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官的人选问题
由于海军派系林立，有关建设新海军的人选问题给蒋介石带来了困扰，迟至1945年2月25日，蒋介石仍在日记中将“建设海军之中心人选”作为预定事项之一[21]。蒋介石在人选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所透露出的信息是，他并未将海军总部司令陈绍宽视为唯一人选。实际上此时的蒋介石并无合适的主持海军建设的人选。
首先，蒋介石对陈绍宽的不满日渐增强。陈绍宽在北伐期间，原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此后由于蒋介石的赏识，逐步取代杨树庄而成为海军部部长。作为回报，陈绍宽在此后数次战事中坚决支持蒋介石。但是作为闽系海军的代表，陈绍宽在对日整军备战的大背景下，力图实现由闽系统一全国海军，这与军委会的方案产生根本冲突，使其在军委会树立了不少政敌。此外，陈绍宽主政海军部及后来的海军总部期间偏向任用闽人，排斥非闽系，海军内部的派系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化解，反而逐渐形成了闽系与非闽系的对抗。上述现象非蒋介石所乐见，即使从国内政争的角度而言，蒋介石希望建设一支统一而非四分五裂的海军，战后的陈绍宽已无此号召力。
其次，非闽系海军派系无卓越人物可用。全面抗战前的青岛海军、广东海军及电雷系均无合适人选。青岛海军代表沈鸿烈与谢刚哲先后担任第三舰队司令，前者自1933年“薛家岛事件”后就不再插手海军事务，后者在抗战爆发后虽曾担任长江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司令、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职，但于1939年辞职，两年后病逝于兰州[22]。广东海军中较得蒋介石信任的陈策在抗战后即脱离海军系统，1945年更是出任广州市市长。电雷系欧阳格原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此后经历多与海军有关，但在1940年8月欧阳格因贪污的罪名在重庆被枪毙。由此可见，抗战期间非闽系海军中重要人物，或已去世，或脱离海军系统，并未出现一位足堪肩负重建新海军重任的卓越人物。
1945年4月，第三十六次最高幕僚会议通过在军政部下设海军处的决议后，何人担任海军处处长一职，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蒋介石仍未圈定具体人选。为了推动海军处尽快落实成立，6月30日，军政部长陈诚向蒋介石建议暂时由其兼任海军处处长一职，待有合适人选时再行委任，同时建议由海军上校现任军委会留英学生上校领队官周宪章充任副处长一职。[23]由非海军系统出身且位居军政部长的陈诚兼任海军处处长一职，有其积极意义：一是它向外界传达出海军处这一机构在战后海军重建的地位以及政府对海军重建的重视。正如1946年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任海军总司令时，舆论解读为：“我们由此可知，政府对海军之建设，已具决心。”[24]二是陆军系统出身的陈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海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从而为战后海军重建提供相对缓和的内部氛围。故而，蒋介石对于陈诚这一人事建议极为赞同，表示“处长由部长兼任甚妥也”，但对于副处长一职，蒋介石认为可派两员，并希望能够启用海军中年龄较轻的少壮派人员[25]。
不过，作为蒋介石亲信的陈诚此时需要面对接收东北等各种棘手问题，既无精力亦无经验去管理海军事务。为了责有专属，陈诚于1946年9月1日向蒋介石推荐桂永清担任海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希望由桂永清全权负责海军总部事务。蒋介石赞同由桂永清出掌海军大权，但考虑到桂永清并无海军服役经历，仅同意由桂永清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26]。9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桂永清为海军副总司令兼代海军总司令。
桂永清为何能够掌管战后的海军大权？据张力研究，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且一直服务于陆军系统的桂永清之所以能够出掌海军大权，有以下原因：第一，抗战爆发前，桂永清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队总队长，借助于青岛、电雷、黄埔海校学生前往该队受训之机，他与日后海军少壮派军官建立了师生关系。第二，1943年，桂永清调任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恰逢国民政府派员赴英实习与借舰参战，由此与这批海军军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第三，桂永清服务陆军期间，颇受何应钦赏识。第四，抗战初期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第一团，陈诚为副团长，桂氏任教育长，陈诚与桂永清亦维持密切关系。[27]
出于上述原因，桂永清从1946年9月底开始掌管中国海军。此后，桂永清完全效命于蒋介石，南下收复南海诸岛，北上运兵“剿共”，由此获得了蒋介石的认可。1948年7月，蒋介石认为由桂永清担任海军总司令全面负责海军事务的时机已经成熟，乃于16日电令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研究“桂永清海军司令职似可除真”问题。[28]8月25日，桂永清正式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
关于桂永清入主海军对海军的影响及后世评价问题，张力已有探讨，整体而言，海军人士对桂永清毁誉参半，既注意到其在战后海军重建中发挥的作用，亦不讳言因其大量擢用陆军系统出身人员而对海军造成的负面影响。[29]事实的确如此。不过桂永清介入海军产生影响始于1946年9月，此时海军重建已历一年有余，且有关收复南海诸岛的决策已经完成，正进行相关准备工作。换言之，迟至1946年9月才介入海军事务的桂永清对战后海军重建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并不如亲历者所忆的那样重大。此外，有学者注意到1949年宣布起义的海军著名人士，如陈绍宽、李世甲、曾国晟、邓兆祥和林遵等人均为闽系，认为这或与国民政府削弱闽系势力及桂永清职掌海军有关。[30]
问题是，在桂永清入主海军之前，国民政府在重建海军之初是否即秉持排斥闽系作为建军的手段之一？实际上这一时期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诚均对闽系海军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具体言之，其策略为排斥闽系高层，重用少壮派海军人员。张力曾对蒋介石建立海军的目的作过如下精彩剖析：“就蒋中正而言，他希望海军效忠的对象是国家，甚或是他本人，一个被闽省人士所垄断的海军，无意容纳各省菁英，自然不能健全发展成中国的海军，也威胁到他的领袖地位。”[31]由此可见，建立一支政令统一的中央化海军一直是蒋介石建立新海军的首要目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时，蒋介石认识到中国迎来了重建海军的最佳时机，为此他不但在1945年上半年筹划设立新的海军中枢机构和人事安排，而且多次致电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指示“建设海军应即日着手”。[32]
受抗战影响，以地缘与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闽系海军面临高层将领凋零的现实。抗战爆发前，曾任海军部部、次长及第一、第二、练习舰队司令者，包括陈绍宽、陈季良、陈训泳、李世甲、王寿廷、曾以鼎[33]，其中曾任练习舰队司令、海军部常务次长，时任海军总部参谋长的陈训泳于1944年6月卒于任上，时任海军总部参谋长兼第一舰队司令的陈季良于1945年4月因病去世。此外，全面抗战爆发时因病滞留沪上的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于1944年病逝于上海。因此，至抗战胜利时，闽系高层仅陈绍宽、李世甲与曾以鼎三人尚在人世。战时闽系海军高层之凋零，由此可见一斑。
战后海军重建时，上述三人均遭排斥。从1944年年底蒋介石决心另起炉灶重建海军起，陈绍宽已不在其主持海军重建人选之列。此后尽管陈绍宽作为中国海军代表参加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但有关海军重建的实质性工作，诸如人事安排、接收美国赠舰等，陈绍宽皆无权过问。12月，随着海军处的组织与人事日臻成熟，撤消海军总部已成必然之事，但新建海军中并无陈绍宽的位置。或因陈绍宽未执行蒋介石派“长治”舰北上的命令，12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陈绍宽的不满，他说：“陈绍宽之挟[狭]小无能，乃为陆海军无独有偶。”[34]31日，海军处副处长周宪章奉命接管海军总部时，并未带去有关陈绍宽职务调整的命令，在此情况下，陈绍宽在完成交接后，当即离开海军总部下榻下关饭店，此后不久返回故乡。蒋介石虽无意再让陈绍宽操办海军，但鉴于陈绍宽的卓越学识与主持海军的丰富经验，仍希望陈能够充任顾问一类的职务。蒋介石此举或有避免授人以“排斥闽系海军”之口实的考虑，但陈绍宽深知在无舰艇等实力的情况下，他在军委会主导的新海军建设中已难有所作为，遂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
海军总部被撤之后，作为陈绍宽最倚重的亲信之一的李世甲决定与陈绍宽共进退。战后李世甲被陈绍宽任命为海军台澎区接收专员，全权负责接收台澎地区的日本海军机构、舰艇与物资。1945年9月，海军总部设台澎要港司令部，李世甲为首任司令。海军处接收海军总部后，李世甲乃于1946年5月辞职，退出海军系统，追随陈绍宽返回福州。(https://www.daowen.com)
1945年4月，海军总部参谋长陈季良因病去世，后由第二舰队司令兼江防副总司令曾以鼎继任参谋长一职，成为闽系海军的第二号人物。曾以鼎任职参谋长之时，正是陈诚受命筹建海军处之时，据曾的副官刘崇平回忆，陈诚想乘机在海军高级军官中掀起反陈的浪潮，拟调曾以鼎到陆大将官班受训，予以与同期受训的集团军总司令相同的待遇，并暗示可取陈而代之。但曾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同意[35]。拉拢较低一级别的官员反对其上司，事成之后由其取而代之，是陈诚等人常用的分化瓦解之策。抗战胜利后，军委会仍未放弃拉拢曾以鼎，委任其为海军总接收专员，主办接收日伪海军工作，以抗衡陈绍宽委任他的“海军上海总接收专员”一职，以示重用之意。然而，时年54岁的海军参谋长曾以鼎既无意取陈而代之，亦不愿在新海军中担任要职，乃于海军总部撤销后去职寓居上海。
或因艰苦抗战不幸染病牺牲，或出于对陈绍宽的忠诚，或不愿参与新海军建设，以陈绍宽为代表的闽系高层最终于1945年年底瓦解。然而，与此态度截然相反的是，蒋介石与陈诚等人对闽系海军中的少壮派则采取拉拢重用之策。曾在陈绍宽身边工作过的曾国晟在《记陈绍宽》一文中作如下回忆：
陈诚还从分化闽系海军入手，给陈绍宽以沉重的打击。陈诚的亲信王东原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时，入训的闽系海军军官不经海总部选送，而是直接由军委会指名的。凡入训者，王必召见谈话，当时被召见的青壮年军官中以林祥光最受王青睐，林被王拉拢后，即调为委员长侍从室参谋，以后由林出面与海军军官直接联系。林曾两度有意于我，说王东原希望我去中训团帮王做一番事业，并以中训团中队长职务为饵，我都予婉谢。林即用蒋令向海总部调我，我以病辞，终不入股。王东原又用军委会名义，调海总部所属机构的海军人员到国防研究院。该院教官曾万里，就是林祥光持蒋令直接交给其本人，把他调到中训团受训后拉过去的。陈绍宽对陈诚使用王东原分化闽系海军，直接调员的做法极为不满，而唯一对抗的办法，就是把林祥光、曾万里等人说成是“逃员”，并请军委会通缉他们。军委会当然不予理会，“逃员”安然无恙，仍自由出入于海总部，陈绍宽亦无可奈何。[36]
王东原担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的时间是1940年。1944年夏，王东原继陈诚之后任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不过，陈诚直到1944年11月才担任军政部部长，时在王东原去职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之后。因此，曾国晟推测陈诚掌管军政部业务之前即安插亲信、培植海军势力恐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后，出于外交与军事层面的考虑，军委会需遴选海军官员赴英美担任海军武官等职，如林祥光经中央训练团培训后，1943年从海军少校候补员擢升为“侍从室海军中校参谋”，1946年2月任驻美海军武官。
尽管曾国晟的这段回忆材料有不够准确之处，但其史料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军政部筹设海军处之前，军委会拉拢闽系海军少壮派以培植海军势力的策略与途径。这一途径是：军委会跳过海军总部直接挑选闽系海军少壮派中的优异者，入训中央训练团或任职国防研究院，然后调入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或参谋总长办公室担任海军参谋，最后派赴英美或担任海军武官或执行接舰任务，回国后即在海军中委以重任。除曾国晟所言林祥光入训后的任职经历颇具代表性外，战后担任进驻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舰队指挥官的林遵，亦与此相似。1942年2月，林遵进入重庆国防研究院学习深造，1944年毕业，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任海军参谋。1945年9月，林遵被派往海军驻美公使馆担任海军副武官，负责率领美赠八舰回国。抗战胜利后，军政部内设海军处，军政部长陈诚自兼处长，以周宪章为副处长，“并以在中训团受过训的闽系军官为骨干，专门审批海总部的公文，时时与陈绍宽为难”[37]。
1945年9月至次年9月，即海军处成立到桂永清担任海军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这段时间，周宪章实际负责海军业务。周宪章，字显丞，1897年出生于安徽当涂县，就地缘而言，周虽非福建籍贯，但因1916年12月毕业于吴淞海军学校（编为烟台海军学校驾驶班第十届毕业生）[38]，在学缘上仍属于典型的闽系海军。此后周宪章供职于南京海军部，其间曾赴英国格斯威治海军学校与朴茨茅斯海军学校留学。抗战爆发后，周担任迁往桐梓的马尾海军学校中校训育主任，此后入训中央训练团，先后在第四期、第六期培训[39]。1943年6月任军委会留英学生上校领队官。由此可见，抗战后期经军委会刻意培养后，周宪章供职单位逐渐由闽系海军总部转向军委会。1945年6月30日周宪章获得陈诚信任，拟定为筹设中的军政部海军处副处长一职[40]。1945年9月1日，军政部海军处正式成立，周宪章出任副处长，负责海军处的具体事务。1945年12月底，军政部海军处接收海军总部时，军政部部长陈诚尚在重庆[41]，接收工作主要由周宪章负责。1946年3月，海军处扩处为署，周宪章任军政部海军署副署长。1946年6月，国民政府改革国防体制，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下辖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部、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陈诚兼海军总司令，周宪章任参谋长。
与周宪章一样，魏济民亦颇受陈诚信任。1924年冬，魏济民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航海班，抗战时期调入军委会侍从室任海军参谋。1945年，魏济民先后担任赴美接舰参战总队副总队长、赴英接舰参战学兵总队副总队长。在战后新海军重建中，魏济民身居要职，先后任军政部海军处办公室主任，海军署副署长（与周宪章并列），更重要的是从1945年8月开始，兼任战后舰队指挥部参谋长。最近公开的《陈诚日记》亦显示，陈诚主要透过周宪章与魏济民二人以实现对海军事务的掌控。譬如1946年1月19日周宪章与陈诚汇报海军处预算、海军员兵待遇与海军处人事编制等问题[42]。2月14日，周宪章、魏济民面见陈诚，“研究海军署组织与海军官兵生活之改善”，其结果“决自二月份起改善”，[43]而海军署亦于次月成立。
除周、魏二人被陈诚委以重任外，闽系海军中还有不少少壮派人士得以任用。据刘传标整理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海军处职官表》显示，海军处下设总务、军务、训练与技术等4组，其组长分别为高如峰、林祥光、杨元忠与魏济民，可谓是清一色的闽系海军少壮派。他们在战后海军重建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势力亦随之膨胀，一度被其他派系视为陈绍宽的“四大金刚”[44]。当然，此一称呼显系其他派系海军的政治谣言。这是因为出身于闽系海军少壮派的周宪章、魏济民等人经过军委会刻意培植后，所代表的是军政部海军处的利益，不但与陈绍宽所代表的海军总部利益不同，而且还与后者存在竞争关系，1945年年底周宪章亲自赴海军总部接管即可说明问题。蒋介石对闽系海军少壮派高如峰、林遵二人印象深刻，认为“海军高如峰、林遵可用”[45]。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闽系海军少壮派都能得到重用。1946年1月26日《陈诚日记》有如下记载：
第二舰队方司令（在江阴）来晤，对于海军处魏济民接收舰队，用“接收”二字，极表不满。余告以我国海军即须建设，大家须和衷共济，始能负起艰巨之责任。彼认为此是国家应负责任之事。余认为此人对于海[军]之腐败毫不知耻。[46]
方司令即方莹，1945年4月继升任海军总部参谋长的曾以鼎后出任第二舰队司令，其在闽系海军中地位虽不能与陈季良、李世甲等高层人物相提比论，但在闽系海军中的资质远高于魏济民。然而，海军处接管海军总部后，陈诚派海军处舰队指挥部参谋长魏济民接收第二舰队，而且陈诚在日记中并不讳言对方莹的厌恶之意。1946年7月，第二舰队撤销，改设江防舰队，方莹被调离舰队，出任上海要港司令部（1946年11月改为海军第一基地司令部）司令。虽然这一职务仍相当重要，但实际上方莹却被削离了舰队指挥权。从魏济民与方莹的境遇中不难看出，仅经过军委会培植的闽系海军少壮派才能得以委任要职。
部分闽系少壮派在战后海军重建中得以担任要职的同时，其他派系海军人士亦得以大量任用。据1946年4月军政部人事处统计，军政部海军处下设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及人事、军务、训练、供应4组组长与下辖科长，已派定的各级长官出身为闽系海军5人，青岛海军5人，黄埔海军3人，电雷系3人，另一人出身不详[47]。这一统计数据表明，战后海军处尽可能地吸纳了海军各个派系的成员，虽然闽系少壮派居于领导地位，但在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由此可以看出，与被舆论指责为“一省一系包办”[48]的闽系主办的海军总部所根本不同的是，作为重建新海军的中枢机构海军处整合了所有海军派系人员，力图“打破其旧有地域观念，而转移其信仰，集中于中央。”[49]
通过本节的分析可知，抗战胜利前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军政部部长陈诚着手重建海军的相关工作。为建立一支消弭派系且绝对服从中央权威的新海军，蒋、陈二人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在军政部下设海军处作为战后筹建新海军的中枢机构，以取代闽系掌控的海军总部。1945年12月底，成立时间不足4个月但羽翼渐丰的海军处正式接管海军总部，成为中央政府唯一的海军最高行政机构。另一方面，与以往认为战后排斥闽系海军的观点不同，蒋介石与陈诚在战后处置海军人事问题上大刀阔斧与小心谨慎并存，一是毫不犹豫地排除以陈绍宽、李世甲等人为代表的闽系海军高层，二是培植部分闽系海军少壮派，如周宪章、魏济民与林祥光等人，并在战后海军重建初期授以要职。与此同时，为平衡派系起见，采取均衡政策，其他派系的海军人员在海军处亦得以大量任用，从而避免了闽系再次一家独大的可能。军委会之所以在战后海军重建中采取“清洗高层，重用少壮派”且“用防结合”的策略，既有打破海军派系，整合海军的战略考虑，亦有闽系海军人才最多，素质最高，不得不用的无奈。诚如出身于青岛海军系统的李连墀所言，“总结四所海校，论海军基础，马尾是标准的海校，完全照英国的制度来教；青岛就比较草率一点，但是东西也实在，称得上文武兼备的状态。但是黄埔和电雷就是非常草率了。”[50]客观而言，军委会透过上述重设中枢机构、接管闽系海军总部、重用其培植的闽系少壮派等诸多举措，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海军，为海军重建与收复南海诸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