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海军统一路径之嬗变

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海军主要由广东海军和北伐期间先后易帜的闽系海军（后入主海军部，又称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又称青岛海军）等3支海军力量构成。时至1932年，国民政府三大海军派系之军令、军政仍操之于不同机构之手。海军部掌握着中央海军之军令、军政权^[4]；东北陷落后，东北海军军令权转移至军委会北平分会管辖，海军军政仍掌握在青岛海军司令沈鸿烈之手；1932年5月—7月，陈济棠通过琼崖海战战胜陈策，将海军各舰整编为第一集团军舰队，实现了掌控广东海军政令的夙愿^[5]。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面对空前的国防压力，在国民政府内部海军部、军委会先后提出两套统一海军的方案。海军部所提统一方案集中体现在海军部长陈绍宽于6月4日向蒋介石呈请的《函陈统一海军计划案》之中，其实质是将全国海军军政置于海军部统一之下^[6]。具体途径为发挥其绝对优势，从统一全国海军舰艇着手：其一，利用有限经费，建造新舰，增强实力。至抗战前，“海军部[历]年来建造订造之舰艇计有平海、宁海巡洋舰，逸仙、永绥、民权、民生、咸宁等炮舰，十宁等浅水炮舰。”^[7]其二，利用其他派系战乱之际，派军舰收容出逃军舰。较为成功的案例是1932年7月，海军部接收“中山”舰。

军委会的方案则从统一海军军令入手。1933年1月，军委会修正《民国二十二年度军事委员会军事进行纲要》，其中关于海军部分，要求“中央、东北、广东三舰队一律收归军委会指挥，以一事权”^[8]。1934年，参谋本部第一厅第四处处长朱伟，^[9]在呈请军委会之《国防计划海军部分》中，为军委会统一海军计划拟定了具体方案：“海军军令权归于最高军事机关而统一之。是即将广东海军之指挥权自第一集团之手、青岛海军之指挥权自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之手、将长江海军之指挥权自海军部之手，悉移而置之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下。”^[10]该方案的核心是将三派海军的军令权悉收归军委会，以统一全国海军军令。在实践层面，1935年春，军委会决定成立海军军令处，以原广东海军系统的陈策为处长。^[11]海军处的成立表明军委会在1935年初已经迈出了整理海军军令的重要一步。(https://www.daowen.com)

1935年发生的圻琛北归事件为海军部、军委会提供了一次实现海军统一的难得契机。在此事件中，海军部接收两舰失败，使其失去统一海军的最佳时机，且暴露出海军部无法完成海军统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中央身份不被认可。尽管闽系入主海军部之后有中央海军之称，但在圻琛两舰北归一事中，其中央身份并不被军委会、地方军系和港英政府所认可，甚至海军部被圻琛两舰官兵指责为“一省一系包办”^[12]。除以往研究的共识“经费不足”之外，“中央身份不被认可”是中央海军始终未能完成海军统一的另一重要原因。

1935年，军委会通过圻琛两舰北归及其善后处置，成功实现了对圻琛两舰的控制，并趁机将全国海军军令权划归其下办理。这在宣告海军部主导的海军统一进程戛然而止的同时，显示出军委会已然替代海军部成为主导国民政府海军统一的新机构。至1935年年底，军委会能够控制的势力包括军令处长陈策（原广东海军）、圻琛两舰（原广东海军）、第三舰队、电雷系海军，上述人员在排斥海军部领导的共同心理以及军委会的整合之下，开始呈现出整合非中央海军势力并逐渐排挤中央海军、消弭派系的全新统一海军路径。

然而从1936年至全面抗战爆发，军委会并未取得统一海军的更进一步成果。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海军在面临日益严重的对日备战压力下，将工作重心用于长江布防；另一方面则因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突于1937年2月因注射感染去世，使得军委会失去了整合海军的主力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