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系统一海军的具体行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闽系统一海军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东北海军。其原因之一在于东北海军是闽系之外实力最强的一支海军，是闽系统一海军各舰队的主要对手。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北海军的主力舰“海圻”“海琛”“肇和”等舰是1917年程璧光南下广州护法时从中央海军中分裂出去的，收回此3艘当时最先进的舰艇是闽系将领的夙愿。陈绍宽在1932年6月2日《函陈统一海军计划案》所言“然该舰队（东北海军海防舰队）原系中央海军之一部，将来若能统一，似宜令各舰乃归原队，照章一律待遇操作”，即主要指此三舰。
然而在长达10余年的分裂期间，闽系海军与东北海军矛盾愈演愈烈。1922年4月下旬，护法舰队内部发生派系斗争。时任鱼雷局局长的温树德（山东籍）等人武力驱逐了护法舰队中的闽人。“这些被驱逐的闽人，后来仍由中央海军加以收容。”[31]次年，温树德率领护法舰队主力舰北上投靠直系吴佩孚，组建渤海舰队，而渤海舰队后来构成了东北海军的海防舰队主力。由此，1922年被驱逐的闽系士兵对东北海军恨之入骨。
闽系海军倒戈后，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派东北海防舰队主力舰“海圻”“镇海”于1927年4月，秘密南下夜袭闽系海军“海筹”“应瑞”等舰，并掠走“江利”炮舰，进一步激化了两者之间矛盾，以至于陈季良致电谴责沈鸿烈“此次偷袭之举，非大丈夫光明磊落行为，君子鄙之，果敢一决胜负，请倾君所有舰队，愿在海上相与周旋”[32]。两派矛盾已激化到高层。
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提前近两年归附的闽系认为统一东北海军的时机已到。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内部对于是否与闽系海军合并亦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突破现有局限性，把中国海军力量集中起来，使中国海军得到迅速发展，为多数军官提升开辟广阔道路；同时海军乘机掌握中央海军部，执中国海军之牛耳，因此极力主张与福建系海军合并。持此意见者多为原渤海舰队官兵。但以沈鸿烈为首原东北海军高级将领“担心东北海军被国民党海军吃掉，极力主张维持现状，反对与福建系海军合并”[33]。由于沈鸿烈等人直接掌握东北海军，他的意见得到张学良的支持。东北海军最终决定保持独立性，拒绝与闽系合并。
其后，蒋介石到北平与张学良会晤，并电调陈绍宽前往研究海军统一问题。尽管蒋介石事前已答应陈绍宽在张学良易帜后的东北海军归海军署接管。但当张学良拒绝东北海军与闽系合并时，蒋介石只能对陈绍宽推翻此前的承诺：“海军统一问题，要等一个时期以后再议。”
事实上，蒋介石并不希望由闽系集团统一东北海军，与此相反，在接下来的海军编遣会议上采取统一海军军政、军令的措施来整合闽系、东北、广东海军，把东北海军改编为第三舰队，置于与闽系海军平行的地位。即使如此，实力与闽系相当且拥有一支江防舰队、两支海防舰队的东北海军不愿缩编为海军部下辖的第三舰队，拒绝接受“第三舰队”的番号。缺少蒋介石支持的闽系海军，欲吞并实力与己旗鼓相当的东北海军，也只好伺机而动了。
1929至1933年，东北海军接连发生巨大变动。先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东北海军江防舰队与苏联舰队在同江发生战斗，其主力舰“利绥”重伤，“利捷”“江安”沉没，“江亨”自沉[34]，经此同江之战，东北江防舰队实力损失大半。其后“九一八”事变，江防舰队残部投降日本，东北海军第一、第二舰队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在财源上却因“九一八”事变而受到很大影响。东三省陷落后，东北海军财源也随之断绝，进而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事变。
海军军饷向来依靠地方实力派军阀，这既是海军依附各地军阀的动因，也往往是其叛变的根源。东北海军财源断绝后，以副司令凌霄、“海圻”舰长方念祖、“海琛”舰长刘田甫为主的高级官员认为“海军要摆脱陆上军阀的控制，解决自己的财源问题，非夺取青岛为根据地不可”[35]，但该建议被沈鸿烈“以军人不参政为理由”拒绝。后凌霄等人也将沈鸿烈软禁，逼沈称病辞职。然而“扣沈”行为未能得到下层官兵的支持，以关继周为主的葫芦岛航警学校一期学生组织敢死队将沈鸿烈救出，一场事变即告结束。事后，救驾有功的葫芦岛一期学生均得到重用，掌握了舰上实权。
建设初期的东北海军，“上层官兵主要是沈鸿烈的留日同学，中下层以葫芦岛海校第一期毕业的同学为主”，“自从解决渤海舰队派以后，东北海军内部便分成葫芦岛派与渤海舰队派”。[36]对此，沈鸿烈采取的手法是：“凡渤海舰队的旧人一律官复原职，并不时加以提升；对葫芦岛派的同学，一般都是安排在重要有实权的位置上。东北海军形成了官是渤海舰队的多，话是葫芦岛人说了算”[37]这样一个局面。崂山事变后，沈鸿烈因重用渤海舰队派董沐曾引起葫芦岛派的极大不满。为清除渤海舰队派势力，以关继周为主的葫芦岛派谋划兵谏。原计划趁沈鸿烈前往“镇海”舰训话之机，将沈劫往“海圻”舰，实行兵谏，清理渤海舰队派。
1933年6月24日，往前劫沈的葫芦岛派人员冯志冲反而被沈鸿烈的部下逮捕。葫芦岛派的兵谏计划失败。当晚，沈鸿烈将冯志冲枪毙，其本意是“将冯处死以灭口，不想再追他人”[38]。然而在关继周等葫芦岛派看来，沈鸿烈在处理崂山事件时，把凌霄等人一律资送回籍，而对崂山事件有功的冯志冲竟处以灭口，激起关继周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他们率三大主力舰“海圻”“海琛”“肇和”出走，脱离东北海军。因南京闽系海军为东北海军死对头，且广东海军中陈香圃等人为东北海军旧人，遂决定出走广东。7月，三舰到达广州。(https://www.daowen.com)
“海圻”“海琛”“肇和”出走后，东北海军实力极大削弱，被迫接受改编。7月5日，军委会正式改组东北海军为第三舰队，谢刚哲被任命为第三舰队司令。但并未趁此良机将第三舰队收归海军部管辖，仍归军委会北平分会管辖。
广东海军是3支海军中实力最为薄弱的一支，1929年海军编遣会议上，被改编为第四舰队，陈策任舰队司令。1932年5月至7月间，陈济棠以武力接受广东海军。广东海军内部的变乱，为闽系提供了一次契机。
接收“中山”舰。6月30日，“中山”舰舰长陈涤不愿搅入内战，遂率中山舰离粤北上，拟留厦门协助十九路军，7月4日，被闽系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接收，以罗志通为舰长，正式编入第一舰队。7月31日，海军部致电广东当局，要求粤方将原属第一舰队编制的“福安”“海瑞”两舰交还中央，其余小舰可由粤方接收。但广东当局亦表示“福安”“海瑞”万难交回中央，宁不要其他小舰，也不愿放弃一艘巨舰。后经各方协商，决定各舰仍留粤。闽系收编广东海军计划未获成功，仅获得“中山”舰。
“海圻”“海琛”“肇和”三大主力舰排水量之和约万吨[39]，而当时全国海军舰艇排水量之和也不过6万吨左右。故1933年7月，三舰南下投靠广东海军，使广东海军实力倍增。对于此三舰安排，陈济棠表面上编三舰为粤海舰队，任姜西园为舰队司令。但在实际上，陈济棠对三舰始终怀有戒心，想方设法予以控制。1935年4月，陈济棠借姜西园呈请舰队人事调动之机，将三舰中握有实权的原东北海军人员明升暗降，调离三舰，改派亲信方念祖等人掌管三舰实权。不久“宣布取消粤海舰队司令部，即与江防舰队合并，由陈济棠自兼司令”，陈之亲信“张之英为常务副司令，掌管舰队，姜西园为政务副司令，实际只负责海校教育”[40]。然而，东北海军三舰中下层官兵并不甘心军舰被陈吞并，遂决心率舰离粤，发生了1935年6月的“黄埔事件”。由于当时“肇和”舰正在修理主机，未能离粤。
关于黄埔事件的经过，其亲历者、曾任“海琛”舰副长的张凤仁在其文《东北海军的分裂与两舰归还建制》中有翔实的回忆，此处不再赘述。笔者所关注的是“黄埔事件”发生后，闽系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以争取两舰归附。
“海圻”“海琛”两舰离开广东后，航向香港补充煤水。两舰行动的原定计划是“打出广东，到武汉找张学良”，[41]但在停泊期间，收到蒋介石从四川拍来的密电“两舰径驶首都候吾为要，一切问题均可解决”[42]，遂决定北上投靠南京。
在得知“黄埔事件”后，海军部长陈绍宽即派陈季良率领“宁海”等主力舰前往接收。陈绍宽是自己下令还是奉令派舰前往接收？据中央社南京22日电文：“国民党中央自得陈济棠及逃舰报告后，即派现在海上演习的军舰前往监视，以免发生意外”[43]，似乎是蒋介石的命令。
陈季良在香港与两舰代表关于如何北上开始交涉环节。陈先是要求“海圻”“海琛”两舰卸下并交出炮栓；两舰代表予以拒绝，但表示可以互换炮栓，并请陈改乘“海圻”，同回南京。在双方谈判相持阶段，陈又提出编队返京计划，置“海圻”“海琛”两舰于闽系舰队之间，且在射程之内；两舰代表则提出各舰并行，航距互为双方射程之内。双方谈判条件始终未能达成一致，遂使谈判陷入僵局。
两舰代表与陈谈判的同时，也派其他代表前往南京与蒋介石报告会谈过程，于是蒋介石委派军事委员会海军军令处长陈策赴香港接“海圻”“海琛”两舰北上。遂于7月12日，两舰顺利到达南京。
黄埔事件几乎涉及海军各派系，蒋介石为掌控“海圻”“海琛”两舰，平衡各派考虑，对两舰进行了较为谨慎的安排：名义上“圻”“琛”两舰仍归东北海军（第三舰队）统制，但在实际上直隶军政部，受军政部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