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萧湖之畔
1929年春，河下古镇走来三位身着长袍大褂的男青年。他们交谈着，向萧湖方向走去。
萧湖在河下古镇东南方向，与勺湖、月湖相连，并称“淮安三湖”。湖中菰蒲摇曳，莲花映日，舟楫往来，鸥鹭翩跹，风景如画。
三人顾不得欣赏萧湖美景，匆匆走上横贯萧湖的莲花街。在大街西端，他们转身走进新安会馆。
明末清初，前来淮安经商的徽州人日益增多。他们成立了同乡会，把周宣灵王庙购为公产，并在庙里设立了会馆，推选专人管理会馆事务。由于徽州别名新安，所以称为“新安会馆”。同时，他们还筹资增购田产，用田租收入作为会馆的活动经费。
这三位青年来自南京晓庄学校，都是陶行知的学生。他们此行是受老师委派，前来创办新安小学。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安徽歙县人，1891年10月出生在黄潭源村一个贫寒之家。
十四岁时，陶文濬进入歙县基督教会创办的崇一学堂。彼时，他曾在宿舍墙壁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激励自己发奋学习。
十七岁时，陶文濬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希望通过医学谋生，并实现医学报国的理想。但是，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学生，他不想让自己的思想受外国人摆布，入学仅三天即愤而退学。
1910年，陶文濬在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就读期间，非常敬慕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于是改名为陶知行。
大学毕业后，陶知行191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改革者之一。杜威的教育理念，区别于传统教育“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的“旧三中心论”，提出了“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的“新三中心论”。
此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杜威就创立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作为其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
杜威的思想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胡适、冯友兰、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国学大师和学者，都曾师从杜威。
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出发，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
陶知行对杜威的这些教育理念非常信服。1917年，陶知行带着杜威的教育思想归国实践，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并继续研究教育问题。1917年底，他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始终围绕着“科举指挥棒”，学子们大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学而优则仕”成为学习的唯一目的。陶知行深知这些腐朽落后的教育模式对中国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危害，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倡导“读活书、活读书”。
1922年，陶知行发表文章，把杜威的主张翻了个筋斗，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生活即教育”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形式的扬弃，即要通过生活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生活决定教育，是教育的中心，教育来源于生活，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社会即学校”将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终身教育三者相关联，构成社会终身教育体系，使“读书的教育”变成“行动的教育”。社会本身就是学校，整个社会便是一个大学校，“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教学做合一”改变传统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把学生从脱离实际死读书中解放出来。“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是以做为中心”，以此培养具有“行动能力、生活能力、创造能力”的新型人才。
此后，他围绕着“生活教育”思想著书立说，构建起一套目标明确、内容丰富、理论完善、操作可行的学说体系，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东南联合大学校长美国人布莱恩·库朋评价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非常落后，尤其是乡村教育亟须发展。
陶知行认为在三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于是开始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
1923年，陶知行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陶知行立下宏愿：“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次年，陶知行毅然辞去了东南大学教授职务，在南京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南京晓庄学校），打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思想的试验田。
学校以“教学做合一”为校训，把“与人民亲近”“与万物亲近”“在劳力上劳心”的理念贯穿全部教学活动中，提出要培养具有“科学的头脑，健壮的双手，农夫的身体，艺术的情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对社会有用的学生。
在晓庄学校期间，陶知行的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了巨变，对知行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把以前信仰的“知为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观点倒转过来，变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为此，他把原来的名字“陶知行”改为“陶行知”。
此后，陶行知不断派学生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地创办实践“生活教育”的学校。
1929年春，淮安县新安会馆主持人吴俊卿屡次邀请陶行知到淮安创办学校。
这个“邀请”与陶行知正在推进的乡村教育行动甚是合拍，于是他决定在淮安创建新安小学。
经过一番筹划，各方达成决议：新安小学由南京徽州同乡会与淮安徽州同乡会合办，将新安会馆资产悉数充作办学基金；两处同乡联席会议产生校董会，再由校董会聘请校长。首任校长由陶行知亲自担任。
陶先生把这件事在晓庄学校演讲会上一宣布，学生李友梅首先站起来，要求去开拓这片新教育的荒地。接着，蓝九盛和吴辅仁同学也踊跃报名。
深思熟虑之后，陶行知委派他们前去筹建新安小学，并担任老师。
临行之前，陶行知语重心长地对三位弟子提出三点希望：第一，你们是到那里去创造，不是到那里去享受，你们是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第二，要在教育上革命，进而办一种革命的教育，做一种新教育的试验。第三，这个学校办起来，马上就是那里的全体农人和儿童的共有物，不要把他们看成是你们三人或者此外的任何一个人的私有品。
三人带着陶先生的重托和希望，登上了前去淮安的小火轮。
他们来到新安会馆后才发现，吴俊卿本想独占新安会馆的这份财产，但被会馆的其他几个董事告发了。吴俊卿以徽州同乡的身份到南京找到了陶行知先生，邀他派人到淮安来办学，试图以办学名义战胜对手，达到控制会馆财产的目的。陶行知并不知道吴俊卿的真实意图，待李友梅他们到达淮安后才真相大白。而会馆的田租收入只有三百元，难以维持办学支出。
面对这种局面，蓝九盛和吴辅仁主张撤退，但李友梅主张前进。经过再三商议，陶行知决定执行既定方针，全力创办新安小学。凭借陶行知的威望，在徽州旅宁和旅淮同乡会的支持下，李友梅他们和吴俊卿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挫败了吴的骗局。对于经费短缺，则由晓庄学校每月补助五十元经费。
1929年6月6日，新安小学正式开学。
伴着蛙鸣，映着碧波，闻着稻香，萧湖之畔响起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和开心的欢笑声。
一束崭新的教育理想之光，映照在这片沉闷的土地上……
遵照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新安小学的课程分三个方面：学习、生活和生产劳动。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美术、体育等，此外还有新安小学的特色课程：“科学把戏”课，让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国难教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除学习一般的文化基础知识外，学生每天都要坚持写生活日记。每周集体出版一期《莲花周报》，用来刊登学生的学习成果。学校里推行“小先生制”，同学之间互教互学。这些“小先生”还走出校园，定期给周边乡民送学上门，既教识字又讲国难形势，同时也向村民学习，实践“社会即学校”的思想。
日常生活全由学生自己管理。每天轮流准备三餐饮食，包括厨房值日、副食采购和餐食制作。学生们的生活内容也很丰富，规定有每天的常规项目，如锻炼运动一次，整洁一次，喝开水五大碗和豆浆一大碗，甚至还规定每天定时大便一次。
除了个人生活，还有集体生活：每天早上有早会，早会上对当天的作息进行民主讨论，然后由学生轮流担任总值日，负责主持一天的作息。晚上有夕会，对当天的学习、劳动和生活进行自我反思和相互批评。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爱集体、讲民主的观念。
生产劳动主要是种植蔬菜。学校备有一套生产工具，学生和教师一起下田劳动。学校还办有一个小型粉笔制造厂，除本校使用外，还对外销售一部分以补充学校经费。
学校的老师没有薪水，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零用，有时连寄信的钱都要靠家庭和朋友接济。后来，吴辅仁不得不离去了。陶行知又把晓庄学生台和中派到新安小学任教。
不久，新安小学遭遇改组事件。几个想抢夺新安会馆资产的商人，一纸诉状把新安小学告上了淮安法庭，要求取消新安小学。
新安小学面临严峻挑战。
李友梅等几位老师四处奔走，但还是难以摆脱困境。
危难之际，应李友梅的请求，陶行知特派他的得意弟子汪达之，前去淮安接替他担任新安小学校长。
手绘新安小学建筑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