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军委会逐渐掌控海军重建的主导权

全面抗战爆发后，闽系海军在江阴海战中表现英勇，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其主力舰艇悉沉于长江，仅剩为数不多的炮舰。1938年1月，海军部奉命改编为海军总司令部（下文简称海军总部），以陈绍宽为海军总司令，该部人员仍以闽籍人士为主。此后闽系海军以江中布雷为主要任务，其间虽有数次关于复兴海军的讨论，但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均为昙花一现，不可能付诸实施。在主力舰艇尽失后，相对于其他派系海军，闽系海军依然掌握着人才优势。这表现在：其一，海军总部仍以闽系海军人员为主，且人数远高于其他海军派系人员；其二，1941年青岛海军学校停办后，闽系培育未来海军人才的马尾海军学校尽管自1938年迁往贵州桐梓，但却成为国民政府仅存的一所海军学校。由此可见，从海军总部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约4年的时间里，海军在舰艇悉数沉没的情况下，将战场转向江中布雷，海军重建无从谈起，而闽系海军的优势仅存人才一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闽系海军的人才优势开始受到军委会的挑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后，从1942年开始借助于英美两国的军事援助，不断派员赴英美参战见习和借舰参战。无论是海军总部还是军委会均意识到此时所选派的海军官兵在未来必将成为中国海军的中坚力量，因此对所派人员的出身极为重视。尽管陈绍宽力图为闽系海军官兵提供机会，以便继续掌控海军，然而军委会完全处于主导地位，在选拨军官之时，尽可能照顾到不同派系的海军人员^[13]。据张力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选派英美受训海军军官出身情况如下：

表6-1　战时派赴英美受训海军军官出身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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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力《1940年代英美海军援华之再探》，见李金强、麦劲生、刘义章合编：《中国近代海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6年刊行，第296—297页。

恰如张力所言，军委会于抗战后期掌握选派海军军官赴英美受训的主导权后，“闽系海军原有的优势地位大为降低，新的中央海军该如何组成，已非闽系海军人士所能掌握。”^[14]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开始着重考虑如何建设、由何人负责建设一支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新海军，闽系海军的建军方案与高层人员已不在蒋介石的考虑之列。

综而言之，北伐结束后，闽系海军力主通过掌控海军中央机构的有利条件实现海军统一，但未能取得实质进展。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国民政府内部海军部、军委会先后提出两套路径迥异的海军统一方案，前者侧重从统一海军军政入手，后者力求划一海军军令。1935年，海军部未能妥善处理海圻、海琛两舰北归事件，使其失去统一海军的最佳时机，且暴露出海军部无法完成海军统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中央身份不被认可。与此同时，军委会通过圻琛两舰北归及其善后处置，成功实现了对圻琛两舰的控制，并趁机将全国海军军令权划归其下办理。全面抗战爆发后，闽系海军的舰艇实力被严重削弱，其吨位优势不再。及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军委会透过选派海军军官赴英美受训、接收英美赠舰等掌握了建设新海军的主导权。经过长达10余年的竞逐与博弈，整合中国海军的主导权最终从从闽系海军掌控的海军部手中转移至军委会，这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重建新海军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