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部派舰接收及其中央身份不被认可之困境
21日18时，圻琛两舰驶离香港至横澜灯塔附近竟遭海军部“宁海”“海容”和“海筹”三舰炮击。深感意外的圻琛两舰紧急折回香港，并于20时前后致蒋介石“马戌”电汇报遭遇及请示北归办法。原本进展较为顺利的圻琛两舰北归，因21日晚海军部三舰炮击事件开始趋向复杂。
然而，在21日炮击事件前，蒋介石处理圻琛两舰北归的措施中并未指示海军部派舰南下。那么，海军部派舰南下究竟是奉命而为还是擅自主张？海军部三舰为何在香港附近炮击圻琛两舰？上述问题恰能反映出海军部与军委会关系的实际运作。海军部相关档案的缺失为探讨上述问题留下了遗憾，所幸的是时任海军部顾问英国海军上校莫士（J.A.V.Morse）随同海军部南下，事后于8月18日向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汇报了其随舰南下的整个过程，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据莫士报告，6月18日陈季良率领第一舰队停泊于舟山群岛，18时30分，陈季良在与第一舰队诸舰长进餐时，已经收到有关圻琛两舰离粤事，当时判断有率舰南下之可能。19日9时，陈季良对莫士表示已经收到率舰南下命令。17时30分，“海容”“海筹”两舰补充煤炭后，陈季良携海军部顾问莫士率第一舰队主力军舰“宁海”“海容”与“海筹”三舰起航南下。[50]莫士虽未在报告中提及南下命令源于何处，但从时间上判断显然是来自海军部长陈绍宽。其因有三：尽管蒋介石18日晚已经获悉圻琛两舰离粤事，但在前文所述19日3点指示中并未提到海军部，此其一。其二，现存史料显示蒋介石与陈绍宽就此事建立的直接联络是在23日，陈绍宽在向蒋介石汇报海军部派舰南下的电报中提到“海圻、海琛两舰离粤后，本部遂派陈季良次长率宁海、海容、海筹、通济等舰先后南巡防范一切”[51]，从措辞上看，“本部遂派”四字表明南下命令来自海军部。其三，当收到蒋介石“漾未秘蓉电”时，已经获悉炮击事件的陈绍宽在24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将派舰南下的动因更改为“前奉钧谕”[52]，推卸责任之意甚为明显。正是由于擅自主张派舰南下，陈季良在南下接收圻琛两舰遇到了若干困难。
海军部三舰从舟山群岛出发至香港需在海上航行2天时间。20日晚，陈季良为探悉圻琛两舰在港动向，派遣具备无线电通信功能的“通济”舰从厦门出发前往香港。21日晨，“通济”舰先期到达香港，并于中午向陈季良报告圻琛两舰尚泊香港，计划于当日16时离港。由于海军部三舰到达香港约在20时左右，陈季良通过“通济”舰命令圻琛两舰在港等候他们的到来。[53]随后，陈季良在舰上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如果叛舰没有遵令离开香港，他打算尽可能地拦截两舰；当两舰未服从他的信号，他将开火炮击[54]。会后，陈季良命令各舰进入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莫士则致电香港，请香港方面通知圻琛两舰，海军部三舰即将到来，并再三要求圻琛两舰停留至次日。然而，此时圻琛两舰已经离港，因而从香港得到的回复是圻琛两舰已经起航驶往厦门[55]。
值得探讨的是圻琛两舰出发前是否收到陈季良的命令。现存史料呈现完全相反的记载。据路透社消息，“海圻”舰出发前，代理舰长唐静海表示，“通济”舰来港后，他们认为“通济”舰隶属中央海军，既已决定投靠中央，理应与“通济”舰取得联系。两舰选派“海琛”舰副长吴支甫登“通济”舰询问其来此是否与南京处置二舰计划有关，但得到的答复却是“通济此次抵港，仅为训练游弋，并未接有南京方面关于二舰之训令”[56]。张凤仁在回忆文章中的说法与唐静海相同[57]。然而，唐静海等人在22日上午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养巳电”称，陈季良在两舰折回香港后指责两舰“本日（21日）电通济派员通知候舰，暂缓开到，竟置不理，殊属有违命令”。由于“养巳电”正好对应莫士的报告，并考虑到档案文献的可靠性，笔者认为圻琛两舰在21日确实收到了由“通济”舰发来的暂缓离港的训令，而两舰之所以未遵海军部令，乃在于对海军部三舰“中央身份”与此来目的的怀疑，即唐静海所言的“通济舰祇派大副持字条至聀舰，说缓开并未有正式公文即电报，且未奉有委座、院长训令着缓开，并[未]奉委座院长令知有陈司令来接”[58]。
18时，海军部三舰在香港横澜灯塔附近发现圻琛两舰后，立即发出“停下否则将会开炮”的信号，并通过无线电要求圻琛两舰“返回香港”。[59]10分钟后，在圻琛两舰进入宁海射程且两舰未遵令的情况下，“宁海”舰开始炮击两舰。圻琛两舰因宁海三舰在己方射程之外，且又看到“宁海”舰悬挂有次长旗，因而未及还击便折回香港。所幸炮击之时，由于天降暴雨，遮天蔽日，“宁海”舰未能命中圻琛两舰。从莫士的报告看，炮击两舰的决定是陈季良在21日14时召开的舰长会议上作出的，是否获得陈绍宽的同意不得而知，但这一行动显然与1932年陈季良强行接收“中山”舰颇为相似。
尽管炮击事件破坏了海军部与圻琛两舰官兵之间仅存的信任，但陈季良此来香港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接收圻琛两舰。那么，在炮击事件之后，陈季良是通过何种方式接收圻琛两舰呢？
首先通过外交方式，希望由香港政府出面扣押圻琛两舰。炮击事件后，圻琛两舰折回香港，而“宁海”三舰在未获香港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无法驶入香港，只得驻泊港外，派遣英国海军上校莫士同“海容”舰副舰长周应骢（Thomas Chow）前往香港政府交涉。22日1时15分，在与署理港督萧敦（Thomas Southorn）会谈中，莫士解释称“宁海”三舰此次来港代表中央政府，同时转达了陈季良希望由香港政府传达含有以下内容的信函给圻琛两舰官兵：“如果圻琛两舰将炮闩上缴并随‘宁海’舰偕同入京，中央政府自当保证两舰员兵安全。”[60]令莫士颇为意外的是，萧敦明确表示南京政府并未提出“允许宁海舰驶入香港”的请求，更令莫士大为惊讶的是，萧敦称南京政府已经通知他，将圻琛两舰视为中国海军的一部分（units of the Chinese Navy）。不过萧敦接受了陈季良的请求，派遣一名卫士至“海圻”舰传送信函。
炮闩乃火炮上用于装填、发射炮弹的装置，圻琛两舰卸去炮闩即失去攻击能力。两舰官兵选派吴支甫赴宁海舰交涉，提出4条意见：“第一，本国人往来不应假英国人之手（因陈季良的公文是由英国小火轮送来的）；第二，圻琛两舰炮栓不能缴，如果为了安全，可以互换；第三，下级应该服从上级，但上级不问青红皂白迎头就打，下级不能不进行自卫；第四，如开诚相见，我们请次长改乘海圻，指挥同回南京。”[61]两舰官兵明确拒绝了陈季良要求上缴炮闩之令，陈季良亦无法接受“互换炮闩”与“改乘海圻”等条件。24日下午，圻琛续派代表至“宁海”舰商谈收容办法，但在关键的“上缴炮闩”一事上，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炮击事件后，圻琛两舰官兵向香港政府透露了其真实态度是“不会服从陈季良的命令，仅服从通过无线电联络的中央政府的命令[62]。即圻琛两舰官兵只服从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命令。(https://www.daowen.com)
闻知炮击事件后，蒋介石的态度是否因海军部三舰的介入而发生变化呢？史料显示蒋介石23日晚收到唐静海关于炮击事件的电报后，立即致电陈绍宽，警告“此种处置恐徒逼之回粤或驱其投伪”，但蒋介石对于由海军部收容两舰仍持支持态度，“准其直航首都，妥为收容盼”[63]。“导之航京”是蒋介石处理此事的目标，在蒋介石看来，海军部三舰抵达香港则增加了成功接收的可能。至双方在缴交炮闩一事上纠缠时，蒋介石处理办法体现了上述原则，一面致电陈绍宽转令陈季良“就近和平抚慰，劝同北航，勿勒缴炮闩为要”[64]，一面指示唐静海等人“希即随同陈次长北航来京，勿再迟延为盼”[65]。26日，双方收到蒋介石裁示后，“上缴炮闩”之争即告解决。26日晚至27日晨，陈季良先后将海容、海筹、应瑞和通济四舰撤离香港，开赴厦门，以示收容诚意，同时，陈季良27日正式通知香港当局：“宁海、海圻、海琛三舰定三十日离港北归。”[66]
然而27日，双方围绕如何北航，再起争端。陈季良首先提出开行办法：“筹瑞二舰在前，圻琛二舰居中，宁海殿后，各距十海里”[67]。但在唐静海、张凤仁等人看来，由于“宁海”的航速快于“海圻”“海琛”的航速，“宁海”与圻琛两舰相距10海里（18520米）恰好在“宁海”舰射程20000米之内，而超出了圻琛两舰射程12000米之外，陈季良所提之编队计划就是把圻琛两舰夹在中间，只能挨打不能还手，使两舰完全处于被动地位[68]。唐静海、张凤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各舰可并行，舰距可为五百米”的开行办法，此意为双方均在对方的炮舰射程之内，圻琛两舰若遭炮战，尚有反击之力。遗憾的是，唐静海、张凤仁所提这一虽赋予两舰还击之权的方案，但在实力对比明显有利于接收方的情况下，未获陈季良首肯，使海军部错失了最佳接收时机。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再次电请蒋介石裁示。
而此时局势开始朝着不利于海军部的方向发展，首先圻琛两舰官兵态度趋于强硬。27日下午，唐静海、张凤仁等人致电蒋介石，指出陈季良所提圻琛两舰居中之开行办法，“恐出海后被飞机威胁，前后夹击，是非无人证明”[69]，至晚间两人在致陈策的电报中提出了可接受的两种方案“务请中央派大员到舰，或请陈次长季良到海圻指导”，并以威胁口气指出若两者均不能接受，则“政府即发遣散费，员兵在此离舰”[70]。因此，在陈季良拒绝乘“海圻”舰回宁的情况下，中央只有另行派员赴港接收。
其次，香港政府态度骤变。圻琛两舰折返香港后，香港政府对此两舰仍视为中国舰队之一部分。同时，为了戒备类似炮击事件的“续有之可能的发展”，香港政府将“英潜艇、驱逐舰各一艘之请假登陆将士均经召回。另有英驱逐舰一艘开至九龙湾监视二舰，普防阻二舰中人登陆”[71]。然而25日，两舰官兵突然接到香港政府来函谓“接中国政府照会，着海圻离开本港”[72]。
香港政府何以在海军部接收最为关键的时期驱逐圻琛两舰离港呢？英方档案显示，此系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对局势的误判。从圻琛两舰19日入港至25日，香港政府始终未能收到国民政府对两舰处理意见的正式外交公文，其探悉国民政府态度的唯一渠道是贾德干大使在18—19两日分别与外交部长汪精卫、副部长徐谟的短暂会谈，从会谈中，贾德干获得两条重要信息：其一，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圻琛两舰为叛舰之前，香港政府仍视两舰为中国军舰之一部分；其二，国民政府希望香港政府出面驱逐两舰离港。香港政府以贾德干大使的上述信息视为国民政府的确切愿望[73]，在21日建议圻琛两舰离港时，恰逢圻琛两舰主动离港，但令香港政府措手不及的是圻琛两舰当日晚折返回港。在与圻琛两舰官兵的电文往来中得知两舰仅服从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命令，香港政府对形势的判断是“局势似乎有可能陷入一个漫长的谈判期”[74]。
由于迟迟未见国民政府外交照会，香港政府只得再次通过贾德干探悉南京政府态度并寻求解决之道。颇为不巧的是，贾德干已于22日下午从南京飞赴北平[75]，不但无法及时获悉国民政府态度，而且从贾德干25日致英国外交大臣赛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的报告中可知其本人对事件进展的了解仍停留在21日，贾德干向霍尔表示：“外交部部长汪精卫告诉我，圻琛两舰打算重新效忠中央政府，此后中国外交部又私下派员到驻华大使馆询问，是否可能由香港当局出面命令圻琛两舰指挥官率舰离开香港海域。我刚刚得到消息称，6月21日圻琛两舰离开香港后即遭到北方战舰的炮击，他们被迫返回。”[76]因此，贾德干大使给香港政府的回复是：“注意到中国外交部次长曾指出，两位舰长已经失去了对军舰的控制，并且由于这两艘巡洋舰似乎已经对香港的和平造成威胁，我认为您有理由要求两舰在限定的时间内离开香港水域，违者将被解除武装并处以扣留，直至中国政府按照自身的意愿对这一事件的处置作出决定。”[77]显然，贾德干大使的处理建议与局势的进展偏离甚远，但署理港督萧敦据此通知圻琛两舰立即离开香港海域，并安排英舰“多赛特郡”（H.M.S.Dorsetshire.）护送[78]。唐静海等人接到香港政府信函后，认定此举“系必海军陈次长所为也”[79]，但此时“未便即日离港”，乃采取拖延战术，复函香港政府，称轮机损坏，正在维修，至少需要四五天的时间。香港政府认为圻琛两舰之所以如此回复，是因为圻琛两舰当日收到了从南京发来的电报[80]。由于香港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取决于圻琛两舰是否服从南京的要求[81]，既然南京政府对圻琛两舰已有指令，遂决定不再驱逐圻琛两舰，而是给予足够的时间，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解决这些纠纷”[82]。但香港政府并未将其态度的转变通知圻琛两舰官兵，唐静海遂致电蒋介石报告香港政府驱逐事并请求援助。
最后，圻琛两舰官兵态度的变化及香港政府驱逐信函促使南京政府对海军部接收两舰态度的改变。蒋介石收到唐静海等人的“有申电”后，并未直接怀疑海军部，而是于27日致电汪精卫向其求证外交部是否有“驱离”照会。28日，汪精卫就照会一事专门回电蒋介石，其电文称：“外交部并无此项照会，定又是海军部所为”[83]，进而指责海军部在处理此次收容两舰时一意孤行，对军委会、行政院命令阳奉阴违，造成难以收拾之僵局，对海军部此次接收颇为失望。无独有偶，朱培德在26日致蒋介石的电文中亦表达对海军部此次接收的不满，称“此次对于圻琛两舰派宁海等舰南下炮击，事先事后均未呈报”[84]。军委会与行政院对海军部态度转变后，28日经由朱培德与汪精卫协商后，决定“由军委会、行政院分令海军部速调宁海应端等舰回京”。当然，海军部此次对于圻琛两舰志在必得，其遵令回调宁海等舰的前提是圻琛两舰回京后拨归海军部。早在24日，朱培德闻知炮击事件情报后，在拟定的应对办法中有请蒋介石先密令将圻琛两舰“归还海军部以安厚甫（陈绍宽）心理”。蒋介石对此提议深表赞同，在26日回复朱培德的电文中表示“海军自当归还海部不成问题”[85]。陈绍宽据28日决议电令陈季良率宁海等舰回京。30日下午，陈季良率领宁海等舰离港北航[86]。至此，陈季良率领的海军部南下接收舰队最终铩羽而归。
从19日陈季良率舰南下至30日离港北归，海军部赴港接收两舰，恰如莫斯所言：“宁海等中央政府诸舰造访香港，彻底影响了圻琛两舰向中央政府的安全移交。”[87]问题是，陈季良率领的接收舰队均为当时最先进的军舰，与圻琛两舰相比拥有绝对武力优势，在港接收之时受到港督礼遇，同时接收之初又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与信任，为何却无果而终？固然派系之见以及陈季良的处置失当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军部顺利接收圻琛两舰，然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接收失败的症结在于各方对海军部中央身份的质疑。其一，尽管陈季良声称代表中央赴港接收圻琛两舰，但香港政府并不认可海军部的中央身份，香港政府仅从外交途径与南京中央政府建立联络，在未接到外交部照会之前，即使对作为中央部门的海军部亦不承认其中央身份。其二，圻琛两舰官兵认为海军部乃“一省一系包办”[88]，不足以代表中央，因而两舰官兵在回复香港政府的信函中即表示他们不会服从海军部政务次长陈季良之令，仅听从正在联络的军委会与蒋介石的命令。其三，即使在中央，海军部亦未能协调与军委会、行政院之间的关系，除了朱培德指责海军部派宁海等舰南下炮击，事先事后均未呈报之外，汪精卫的诘难颇具代表性：“该部此次一意孤行，愈弄愈僵，且为规避责任计，对军委会则云奉行政院令要如此办，对行政院则云奉军委会令要如此办，及在国防会议经弟与益之兄等互相证明，则又称直接奉尊处电令要如此办，今则索性矫称中央政府照会港政府矣，且对两舰始终用蛮，颇类乘机报复多年激愤，而不计急迫之走险，亦可谓无识。”[89]因此，当海军部的中央身份受到质疑时，军委会与蒋介石一旦认定海军部的行动与“导之航京”接收目标相违时，即预示着海军部接收必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