圻琛两舰入港与北归请求
1935年之前的民国海军舰艇，除海军部于1932年建成的“宁海”舰颇具战斗力外，余者主力舰艇皆为甲午战后清政府向英德两国外购而来，其中又以“海容”“海筹”“海圻”和“海琛”四舰为代表，前两者一向为闽系海军掌握，后两者在1933年—1935年短短3年之内直接影响了东北海军与广东海军的兴衰。
作为东北海军的主力舰艇的圻琛两舰[9]，其总吨位之和约为7 250吨，1932年约占东北海军总吨位的43.7%[10]。1933年6月，东北海军爆发薛家岛事件[11]，因不满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的人事处置，“海圻”“海琛”与“肇和”三舰脱离东北海军南下投粤。三舰投粤后，东北海军丧失三大主力军舰，其吨位由原来的16577吨下降至6867吨；广东海军在接收三舰之后，吨位由原来的2860吨增至12570吨，超越东北海军，其实力仅次于闽系海军[12]。
“海圻”“海琛”与“肇和”三舰投粤之初，陈济棠单独将三舰编为粤海舰队，任命姜西园为舰队司令，使舰队在人事安排与作战指挥上拥有较大的独立性。1935年4月，陈济棠借助于姜西园之手，排挤原三舰人马，安插亲信，然后宣布取消“粤海”舰队司令部，并入第一集团军舰队，自兼总司令，以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陈济棠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即将东北三舰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然而陈济棠“以陆军节制海军”的做法却引起原东北籍中下层官兵的强烈不满[13]，在唐静海、张凤仁等人的策划下，于6月15日晚带舰出走，在黄埔江面引发武力冲突，最终圻琛两舰于17日晨冲出虎门要塞，这一事件有论者称之为黄埔事件[14]。
圻琛两舰逃出虎门要塞后，暂泊离香港约18里之长洲海面。此时，以唐静海、张凤仁为首的两舰官兵亟待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安置伤员、补充煤水等物以维系两舰正常运转；二是离粤后两舰之去向。对于前者，两舰官兵于海圻舰开会讨论，最终认定“一旦遇敌，舰上无煤不能快车行动”为“致命问题”[15]，决议致电香港政府申请驶入香港安置伤员、补充煤水等物；对于后者，前后两次带舰出逃青岛、广州的两舰官兵只有与南京政府联络，航向中央一途。18日，唐静海、张凤仁代表两舰官兵致电南京中央，表示愿“将圻琛两舰国家武器仍以交还国家”，请求中央“俯赐收录”[16]。
鉴于圻琛两舰是否投伪既是蒋介石、陈济棠等人担忧的问题，又是海军部解释炮击事件发生的主导因素之一，笔者有必要考证圻琛两舰是否有投伪之事。圻琛两舰官兵多为东北籍，且两舰在香港时确有日本间谍等舰劝诱，因之，当时舆论确有两舰驶往台湾之说。张凤仁在晚年回忆文章中对此事并不讳言：“这时日本驻广州领事田中（名忘记）来香港，求见两舰舰长。……我们认为田中此来不外拉拢我们去东北当汉奸，于是毅然拒绝，他就绝望而返。”[17]这段史料表明日本确有派人赴港活动，但日本人的求见为两舰舰长所拒绝。由于时隔29年，张凤仁在回忆时已不记得此人的名字，实际上，此人是臼田中佐，时任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然而，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相关档案，并无臼田中佐策划两舰投伪之记录，仅仅是作为旁观者密切关注此事，例如臼田中佐对舆论风传两舰驶向台湾的反应是“感觉这只是为了中央在做宣传”[18]。而对于谣言起因，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水泽孝策在致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密电中表示有两种可能：其一，陈济棠为挽回颜面，“故意传播两舰逃亡满洲、台湾的谣言”；其二，圻琛两舰未入香港之前，“希望由伪满收购两舰的交涉失败。”尽管水泽孝策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但他亦承认“在6月19日两舰进入香港后，“海圻号”舰长声明将奉中央的命令赴厦门，因此传言销声匿迹”[19]。由此判断，圻琛两舰投伪之说确为谣言。
对于付出巨大财力供养圻琛两舰约两年的陈济棠而言，显然并不甘心就此失去这一重要武装力量，为此，陈济棠试图通过香港政府挽回颓势。6月15日晚，两舰尚未冲出虎门，陈济棠即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菲利普斯（Herbert Phillips）向香港政府转达，倘若两舰在香港海域避难，希望香港政府予以扣留[20]。17日晨，在圻琛两舰已冲出广州最后一道防线虎门要塞的情况下，陈济棠判断两舰仍会驶往香港，但为防止两舰投降伪满，陈济棠采取双管齐下的应对措施：一面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乞饬沿海各舰队妥为防范，并设法收容”[21]，期望通过中央军舰防止两舰逃亡伪满，为派员赴港交涉争取时间；一面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与香港交涉上，派外交部特派员甘介侯与菲利普斯交涉，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借由香港政府将两舰扣留并返还广州。
甘介侯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32年辞职后南下广东，1935年外交部任命其为外交部驻粤桂两省特派员，因而其正式身份可以代表中央，但实际上其为“粤陈（济棠）代表”[22]。甘介侯的双重代表身份恰被陈济棠选中作为与香港交涉的代表人选。17日，甘介侯在与菲利普斯的通话中声称作为广州当局和南京政府的代表，要求一旦两艘巡洋舰进入香港水域，香港政府应当将其扣留。甘介侯进一步要求英国政府应将两舰视为逃亡舰（outlaws），并协助广州当局截获它们[23]。此时菲利普斯已经获知圻琛两舰停泊于香港附近，但未对甘介侯的要求作出明确表态，而是承诺会立即将甘介侯的要求报告给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
1935年，中英关系从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基于中英关系的大局考虑，贾德干在18日致电香港政府，建议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宣布两舰为叛舰（rebels）之前，应将圻琛两舰当作中国军舰对待[24]，同时强调一旦圻琛两舰利用香港作为反抗广州政府的基地，那么香港政府应该将其驱离香港海域。香港政府将贾德干的建议作为处理圻琛两舰的基本方针[25]。贾德干的态度实际上拒绝了广州地方政府将两舰扣留的要求。19日上午，在获悉贾德干大使态度后，香港政府同意两舰驶入港海[26]。
圻琛两舰官兵在驶入香港之前，再次致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说明因经费困难、伤员留医在港，两舰准备驶入香港，然后“航行入京、受训候命”[27]。下午1点左右，两舰驶入港海，驻泊油麻地海面。入港后，两舰官兵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在香港勾留两至三日，采办粮食与燃料后，北上加入中央政府[28]。
陈济棠获知香港政府允许圻琛两舰驶入香港后，继续派遣甘介侯通过菲利普斯向香港政府施压，敦促香港政府扣押两舰。19日晚，甘介侯提出4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处理方案[29]，菲利普斯仅表示会将广州当局的态度转达给贾德干大使，但实际上，由于香港政府已经确定不会将两舰作为叛舰对待，陈济棠希望通过香港政府扣押圻琛两舰，然后返还给广州的外交交涉失败。(https://www.daowen.com)
陈济棠在与香港交涉无果之后，转而派员策反两舰员兵，同时于19日分电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外交部长汪精卫，以两舰“防弭海盗之用”为由向中央求援，请“照会英国大使，电令香港政府将舰交回粤省”[30]。
由此观之，19日圻琛两舰驶入香港之后，两舰官兵、广州当局和香港政府均将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决定权交予南京中央政府。如此，南京政府对待圻琛两舰北归一事的态度将变得尤为重要。现有资料显示，蒋介石最迟于18日通过各方情报获知黄埔事件[31]，但直到19日圻琛两舰驶入香港后，蒋介石方收到两舰官兵请求中央收录电报。为使圻琛两舰尽早脱离广东，驶向中央政府控制区域，蒋介石做出以下3点指示：一、回电唐静海、张凤仁，令其率“圻琛两舰即直驶厦门候令”[32]；二、指示蒋伯诚、陈其尤“切实抚慰两舰员兵，开往厦门停泊候令”[33]；三、电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圻琛两舰到厦时，予以抚慰收容[34]。厦门是受中央政府统治且离圻琛两舰最近的港口城市，蒋介石在收容圻琛两舰时，之所以要求两舰立即驶往厦门，乃出于防范两舰返粤或投降“伪满”之考虑。
对于陈济棠19日“皓电”，外交部长汪精卫复电称“已与英大使与商，据称港粤此例只能听其自由，此为港政府传统态度，不易更改”，并明确表示圻琛两舰既得自由，“不如由中央收回，免其逃至伪国”[35]。蒋介石亦表示圻琛两舰由中央收容。在当时宁粤对峙的政治背景之下，蒋汪两人的表态实际上宣告陈济棠期望由中央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迫使香港政府返还圻琛两舰的对策彻底失败。
从南京政府最初的应对措施来看，蒋介石显然把圻琛两舰北归作为一次偶发的海军事件，而非涉及香港政府的外交事件，其对应措施的出发点在于尽快使两舰脱离陈济棠的影响范围，驶向南京政府控制区域。然而，南京政府决策层未能及时通过外交途径将其态度函告香港政府。为了探明南京政府态度，贾德干大使于18日—19日先后两次赴外交部询问南京政府对圻琛两舰的态度。18日晚，贾德干与外长汪精卫讨论广州局势，此时汪精卫尚不清楚圻琛两舰去向，但“他似乎期望两舰重新拥护南京政府……他并未要求港英政府在两舰驶入香港水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从与汪精卫的谈话中，贾德干认为英方“应该把两舰作为中国舰队的一部分（units of the Chinese fleat）”[36]。
未能明确获悉南京政府态度的贾德干于19日晨继续造访外交部，负责接待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尚未收到有关圻琛两舰的电报，因此，贾德干与其谈半小时即告辞出[37]。然而，下午徐谟派参事访问贾德干，私下询问香港政府是否可以通知圻琛两舰指挥官既离香港海域。该参事告诉贾德干，中国政府已收到声称两舰将驶往南京的电文，但两舰舰长尚在等候中央指令。贾德干提出“以正式通知的方式使两舰尽快离开香港水域”。[38]贾德干的建议获得中方赞许，称英方在此事中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至此，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方明确南京政府的态度，并及时将此信息传达给香港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徐谟的态度仅为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对南京政府最有利的建议。对照蒋介石最初应对圻琛两舰北归的3条指令，并未提及通知香港政府驱逐两舰，而是直接电令两舰驶往厦门，徐谟的态度并非整个南京政府决策层的态度，即贾德干传递给香港政府的信息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决策层的真实态度。
在港候令的圻琛两舰以原中山舰长陈涤的香港房产押得1万元港币[39]，为两舰补充煤炭[40]。21日，唐静海、张凤仁收到蒋介石“直驶厦门”电令，颇感失望。“直驶厦门”指令不但与19日“航行入京”的请求不符，更重要的是厦门靠近闽系海军第一舰队驻泊地福州马尾。不愿驶向厦门的两舰官兵立即回电蒋介石，委婉指出：“今全体官兵以钧座指示候令地点、环境亦不甚佳，深愿直航首都就近受训。”[41]此时圻琛两舰面临的问题，唐静海、张凤仁曾在致蒋介石电报中谈及：“陈济棠派刘永诰、黎巨球、凫翮、谭刚等上舰百般利诱，要求开回广州，任何条件悉愿接受等语，职等早已决心归诚中央，而不愿在此恶劣环境中被其纠缠，并恐留港日久，煤食又感困难。”[42]除此之外，21日中午，香港政府按照贾德干大使的建议，致函两舰官兵希望圻琛两舰尽快驶离港海。[43]因此，局势发展至21日中午，圻琛两舰的处境越发困难，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圻琛两舰官兵决定在尚未接到蒋介石是否允许直航首都及下一步指令的情况下，于当日下午4时左右离港北上，“拟慢航行听候钧座最后命令”[44]。两舰官兵在启程之前，如实将“直航首都”计划向居中联络的蒋伯诚汇报[45]，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擅自离港的责任。
然而两舰官兵在离港前复函香港政府，称“接南京中央指令，两舰将于今日下午四至五时离港，直驶厦门”[46]，并未将实际航行计划通知香港政府。从两舰角度考虑，离港前从中央接到的是“直驶厦门”指令，“直驶首都”的请求尚未得到批准，并且从地理方位上考虑，驶往厦门、南京均为离港北上，似乎并无通知香港政府其具体计划的必要。因此，在21日下午，香港政府获得有关圻琛两舰北上的消息是驶往厦门。
21日16时30分，圻琛两舰驶离香港北上，驶往南京。
那么，蒋介石是否同意两舰直航首都的请求呢？蒋介石处理圻琛两舰事的目的是使两舰尽快回归中央，其“直驶厦门”的指令即含有此意，其顾虑在于圻琛两舰可能投伪，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获知黄埔事件的情报中即有圻琛两舰“闻投中央”或“北投伪国”两种可能[47]。因此，当23日收到蒋伯诚“个电”时，由于圻琛两舰“直航首都”的请求与蒋介石“导之航京”的目的相符，因此蒋介石非但不介意两舰官兵违令，而且立即同意其请求，并迅速做出以下安排：一、致海军部长陈绍宽“漾未秘蓉电”，告以圻琛两舰21日直航首都事，电令海军部各舰“不可在半途加以留难，到时并盼妥予收容训勉为要”[48]；二、复电蒋伯诚，“准其直航首都”[49]，并称已电告海军部通令各舰不可在半途留难。
从19日至21日南京政府对圻琛两舰北归的处置及23日蒋介石同意两舰直航首都的意见来看，尽管决策层存在未能及时通知香港政府其态度的不足之处，但整体上处理得相当成功，若无其他意外发生，假以两日，圻琛两舰驶回南京自然不成问题。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恰恰在于，某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往往能影响整个事件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