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七个小光棍
早在1932年10月，新安小学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陶行知即派他的助手方与严来到学校了解情况。
汪达之和方与严探讨了新安小学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学校要借鉴“山海工学团”的模式，试验出一条新路。
“山海工学团”是陶行知在上海刚刚创办的一所儿童学校，其办学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陶先生解释说：“工以养生，靠自己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以明生，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以保生，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存权利。”
经过思考，汪达之决定，把七名基本生组成一个儿童旅行团，让他们去上海进行一次游学，用智慧和勇气闯出一条新路来。
在新安小学，学生和老师的地位是平等的。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要由学生参加讨论，民主决定。尤其是身为校长的汪达之，更加尊重学生们的民主权利，从来不说你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遇事总是先问孩子们：“你们说怎么办？”
这次要组织儿童旅行团，汪达之把七名基本生召集在一起，进行讨论。
他问：“一路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孩子们回答：“制定严格的纪律，互相监督！”
“要买车票、买船票、吃饭、住宿等等，可是没钱怎么办？”
“先找一些赞助，到上海后想办法挣钱。最重要的是让眼睛看饱，肚子饿了不要紧！就是一路乞讨，也要完成这次远行。”
“健康、交际、记录、账目等等怎样分工？”
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特长，选出了安全员、卫生员、伙食员、对外联络员等，责任明确，各负其责。
看着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脸庞，凝视着一双双真挚明亮的眼睛，听着一句句严肃认真的话语，汪达之的心里涌过一股暖流：“多么可爱、可亲、可信的孩子们啊！”
接下来的几天，汪达之把这些想法梳理成了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把学校的七名基本生组织成“新安儿童旅行团”，老师不带领，让他们自己前往上海进行一次修学旅行。
这七名小团员分别是：靖秉铎、程昌林（凌则之）、靖秉铨、杨永鑫、张俊鑫（张早）、刘昭朗、左义华（左林）。
汪达之先后访问了家住附近的几位学生的家长，他们都非常支持。出发日期暂定为1933年10月22日，抵沪日期在24日、25日前后。
10月17日，汪达之给陶行知写信，汇报了旅行团的筹备情况和游学计划。
行师：
七个小光棍，拼命要南征。
旗帜一打好，择期就启程。
小光棍的旅行团，是已九分的决定要到上海去观光了。我们不能筹出多少旅费，是准备着讨吃。我告诉他们：“饿肚子行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笑着回答：“只要眼睛饱了，管不得肚子暂时的饿了。”他们这种气概，我觉得是中华民族的新生命，也就不顾一切的来规划这件事了。
……
我想这就是“社会即学校”的一个步骤。但是，行师，是不是这样简单呢？
他们的旅行生活计划是：寅会，晚会，写日记，照在学校一般的排列。每天有轮流的主席，有两个固定的记录。此外的事务，分成四部：一，是交际；二，是账务；三，是行李；四，是医药。约定每天要有一份报告信寄回来。事实上恐怕时间不够支配，做不上来，但规定着待做到如何程度再说。参观目的，工厂、学校、其他文化机关，当再拟一个参观日程，到沪后，留待吾师斟酌。
陶先生很快复信，赞同汪达之的计划。
汪达之又分别给晓庄师范的同学、朋友写信，争取他们的帮助。
10月19日，新安小学发布了《我校为儿童旅行团宣言》，其中写道：
这次儿童旅行团是实验新教育的一个项目，是在经济困境中图存的一种方法。学校实施这个计划，希望学生到广大的学校去，到活的学校去，读活的书，从困难中学习，接受“事实的教训”；在没有先生的参与下，使学生真正去发展自己。
……
中华民族正在碰着存亡的关头了。图存之道不只一端。我们是愿以终身尽瘁于新教育的人，但我们的能力是这样的薄弱，我们是需要巨量的多方面的赞助和指导。
汪达之还把这份宣言寄给了沿途特别是上海各家报纸，以扩大影响，求得支持。
出发之前，汪达之把筹集到的旅费包好，郑重地交给了负责财务的张俊鑫，供集体支配。考虑到若孩子走散时需要救急，汪达之又特地给每个孩子口袋里塞了一元钱备用。
1933年10月22日早晨，新安儿童旅行团七位小同学，脚穿草鞋，仰首挺胸，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勃勃地走出了学校大门。
在运河码头，家长们和淮安各界人士前来送行，小团员们神情振奋，一次次振臂高呼：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不怕苦，不怕难，游学上海滩，胜利返校园！”
在热烈的掌声和深情的祝福声中，小火轮鸣响汽笛，朝着镇江方向开去。
小火轮离开了码头，在运河之上渐行渐远，送行的人们都已离开，但汪达之还踮起脚尖，举手引颈，久久眺望……
在上海，陶行知已经为小团员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安排了住处。小团员一到上海，就在住处见到了素未谋面的陶太师。
他们原以为陶行知先生是大名人，穿着必定非常讲究。哪知一见面，个个惊呆了：只见他身着粗布衣，脚穿粗布鞋，头戴旧礼帽，是一个目光慈祥的普通人。
小团员们上前鞠躬问安，陶太师很高兴，拉拉这个的手，摸摸那个的头，和蔼地问：“你们来了几个人？”
“我们来了七个。”说着，他们把《团员一览表》《生活公约》等交给陶太师指导。
陶太师接过看了一下，然后说：“来，我们先订一个参观计划吧。”说着就写了下来，有黄浦滩、海关、工部局、领事馆、银行、工厂区、学校、医院、新闻团体、工学团、电影院、大世界、跑马厅、公园、市政府、中外宗教场所、下层民众生活场所等众多地方，并和小朋友们研究用什么方法参观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你们来沪参观，不是随便看看，而是要把它们根本的内容找出来，要弄清每一处的真面目，不能只看外形。”陶太师停了停，接着说，“我还替你们联系了一些机关、学校、工厂去演讲，每次可获得五元、十元不等的演讲费。”
小团员们热烈鼓掌，眼神里充满期待。
第二天，他们随同陶太师去闸北平民教养院参观。小团员首先唱起了陶先生写的《锄头舞歌》：“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咦呀嗨，呀呼嗨！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锄头底下有自由呀！咦呀嗨，呀呼嗨！”
唱毕，他们一边参观校园、课堂、生活区，一边听了介绍。
为新安小学旅行团拟的参观计划
新安儿童旅行团的修学旅行得到陶行知的关心和帮助，旅行计划由陶行知亲自制订
随后，陶太师开始演讲：“中国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在造书呆子，而后他们又变成了工呆子和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陶先生转过身，指着小团员们说：“他们七个小朋友是自动到上海来读活书的，他们是活读书、读书活！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办教育的希望！”
这次参观，小团员们看到很多，也想到很多。
上海市儿童幸福会特意为新安儿童旅行团举办了招待会，并赠送了报刊书籍和生活用品。社会各界纷纷题词赞颂，水利专家吴君勉先生题写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行路为读书，以读书为行路，勖我诸君更进一步”的祝词。
一天，小团员们去外滩参观。
蓝色的兵舰停在黄浦江里，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武器；中国的海关，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关税也让外国人拿了去；高高耸立的几尊铜像全都是外国人——美国的自由女神，英国的赫德、巴夏礼等。还有一个外国人铜像，身穿绿衣服，一手向前指着，腋下夹着一本绿书，那意思是说，这是我们外国人的地方，这是我们和中国人订的条约……
眼前的这一幅幅景象，展现着外国侵略者的罪恶和中华民族的耻辱。小团员们心涌愤懑，含泪离去……
新陆师范学校，是遵照“教育为救国之本，师范为教育之母”思想创建的，受到献身教育事业的有志青年的欢迎，小团员们应邀前去参观。
陶先生抄写了他的《手脑相长歌》，让小团员们带给学校：“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参观和演讲之后，小团员还卖了十几元的书，学校又给了他们十元演讲费。半天时间就有了二十多元收入，让这些苦孩子喜出望外又难以置信。他们对陶太师“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有了切身感受和理解。
刚到上海时，小团员的参观和演讲都是由陶先生联系、安排的。几天后，他们的名声就传遍了上海，许多工厂、学校、机关、团体纷纷主动邀请他们前去参观、演讲。
小团员每到一处，首先把他们的《宣言》和《义华日记》送给接待单位，然后才开始演讲。
那时的上海有日本租界，政府不准在报纸上出现“抗日”字样，只能写成“抗×”。这些孩子往演讲台上一站，就振臂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小孩子也决不当小亡国奴！”脸庞虽稚嫩，神情却激愤，引得听众一面鼓掌，一面流泪。激情难抑的人们，含泪跑上讲台，把小朋友抱在怀里、扛在肩上。每次演讲结束后，人们都热情地给小团员捐钱赠物，久久不愿离去。
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对儿童旅行团纷纷热情赞扬，“七个小光棍”一时名扬四方！
一天，小团员们到一家工厂参观。
工厂老板一走进接待室就问：“你们这次来到上海觉得怎么样？”
小团员回答：“上海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板打断：“上海急需什么？缺少什么？”
小团员们心里是明白的：上海首先急需好的政治。但他们客气地回答：“请先生指教。”
老板并不理会，又问道：“你们看见有几种资本家？有几种劳工？”
答：“我们眼前只看到两种资本家：第一种是大工厂主，第二种是大银行家。劳工也是两种：码头工人和工厂工人。”
问：“哪一种工人最苦？”
答：“照外观来看，码头工人最苦；照内容来看，工厂工人最苦。”
“不对！”老板立刻反驳说，“你们觉得黄浦滩的工人最苦吗？他们并不是在做工，是在做贼！”
老板这句话，惊得小团员们面面相觑：“这个老板怎么这样侮辱工人？”
那老板并未理会小团员的表情，张口又说：“黄浦滩那些工人，时常偷船上的货物！而工厂里的工人，也是来发财的！”
接着，那老板又教训起了小团员：“你们对资本家全不认识！你们看我住好房子，坐好汽车，我不承认我是资本家！”
话不投机，小团员们起身告辞。
回到住处，他们开始讨论起来：
“那老板说，黄浦滩的工人不是在做工，是在做贼。我们觉得，工厂主才是最大的贼，把工人的劳动成果都偷去了。”
“那老板说，工厂的工人都是想来发财的。其实，他们都是被压迫得活不下去，来城市找活路的。”
“他的那幢豪宅，亭台楼阁、假山鱼池、红墙绿瓦……他不是资本家，谁是资本家？这次倒是亲眼看到一个丑陋的资本家了！”
这次参观，让小团员们深受触动，他们觉得对社会还需要更深入地去了解和认识。
接着，他们前往中华职业学校参观。
他们先看学生实习的工场，有木工工场、电镀工场、铁工工场、钳子工场等，做工的学生满脸灰尘，而先生们不做工。
靖秉铎说：“这个工场不像我们学校，汪先生是跟我们一样做工的。”
听他这么一说，孩子们想念起“汪爸爸”来，虽然他们才离开没几天……
一天，上海大夏大学邀请左义华去做报告。
因为他年纪最小、个子最矮，即使站在讲台上，坐在后边的师生也看不清楚。
这时，一位老师走上讲台，把小义华抱到了讲桌上。
当时已进入冬季，可小义华的脚上还穿着八面透风的草鞋。这所大学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讲课老师。小义华还没开口，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时，左义华开讲了，他举起手高喊：
“我们要抗日救国！”
“如果中国亡了，你们大人就是大亡国奴，我们小孩子就是小亡国奴！”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当时政府规定，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但眼前这个新安儿童旅行团的孩子，却勇敢地喊了出来！
台下的师生们被惊呆了，几百人鸦雀无声。青年学生紧攥拳头，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早已泪流满面……
接着，左义华动情地说：“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的同胞们正在被侵略者的铁蹄踩踏，这样的痛苦我们能忍受吗？中国人是决不能做亡国奴的。大家要团结起来，反抗万恶的侵略者！”
全场掌声雷动，有人带头高呼：“打倒侵略者！”“抗日救中国！”
陶行知先生走上台，把左义华抱起来，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
走下讲台，他问身边的一位教授：“小孩子讲得如何？”
教授风趣地说：“讲得比我们好，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了！”
陶先生哈哈大笑：“小孩子能教大学生，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这虽然是千古奇闻，却也是事实啊！”
接连几天，陶行知又安排孩子们去中小学演讲，去光华、沪江、震旦大学演讲。所到之处，无不轰动。
陶行知逢人就说：“在这些小孩子的铁证之下，时代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瞧不起穷光蛋和小孩子的时代，那已永远成为过去；一个是新时代，穷光蛋和小孩子有不可低估的力量。”
小团员在沪期间，陶先生还亲自给孩子们授课。他的授课方式新颖多样、生动活泼，孩子们非常喜欢。
这天，陶先生又来授课了。
“东三省是哪三省？地处何处？”他问。
“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处中国东北部。”小团员抢着回答。
陶先生点点头，又问：“东三省的小朋友生活得怎样？读什么书？”
新安儿童旅行团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后与部分师生的合影
新安儿童旅行团团员（后排）与上海报童的合影
程昌林回答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那里的小朋友都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被强迫读日本的书，没有自由，苦得很。”
“那怎么办呐？”陶先生又问。
小团员齐刷刷站起来，坚定地说：“抗日救国，决不当亡国奴！”
“答得对。你们从小就要立大志向，心里想着国家民族和苦难同胞，学好本领，为国为民去奋斗！”
下课后，陶先生又为下一次授课做准备：他要小朋友到黄浦江码头看看工人的劳动，和他们交朋友，听听工人的心里话；要去调查吴淞口的历史，到贫民区了解百姓的生活，到外滩公园实地查看……
到了下一次上课时，陶先生先要他们讲讲这几天的见闻和想法。
“码头工人肩扛麻包，从跳板上登海轮，大冬天却满脸是汗，又累又危险。”
“贫民窟的百姓，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真叫人难过。”
“外滩公园牌子上写着‘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真把肺都气炸了。”
“把华人比作狗，这是国人的耻辱，我们决不能当亡国奴。”
随后，陶先生给他们讲了帝国主义侵华史，讲了救国之路，讲了建立民主、自由、平等新社会的道理。
课后，陶先生又布置了作业：和报童一起卖报交朋友，去几所中学和大学演讲……
每次上课前，陶先生都要他们谈深入生活的感受。
这种根据“生活教育”理论设计的学习方法，深受孩子们喜欢，他们把它称为“考试”。
在沪期间，孩子们还参观了天厨味精厂、国营棉纱厂，访问了山海工学团、商务印书馆……
每次参观工厂时，小团员都遵照陶太师的教导，仔细询问有多少工人，资本家赚多少钱，工人拿多少钱，一天干多长时间的活。
一次，在参观家庭工业社时，他们经过一番刨根问底，得知这家工业社的“无敌牙粉”和“无敌牙膏”，是为抵制外国货而生产的，并且“一瓶牙膏提一分钱，支援国家买飞机”。孩子们深受感动。
在五十多天时间里，身在淮安的汪达之天天牵挂着孩子们，先后给他们写了八封信，一次次询问、叮嘱，真是名副其实的“汪爸爸”。
“七个小光棍”离沪时，汪达之给陶先生写信，请他对孩子们作一个评价。陶先生复信说：
儿童旅行团来，大家都欢喜。我以小主人之礼待之……您要我估一估儿童旅行团的价值，这是新时代之无价宝，姑且定它万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却为新安所得……而新安不敢私为己有，愿公诸天下后世……请听我唱吧！
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
小的十二岁，大的没结婚。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画分新时代！
“七个小光棍”的这次赴沪旅行，收获之大出乎汪达之的意料。
汪达之从读小学、初中、高中到晓庄学校，一直受到五四运动后新思想的熏陶，又受到陶行知的影响，是一个现代且时尚的人。他喜欢唱歌、跳舞，更喜欢旅行。在新安小学，他常常把旅行当作奖品，哪些孩子表现出色了，就奖励他们到周围有意义的地方去旅行一次。
汪达之有一架照相机，这是他的宝贝，一般人不让摸。每当组织学生外出活动时，照相机就交给左义华背着。左义华年龄最小，老家远在湖南，汪达之特别疼爱他。别的同学开始有点儿眼红，后来怕小义华想家哭，也就不眼红了。每当一卷胶卷拍完后，汪达之就关在黑屋里洗照片，这在孩子们眼里又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新安小学和新安旅行团的不少珍贵照片，就是汪达之用这架照相机拍摄的。
陶行知给新安儿童旅行团的题诗
在“七个小光棍”离沪前，汪达之在心里酝酿着一个更大的计划：一年后旅行全国，五年后旅行全世界！
为此，他还进行了初步构想——
以一年为期，准备可卖的技艺：第一，是表演戏剧，要准备十剧二十剧拿手戏剧；第二，是卖讲，至少能讲明我们教育上的主张；第三，是卖书，我们自己的著述；第四，是卖照片，我们自己拍的照片（还有卖字卖画）；第五，是放电影剧。
1933年12月15日，“七个小光棍”顺利返回新安小学。
他们出发时，草鞋破衣，两手空空，囊中羞涩；返回时，新衣新鞋，获得的赠品成捆成包，还有数千册图书。
管财务的张俊鑫结账时发现，收支两抵之后，尚存三十四元九分四厘。而他们出发时，仅携带了六元钱。
莲花街一位母亲对汪达之先生说：“唉，早晓得这样，就不让我家小四子去学做生意了。”
孩子们的这次上海旅行，还结出了一个更大的果实：他们把旅行期间写的日记，汇编成了《我们的旅行记》，在上海儿童出版局出版。
陶太师欣然为之作序：
《我们的旅行记》是淮安新安小学儿童旅行团七位小朋友心头滴下来的文字。
这个旅行团是一个破天荒的尝试。他们没有父母照应，没有教师指导，从淮河北岸游到上海，以演讲取得他们的旅费。到了上海，这个中国经济首都便成了他们的大学，上海各层社会的大众便成了他们的先生，形形色色的生活便成了他们的教科书。这本小册子是他们旅行生活的缩影，也是他们在这伟大的社会大学里上课的笔记。
许恪士先生说得好：“从你们光棍生活上我方懂得社会即学校的真意。谁要想知道社会即学校的理论，看了这本书就明白了。”
这的确是一本奇书。它是一本生活教育学，是一本儿童游记，是一本儿童文学，是一本创造儿童世界的宣言。
由新安儿童旅行团编著的《我们的旅行记》
1935年，一场人数更多、路途更远、时间更久的修学旅行，又在大运河上坚定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