：派出舰队驶往九江、南昌是蒋介石的坚决要求，同时由于蒋坚持海军在发表易帜宣言后才能支付军饷，故闽系海军只能自行筹办海军后勤补给。
根据杨树庄的命令，2月27日，陈绍宽以“海容”舰为旗舰，率领“海筹”“应瑞”等舰担任吴淞口至江阴水域的防务。考虑到此时沿江两岸的要塞与炮台仍受敌军控制，杨树庄审时度势，于3月10日派遣吃水较浅的“楚谦”“楚同”“楚有”三舰，以“楚谦”舰长杨庆贞为总指挥，总司令部参谋郑世璋为联络参谋，率领此三舰开赴九江。三舰于3月13日到达九江。此时双方谈判代表林知渊、林赤民等人前来迎接。次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亲临犒劳。
当三舰驶抵九江时，即电告杨树庄。3月14日，杨树庄遂按计划通电全国，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电文如下：
各舰长，奉国民政府特任杨树庄为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此状等因，树庄经于十四日就职，除电呈并通电宣布外，合亟通告全军：自后凡我袍泽，应与国民革命军一致进行，以期救国，俾尽军人天职。特电布闻，即希查照。[73]
闽系海军易帜后，蒋介石按照闽系归附前的编制，设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部，以杨树庄为总司令，陈季良、陈绍宽、陈训泳、曾以鼎分任第一、第二、练习舰队、鱼雷游击舰队司令。各舰队主要任务是封锁长江交通线路，配合北伐陆军作战。如在北伐军攻占上海、南京时，海军驻守长江，隔绝水上交通，“楚有”“楚同”“楚谦”三舰更是驻守采石矶下游地区，“肃清南京江面”，致使“敌军势穷力蹙，乃仓皇渡江北退”[74]。
随着南京事件外交形势的紧张，国共矛盾日益凸显，国民党内部宁、汉之争发生，北伐战事军事进展出现波动，“陆军恐后方接济养，或有不及，致堕声威，乃不能不回师而南。四月九日后，过江国军开始南渡”[75]。蒋介石对此也有观察，“前方战斗紧张，阵角似有摇动之象”“内部纠纷，互相疑忌，不能一直对外，各军几难前进。北岸之敌愈逼愈紧，昨失扬州，今失滁州，不胜忧忿之至”[76]。因此，与北伐军总司令参谋长、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商谈，决定第十七师及第四十军暂不渡江。[77]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阻击孙军向江南反攻，分别致电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要求“在南京附近加派两舰，在江阴、镇江与浦口间派数舰，分段游弋，不分日夜，严密警戒之”[78]。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对立局面形成。4月23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通电，表示“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恢复党权”，“否认武汉会议及命令”，“陆海空团结一致完成北伐”并“誓以忠诚求其实现党国不亡系于此役”[79]。宁汉双方阋墙之时，为防止武汉军队东进威胁南京，4月27日，蒋介石致电杨树庄，要求“长江舰队除留江阴、镇江一带游弋外，其余务请全部集中南京，尚望再加第一舰队大舰数艘来宁，以防武汉方面军队东下。以后安庆、湖口、芜湖每处至少须有二舰常驻，而南京则须四舰驻守，已备随时调遣也”[80]。4月28日，杨树庄回电蒋介石，表示已“饬楚谦、永绩、楚振、泰安驻南京，建安、靖安驻芜湖，楚同，濬蜀驻安庆”[81]。
此后，在宁汉相争之际，孙传芳和直鲁军主力开始向宁方反攻，意图卷土重来。5月1日，蒋介石拟定三路军渡江北伐作战方案，并电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命其“督部逡巡，不为敌乘，与镇江、江阴各军联络，设法征集渡江材料，俾得速灭逆敌，早竞全成”[82]。5月3日，陈绍宽回电蒋介石：“派联鲸赴三江营巡弋，镇江北岸敌人与我海军炮击，即率舰前往，以遏渡江。”[83]北伐军渡江北进作战期间，海军重新布置沿江战线分段设防，“第一段上海到江阴，由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指挥；第二段由江阴至镇江，由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指挥；第三段由镇江至南京，由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指挥。第二司令部即设在南京，调度舰艇，保卫京畿，并严防敌人之偷渡”，负责“一、防御敌舰。二、保卫首都。三、准备再战”的作战任务。[84]同时，海军也有掩护陆军进攻，协同作战之责。如北伐军进攻长江下游北岸和县时，蒋介石致电杨树庄：“三十七军之第一、第三两师于十日渡江占垄杜家桥之线，十一日拂晓进攻和县。希与该军取联络，协同作战。”[85]再如，北伐军进攻扬州之时，蒋介石电杨树庄，要求海军率舰“到十二圩附近掩护”[86]。此段时间，海军“勇往直前，不敢稍懈”[87]的积极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认可和赞赏。8月13日，蒋致电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此次海军各舰队，掩护陆军，防置逆敌，游弋上下，不惜牺牲，其奋斗勇进之精神，深堪钦敬”，并嘱托“死伤官兵除照例抚恤外，请详查其姓名履历，报告政府，俾得赠奖”[88]。而后爆发的龙潭战役[89]，海军“巡弋江面，与敌奋斗，”协同北伐第一、第七军，“击毙敌人万余，俘获官兵倍之，计旅长以上之伪军官数十员名，缴获大炮数十尊，步枪辎重无数”[90]，致使孙传芳部全线溃退。龙潭战役，海军英勇作战，实力尽显，威望大增。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厚于犒劳，“特派蒋委员作宾赴各该军部，代表慰劳，并拨五万元，分别犒赏，用昭奖励，并资激励”[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