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崭新的诞生
儿童旅行团在上海获得巨大成功，让汪达之深受鼓舞和启发：“只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新安小学才能获得新生！”
于是，他给还在上海的孩子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请陶太师帮忙做几件事情：找一位声乐先生，把他们的声音正一正；请一位戏剧先生，教一教如何演戏，并介绍几个剧本；还要请老师教一下画画、写稿子写书。最重要的是，请陶先生想办法，为他们准备一部电影放映机。
汪达之提出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以后旅行全国做准备！今后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必须掌握更多的本领，用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去赚取生活费用，保障“生活教育”事业的进行。
1933年12月15日，“七个小光棍”带着丰硕的收获，回到了新安小学。
在欢迎大会上，汪达之郑重宣布：“我们要组织更多的同学，旅行全国！”
孩子们一听，立刻雀跃欢呼，把小手掌都拍红了……
随后，汪达之多次参加同学们的寅会、夕会，和孩子们一起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确定了下一次旅行活动的名称为“新安旅行团”。
“我要参加！”“我也要参加！”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报名。
在轮值主席主持下，经过逐个审核，最终确定新安旅行团由14名基本生和1名老师组成，并对各自担负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
姓名 职务 年龄
曾兆寿（曾里） 营业 12岁
左义华（左林） 账务 13岁
张敬茂（张牧） 管理药品 13岁
张俊鑫（张早） 管理工具 13岁
曹维东 营业 13岁
靖秉铎 营业 16岁
程昌林（凌则之） 交际兼编辑 16岁
靖秉铨（张明） 管理工具 17岁
张俊卿（张宜天） 管理行李兼记录 17岁
徐志贯（徐之光） 交际兼编辑 17岁
嵇钰（纪宇） 电影技术管理兼记录 19岁
朱金山 账务 20岁
杨永鑫（白晞）
刘昭朗
汪达之 顾问 32岁
据《民族小号手》（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著）一书中“新安旅行团团员职务及年龄表格”记载：“出发来南京十五人。两人经中央医院检查认为系肺病型，不宜行旅途生活，已回淮安。现有团员十三人。”经核对，此“两人”应为杨永鑫（白晞）和刘昭朗。
经过开会讨论，大家推选徐志贯、嵇钰、朱金山三人为旅行团干事会成员，徐志贯任总干事。汪达之虽然是旅行团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只作为顾问团员，与孩子们平等相处。
他的思想很明确：让孩子们自我管理、独立思考，做自己的“小主人”。
接下来，他们对旅行路线进行了规划：从淮安出发，经江苏、安徽、山东、天津、北平、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十三个省市，行程一万两千多里。出发时间拟在1935年10月10日。
此后，他们做了一系列准备。
汪达之以新安小学的名义起草了《旅行团宣言》《告国人书》《告全国小朋友书》《新安旅行团组织的意义方法和经过路线》和《新安旅行团附属工作》等文件。
他们满怀希望：“我们相信转换新的民族生机，是要有新的教育力量来培养。我们不怕艰难，努力试验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要找出新的适应需要的东西。”
他们把这些文件邮寄给各地教育机构和新闻媒体，以扩大影响、获取支持。
汪达之特别写信给陶行知，告知他们旅行全国的计划。
几天后，汪达之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脸色凝重地说：“陶先生来信了，让我们暂缓出发。”
“怎么，不能按时出发了？”同学们甚感意外，“前年陶太师不是非常支持我们去上海的吗？”
汪达之告诉大家，陶先生说，现在国内动乱不安，形势很坏。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国民党政府却一退再退。近日，淮河流域发生了水灾，沂河南堤溃决，汪洋一片。眼看时近深秋，天气渐冷，同学们还没棉衣。现在出发，困难极大，万一遇到不测，怎么向家长、学校和社会交代？所以建议暂缓出发。
汪达之看了看同学们，长叹了一口气说：“眼下我们仅有十块银圆，每人也是一身单衣、一双草鞋，走出校门就面临挨冻受饿，甚至流血死亡的威胁。陶太师也是为我们担心啊！”
同学们陷入了沉思。
汪达之来到窗前，望着萧湖的秋水，心绪愁闷：学校面临经济困境，不走出去，孩子们衣食无着；走出去，前途莫测。真是进亦忧，退亦忧啊！
猛然间，一股激流从心底涌起：困境当前，困守没有出路，只有奋起前行，才有希望！
想到这里，汪达之转过身来，大声问道：“同学们，走出校门，没饭吃时就讨饭，你们怕不怕？”
孩子们齐刷刷站起来：“讨饭就讨饭，我们不怕！”
“好样的！”汪达之坚定地说，“那就给陶太师写信，我们就是讨饭也要走出去！”
接到来信，陶行知与生活教育社的同人进行了讨论，认为新安旅行团对外以“实践生活教育、宣传孙中山遗教、抗日救国”为口号，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不大；而在经济上，可以从上海各爱国厂商那里募集一些资金。于是，陶行知复信汪达之，表示支持新旅按计划出发，并把母亲逝世所得的五百元人寿保险金寄给了他们。
汪达之立刻向同学们宣读了陶太师的来信，喜悦洋溢在孩子们的脸上，暖流淌进了他们心里。
接到陶太师寄来的经费，汪达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购买一台电影放映机。在修学途中放映电影，既可进行宣传，还可获得一点经费来源。
汪达之立刻赶往上海，在陶先生帮助下，购买了一台半旧的德发牌无声电影放映机，以及发电机、扩音器、电唱盘、幻灯机，还购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民族痛史》等影片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等唱片。这样一来，陶太师资助的五百元就花光了。
为了保证旅行顺利进行，汪达之制定了详细的旅行方法：
——获得旅费的途径：一是卖文稿、卖书报、卖摄影片；二是为文化团体或国产商品作宣传推广；三是放映教育电影，以公开放映为原则，但必要时得取最低票资，补助旅费。
——每日正常活动：舟车中的时间进行讲述、阅读和整理等工作。抵达目的地后，白天为参观和游览时间，晚间为放映教育电影、演讲和写文稿时间。
——严密的生活公约：
1.每天开晨会和夕会各一次；
2.每天早晚做健康运动各一次；
3.每天刷牙漱口洗脸及衣被整洁各两次；
4.每天写日记一篇；
5.每天喝白开水最少三次；
6.每天三餐，非饥渴不得随意进饮食；
7.每天大便一次；
8.每星期开周会一次，每月开月会一次，临时会议由本日主席或本周值周召集；
9.无事不得离开团体，外出须通知主席或值周。
他们印制了《新安旅行团团员手册》，封面上写着：“本团是十六岁上下的少年所组织，廿四年双十节由江苏淮安出发，目的在实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与方法，并宣传总理遗教，唤醒全国同胞奋起抗战建国。”
到全国各地修学旅行，必须有通行护照，于是汪达之带着三位团务干事去县政府申请。经过据理力争，县长总算签发了一份淮安县府的护照，但同时表明：“这张护照只能证明你们是淮安辖内的学生团体，要到全国去，须由省府向中央政府申请护照才行。”
时值深秋，寒凝大地，萧湖之畔却孕出一枝春蕾——新安旅行团。
这个大时代的小生命，将以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天地间亮丽绽放。
1935年10月10日清晨，新安小学礼堂内响起了激昂的宣誓声：“我自愿参加本团生活，誓以忠诚谋团体生活发展，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生存奋斗！如有违反团体生活，不忠于团体生活行为，愿受团体严厉制裁！此誓。”
汪达之在新安小学礼堂前的留影
蒙蒙细雨中，新旅团员们戴着草帽，身穿白粗布衬衫、蓝色工装裤，赤脚穿着蒲草鞋，背一只挎包，拿一把雨伞，排成一列纵队，走出了校门。
个子最矮的左义华，举着蓝色三角团旗，走在最前头；负责账务的朱金山，背着一只小皮箱，里面装着全团仅有的50块现洋，同其他团员走在中间；汪达之背着装有药品、文件等物品的背包，只身殿后。
团员的亲友、莲花街的乡亲、淮安中学的师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冒雨来到运河码头，为他们送行。
在众人簇拥下，团员们登上了“达通”号小轮船。
团员们站在船头，合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