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引 路 人
1939年四五月间，有一天，新旅党支部书记徐志贯悄悄地对张敬茂说：“晚上，我们几个人到桂北路去一趟。”
桂北路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处于秘密状态的党支部成员一般是不会一起到那里去的。这次要“我们几个人”一起去，肯定是有什么新情况。
“有什么事吗？”张敬茂问。
“去了就知道了！”徐志贯笑着说。
晚上八点，几个支部委员准时到了办事处。一进李克农的房间，他们顿时惊呆了：周恩来在这里！
李克农马上向周恩来介绍说：“他们三个是支部委员，我把他们全叫来了！”
周恩来站起来，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三个人非常激动，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
李克农说：“恩来同志刚从皖南回来，就问到你们新旅的情况。我说还是叫你们自己来讲吧，所以就把你们叫来了。”
“听说你们现在有钱了，队伍也大了，大家都好吗？”周恩来关切地问。
听到周恩来说“你们现在有钱了”，三个人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同时也有一些酸楚……
自从四年前离开淮安，新旅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窘迫，维持修学旅行生活的每一分钱，都要靠募捐、卖报、写稿、放电影等去挣。
在投身“保卫大武汉”时，宣传、演出、演讲、刷标语等各种活动非常繁忙，已经没时间再去挣生活费。另外，当时从各地逃难来的儿童很多，新旅便有选择地接收了几个新团员，这样一来经济上就更加困难。
新旅的困境，被时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知道后，他就给新旅出主意说：“你们可以给政治部部长陈诚写个申请报告，要求政治部像对待三厅所属的其他‘抗敌宣传队’一样对待‘新安旅行团’，按月拨发薪金和工作经费。”
遵照郭沫若的嘱咐，汪达之写了申请报告，由郭沫若亲自转交陈诚。
陈诚看后在报告上批示：“该团可予收编，尔后按核准的名额发给薪金和费用。”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通过“收编”，从政治上、组织上控制新旅。
看到陈诚的批示，新旅团务会犯了难：如果接受收编，新旅就将受制于人，丧失独立工作的地位；若不同意收编，吃饭都成了问题。
在进退两难、迷茫无措的关头，得知情况的周恩来，立即拿出《新华日报》给他的几笔稿酬，解决了新旅眼下的生活困难，并再一次约见了汪达之和徐志贯。
周恩来说：“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一定要保持。不过，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社会上同情、支持你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经费问题越好解决。”
周恩来的一番话，为新旅指明了方向。于是，他们勒紧腰带，在“保卫大武汉”中干得更起劲，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同情和支持。同时，在郭沫若的鼎力相助下，汪达之面见了陈诚。
汪达之说，新安旅行团几年来都遵照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遗训，全力进行抗日宣传，国民党政府理应给予支持。
陈诚有些恼怒，说：“你们没有钱，又不愿接受我们政治部的收编，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了，还谈什么抗战？你趁早解散它好了。”
汪达之当即据理力争：“新旅这群孩子，为宣传抗战救国，背井离乡。如今家乡已经沦陷了，你却要我解散他们，让他们到哪里去呢？我以后又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呢？”
陈诚不但不松口，反而又变了一招：“如果你们不愿解散，那么也可以。你们人数不多，大的可以送进战地干部团学习，小的可以送进难童保育院。”
“这不也是变相的解散吗？”汪达之心想，多说无益，当即起身道，“这件事我个人不能做主，要由全团讨论。”
不料，第二天陈诚又派人前来传达声明：“新安旅行团若不主动解散，政治部将强行解散！”
未能摆脱经济困境，还要被迫彻底解散——新旅面临重大危机。
汪达之和徐志贯商量后，再次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说，新旅要采取“分团以保存实力”和“扩大影响以施压政治部”的应对策略——留下部分团员组成“新旅工作队”坚守武汉，其余主力南下湖南长沙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防全团遭遇破坏。
后来，武汉局势更加紧张，国民党政府的军政机关匆匆撤离武汉，陈诚和他的政治部也转移到了长沙。
周恩来便亲自出面向陈诚交涉：“新安旅行团这一群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前就到全国各地宣传中山先生遗教，宣传抗日救国，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实在可嘉。现在，抗战正处在紧要时期，宣传抗战还怕人多么？他们是个有很大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们不同意，你就要解散他们。假如真的解散了，这对国民政府又有什么光彩呢？”
陈诚一时无话可说。周恩来进一步建议说：“你可以和他们商定，‘新安旅行团’可否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他们工作经费和生活费，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这样不是很好吗？”
陈诚被周恩来说动了，于是同意新旅作为“政治部特约团体”，并按四十五个团员每月发放津贴，外加一百元团务工作活动费，两项共一千零四十五元。这是新旅成立以来最“富裕”的时候。
至此，新旅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避免了被解散的厄运，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并顺利抵达桂林。
所以，周恩来这次接见徐志贯他们三人，才说“你们现在有钱了”。
徐志贯把新旅和政治部建立特约关系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详尽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你们把一个人的钱分作两个人用，队伍扩大到了一百多人，影响就更大了。”周恩来关切地问，“大家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吗？”
“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一个礼拜可以吃上两次肉，菜也比过去多了。”
“你们有文化学习吗？”
“大家水平高低不齐，已编了学习班，还是实行‘小先生制’，会的教不会的。”
“你们陶老师提倡‘小先生’，当然好，但也要提高。自己不会的就请教员嘛！要是把团员文化程度都提高到高中毕业水平，家长们也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接着，周恩来又给他们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他还说：“你们的汪先生是很会做统战工作的，要争取一切同情和支持你们的人，把抗战工作坚持下去。你们党员，要学会在国民党地区做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不要在外表上去学延安，学八路军，这里和八路军根据地不一样嘛！”
“您讲的我们都记住了，一定照您的话好好去做。”徐志贯说。
周恩来转头对李克农说：“广西虽然比别处开明一些，和我们的关系还可以，但万一将来这里的统一战线形势也变坏了，他们在这里待不下去，可以考虑撤到皖南新四军那里去工作，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作点安排？”
李克农点点头，对徐志贯说：“以后有机会时，你们可以派人秘密去皖南新四军军部联系一下。”
他们三个听了都非常高兴。
临别时，周恩来又嘱咐说：“你们在做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大家注意锻炼身体，更好地学习政治和提高工作能力。等你们取得了新成绩的时候，我再来祝贺你们！”
三人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我们一定按您的话去做。”
从办事处回到驻地，已是深夜十点多钟了。回想着周恩来的关怀和鼓励，大家觉得非常温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上午，他们立即研究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吃过午饭继续开会，没想到周恩来突然来到了新旅驻地东江镇小学。
汪达之和徐志贯立刻跑去迎接，只见周恩来身穿棕黄色军服，佩着武装带，神采奕奕，微笑着走来。团员们也都从屋里拥了出来，欢笑着拍手欢迎。
周恩来指着伴随他来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汪达之说：“这是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将军，我们从桂林行营来看看大家！”
“我在行营见过贺将军。”汪达之说。
周恩来一边走，一边抚摸着身边的小团员，称赞他们的精神好，工作做得好。
贺衷寒也附和着说：“不错不错！很好很好！精神可嘉！”
随后，周恩来走进团员们的每一间居室，询问了大家的身体、生活和学习情况，殷殷叮嘱，一再鼓励，把关爱和温暖传到了每一个团员的心里。
汪达之和徐志贯有些纳闷，这次贺衷寒为什么要来呢？新旅来到桂林已经三年，国民党的大官还没有一个人看望过他们！
后来，李克农告诉汪达之，这是周恩来有意约贺衷寒一同来“视察”的，能让他这样的国民党要员当面说你们几句好话，对你们有好处！
在团务会上，汪达之感慨地说：“周恩来为新旅想得真是太周到了。”
“从西安到武汉，从武汉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新旅的每次重大转折，都是在周恩来指引下完成的。当新旅遇到生存困境，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化解的。”徐志贯站起来激动地说，“周恩来是新旅的引路人！”
“是啊，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指引，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走到现在呢。”大家都非常赞同徐志贯的话。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团务会特派张杰秘密前去皖南，与新四军军部取得了联系，并向军部领导全面报告了新旅的工作。
事实表明，周恩来的预见是非常正确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随着国共关系变得紧张，新旅在桂林的处境日趋艰难。
1940年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突然停发了新旅的经费和补贴。
面对严峻形势，根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意见，新旅对团员进行了精简：一方面与武汉、重庆等地的中共党支部接洽，请其收纳部分年纪较大的团员；另一方面联络团员的家庭，让年纪较小的团员返回家乡。这样一来，全团从一百多人精简到了四十多人。同时，动员全团开源节流，多放电影、多写稿子、出版图书、对外演出，将全部收入作为纾困经费。
上级党组织为了保护在社会上露面较多的徐志贯，即送他去延安学习，由张平担任新旅总干事兼党支部书记。
到了9月，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政治部决定，拟将新安旅行团编入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改名为“新安儿童宣传团”，通知新旅前往柳州听候整编。
突发此事，汪达之他们心急如焚，马上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作了汇报。后经办事处和陶行知先生多方斡旋，才暂时保住了新安旅行团。
周恩来和李克农商定，新旅应准备随时向苏北新四军驻地转移，并着手进行相关准备。
为了筹集转移路费，新旅做出了极大努力：
——曹维东挥泪变卖了每一个螺丝钉上都带有新旅团员体温的、最最可爱的“德发”牌电影放映机，以及全部器材和舞台装备；
——在童常主持下，左义华、张拓、聂志孔、任干为桂林文化供应社《少年文库》撰写了《在内蒙古的草地上》《生活的故事》《湘桂线上》《火线上的孩子》《李德贵》等书籍，并再版了《敌后的故事》和《海外一课》，得到了一些稿费；
——特别邀请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帮助编排了一台大型舞剧《虎爷》，以庆祝新旅成立五周年的名义，举行义演，获得了一些门票收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突发，新旅在桂林的处境急剧恶化。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下令，禁止新旅等革命宣传团体的活动，还把汪达之、嵇钰、张平三人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
情况紧急，张杰、范政、张天虹三人组成先遣小组，立刻动身前去香港，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取得联系，探听旅途交通、食宿和军警盘查等情况，为全团向苏北转移打好前站。
3月，新旅团员开始分批秘密离开桂林。
5月，几批团员陆续安全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由汪达之带领的最后一批团员，于7月到达苏中后，因遭遇敌人“扫荡”难以北上，直到1942年1月才全部抵达苏北盐阜区。
至此，团员们在桂林分开将近一年之后，经过漫漫五千里的秘密大转移，终于在苏北抗日根据地胜利会师。
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