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
汪达之，1903年出生在安徽省黟县碧山村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一位乡村私塾先生兼中医郎中，母亲是一位很有见识且十分贤惠能干的家庭妇女，时常做些毛笔售卖以补贴贫困的生活。
汪达之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出生前父亲已在贫病中去世。
后来，大哥接下了父亲的私塾馆，母亲带着二哥和姐姐一起劳动，苦苦支撑这个家。童年时，汪达之跟着哥哥在私塾馆读书。辛亥革命后，他考入怀宁县高级小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汪达之开始关心国事，向往民主革命。
在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汪达之到繁昌县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因向学生宣传“耕者有其田”等进步主张，为把持学校的豪绅所不容，只得出走到望江县吉水镇小学任教。
1928年秋天，汪达之看到了南京晓庄学校的招生简章，顿时感到这个学校与众不同：校长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并且“在劳力上劳心”。汪达之眼前豁然一亮，心头射进一道明丽的光芒，于是决定前去晓庄学校读书。
经过一番努力，汪达之进入了晓庄学校，从此成了一名为实践“生活教育”理论、为改造落后的中国教育而勇往直前、努力奋斗的战士。
陶先生对汪达之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非常器重，经常向他讲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并和他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这让汪达之受益颇深。
1930年春，汪达之担任新安小学校长后，立刻对恶意告状的商人进行诉讼，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维护了新安小学的生存基础。
站在静静的校园里，想着陶先生的重托，汪达之开始思考和筹划新安小学未来的发展。
授课之暇，他和教师深入交谈，和学生们沟通交流，还到附近村民家里走访。经过一番调研，结合陶先生“生活教育”思想，他制订了着眼于学校未来发展的“三年计划”，主要内容有：扩充学生，调查社会状况；开辟与扩充儿童图书馆、游戏场、博物馆、民众夜校、妇女工读班；编辑乡村儿童丛书、民众丛书、儿童日报；创办工场、农场、乡村医院等。
正当他们雄心勃勃要大干一番时，风云突变，恶浪奔涌。
1930年4月，因晓庄学校学生参加抗议南京四三惨案示威游行，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武装军警强行解散，陶行知遭到通缉，不得不出走上海避难。
新安小学经费多半靠晓庄学校支持，晓庄学校被封停办，新安小学的经济顿陷困境，以至于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有时师生们一天只能喝一顿玉米面粥。
一次，眼看着孩子们要吃不上饭了，蓝九盛、台和中两位老师拿着两件价值不菲的新大衣，跑到三十多里外的淮阴当铺去典当。结果，当铺老板仅作价两块钱，气得他们饿着肚子含泪而归。
陶行知知道后，立即给他们写信：
接到你们四月二十四日所写的信，知道你们用两件大衣跑了三十里路，当不得两元钱，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这件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陶行知手迹
陶行知还特意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书写成条幅，送给“新安小学同志”。从此，这句话就成了汪达之的座右铭。
1930年秋，陶行知在上海不能立足，不得不流亡日本。新安小学的经济来源完全断绝了。然而，汪达之和他的同志们没有屈服，“穷也干，更穷更干”！
经济困境之上，政治黑云也压顶而来。晓庄学校被查封后，国民党政府淮安县党部、县政府和教育局立刻变脸，扬言要到新安小学进行搜查，使得一些学生家长不敢再让孩子去上学了。
置身险恶环境，汪达之的心情非常沉重，为恩师陶先生的安危担忧，更为新安小学的生存揪心。暮色四围时，他常常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庭院里徘徊。
一天夜里，他取出那本《语丝》周刊。这是过去在乡村小学任教时订阅的，上面刊登着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些振聋发聩的话，再一次把他的胸膛擂得咚咚作响！
此时的汪达之，面对猝不及防的打击，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转身后退。心中坚定的信念，在危难关头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使他这个身体羸弱的书生成为意志如钢的勇士。他暗下决心，纵然有千难万险，他也要向着充满希望的方向继续前行！
为了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汪达之请平时关心学校且有声望的开明士绅在县里疏通，又在民众中为学校辟谣，总算稳定住了局面。
汪达之始终牢记学校创办的初衷，竭力践行“生活教育”思想。
他在学校实行半日制，半天学习，半天在家劳动。并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实际水平，分为大、中、小三种班次。
农闲时节，汪达之和学生们带上陶先生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走出校门，走进农家，教村民学文化。在低矮的瓦屋里，在昏黄的灯光下，抑扬顿挫的读书声阵阵响起：“起得早，睡得早，省油省灯草。”“多谢你家茶，多谢你家烟，多谢你家板凳坐半天。”
村民们高兴地说：“达之先生带领的小先生，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字。我们先前都不晓得字，这时都晓得一点了。我们挑米粉到城里去，也认得招牌了。小先生教我们蛮好蛮好啊！”
在劳动课程里，规定学生要掌握种菜、缝衣、制肥皂、制玩具、养鸽、养鸡、养羊等生产技能。刚开始，生产工具、材料、技术等都不足，汪达之就四处筹募，积极为学生创造生产实践的机会。
汪达之请来菜农教种菜，请来木工教修桌椅，还让学生拿着自己生产的粉笔去销售，体验工商经营活动。他每天都挽起裤脚，扛上锄头，带领师生们在校园四周种植蔬菜瓜果，补充伙食。
运河岸边，萧湖之滨，蒲草茂密，但农民未能充分加工利用，生活过得很苦。汪达之就给报社写信，请教编织蒲草器具的方法。他自己先学会之后，再手把手教给乡亲们。待他们编好各种蒲草器具，汪达之又四处奔走，帮他们联系销路。此外，他还把各家的地契收去，带着乡亲们一起去县府有关部门抵押换钱。
汪达之还带着师生们，为村民修桥、铺路，排忧解难。
当地百姓和教育界，都盛赞新安小学的老师和学生是“古庙活菩萨”。
而学校的孩子们呢，都亲切地称呼汪达之为“汪爸爸”，称呼陶行知先生为“陶太师”。
1930年秋，由于政治形势极其严峻，李友梅被迫离开了新安小学。
汪达之和其他几位老师仍在咬牙坚持，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光依然灼灼闪耀。尽管经济状况愈加困难，但学校始终在顽强运转。
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秘密返回上海。
7月，汪达之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拟订了新安小学十年发展计划，并寄给陶先生审定。他们在信里写道：“自开办以至于现在，同志之前后来此者，亦莫不以试验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相呼号。……我们的血未曾冷，我们的心未曾枯，我们要在这里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所以最近有十年计划的产生。”
三天后，陶先生就给他们写了回信：“接读七月十六日来信与新安小学十年计划，精神为之一振。诸弟持此精神向前去做，必有成功之一日。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之理论，现仍继续探讨，苟有所得，必愿随时奉告。……我已下定决心，愿为新安小学托钵化缘。……我必尽我的力量，与诸弟实现一个光荣的新安学校。”
此前，新安小学的学生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家里吃住，学习用品自备，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学生还可以一边在家干农活，一边到校读书。
走读生虽然不用交学费，但一些特困农民家里连学习用品也买不起，吃饭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孩子连走读都坚持不下去，无奈只好辍学。
“让所有的乡村儿童都能读上书，是陶先生的夙愿，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我不能让这些苦孩子因贫失学，必须为他们尽心尽力。”家访回来的路上，汪达之心情沉重，想了很多很多……
经过一番思考，汪达之决定：在走读生之外，再招收一些特困家庭的孩子作为基本生。
招收基本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信托本校办法者的子弟，二是颠连无告需人帮助之孤儿。”基本生免费吃住在学校，学习用品也全由学校供应。
这种新型的学生制度，是汪达之对“生活教育”思想的创造性弘扬，在淮安乃至全中国的乡村，也算创新之举。
招收基本生之后，新安小学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几位教师相继被迫离开学校，只剩下汪达之和孙铭勋两个人。
1931 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并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企图以武力独占中国。
此后，日本图谋侵占中国东部沿海富庶区域，于1932年1月28日向上海发起进攻，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
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澎湃在汪达之的心里。他知道，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儿童，都有责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及时把这些消息传达给学生们，“抗日救亡”“共赴国难”成了学校生活与教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新安小学从成立之初，就有“红色基因”：
陶行知出身于贫民家庭，非常理解和同情普通人民，因而在思想上更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追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他们顽强地坚持战斗。陶行知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而他派往淮安创办新安小学的李友梅，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新安小学成立三个月后，湖南浏阳革命烈士遗孤左义华就被秘密送到了这里。后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也被秘密转送到新安小学。
左义华是个聪慧的孩子，他的日记写得非常质朴但精彩。
1932年，陶行知的学生和助手方与严来到新安小学，偶然读到了左义华的日记，觉得他“很能抓住一天生活的要点，忠实地写出来”，当即对教师孙铭勋说：“这日记可以出版。”
孙先生告诉他：“义华近来的生活太为难了，北地苦寒，隆冬即到，冬衣尚在不可知之中。”
方先生说：“有这样的日记，不但义华不愁冬衣没有着落，其他孩子也不用愁。”
《义华日记》出版后，左义华把获得的稿费全部交出，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后来，新安小学的教师只剩下汪达之一个人。他在给孙铭勋的信里写道：
从你走后，直到现在，痛苦与希望，是像笋子脱壳一般地，脱去又有。但使我体验得更深而相信得益的，是我们的理论与实际已经渐致的实现。在痛苦和少有希望时期中，只有忍受着埋头去干。
两周来，除规定不移的时间工作外，全用手种菜。八个学生是更加努力。现已种菜五块，尚拟种两块。菠菜已种一块，明日又要种黄芽菜两块，西边新填的地，已经理得很好了。现定在本月前，要把所有的菜地整理好，再做别事。
我们又正在受饥神的光顾。一周以来，都在吃棒头、玉蜀黍、面糊，如再三天没有款来，连棒面糊也吃不着了。
今后我们新安的态度，仍是坚持。……恋爱的压力，金钱与地位的诱惑，是受过相当的磨炼，自信颇有把握。
不久，噩耗传来，汪达之的大哥因病去世。此前，汪达之的姐姐和二哥因贫病交加，先后去世了。如今老母亲生活无依、孤苦伶仃，汪达之深感内疚和痛苦。
得知此情后，陶行知写信给汪达之，要他从新安小学的经费中，每月拿出十元寄给母亲。这样，才让年迈的汪母不至于挨饿。
孤苦年迈的汪母，虽然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但依然支持汪达之在新小工作下去。
汪达之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您的伟大的牺牲精神，给我永不磨灭的印象。我虽是在牺牲，其实是在创造。我若一走，学校就要倒塌了！我发誓，要将这些可怜无靠的孩子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得到自己的幸福。还要他们认清是谁给了他们穷苦和罪恶。”“我终要看得见这自己力播的种子开的鲜艳的花。”
陶行知对深明大义的汪母十分崇敬，他主编的《古庙活菩萨》一书出版时，特别在扉页上题写了“献给牺牲主义躬行实践之汪母”。
1933年３月，新安小学的经费来源彻底断绝，汪达之被迫变卖衣物救急。此时，原本热恋的女友认为苦苦守着新小没有前途，也和他分手了。年已三十的汪达之立下誓言：“生活教育的事业不成功，不谈恋爱，不结婚。”
到了秋天，阴雨连绵，四处泥泞。处在经济困境中的新安小学，像是被铁蹄踩住了一般。汪达之不得不为孩子们寻找新的生路。
经过苦苦思考，汪达之得出一个结论：“应该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进行‘生活教育’，这样或许能给新安小学寻得一个生机。”
于是，一条新路，从莲花街铺展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