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熔炉·港湾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继续修学旅行生活甚是不便。
新旅想利用夏季酷暑这段时间，好好学习一些必需的知识和技术，为未来的征程积蓄力量。团务会决定，前往上海进行休整和学习。
1936年7月28日，新旅来到上海，住进明光中学。
在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负责人丁华、王洞若的安排下，他们走进学校、中国企业、外国工厂、报馆书局、政府机关进行参观访问，还经常前去书店、图书馆阅读学习。
团员们看到的上海，可真是“十里洋场”“摩登都市”。
这里有发达的经济、文化和洋味儿浓郁的生活方式，跑马场、游泳池、运动场、电影院、酒店、舞厅应有尽有，百乐门被称为“东方第一乐府”。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华丽的洋房楼群、琳琅满目的新奇商品，看得他们眼花缭乱。
然而，在繁华的背后，他们还看到了遭受外来冲击的民族工商业、丧失主权的租界、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和商船、南京路上的外国银行、失学的孩子、失业的工人、破衣烂衫的贫民……
富有者住着现代化洋楼，乘坐私家汽车，追求时髦服饰，穿梭于影戏院、歌舞厅，终日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而穷苦劳动者，则蜷缩于草棚之下，以残羹冷炙充饥。无家可归的乞丐，更是流落于马路或弄堂，就连生命都朝不夕保。
团员们在日记里写下了对上海的观感：“这里乃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这是需要我们彻底颠覆的世界。”
当时，日寇一面高喊“日中亲善”，一面加紧侵略活动，甚至公开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缔反日活动。
黄浦江畔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
新旅团员勇敢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黄浦江边，在十字街头，他们积极参加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到学校、工厂中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8月初，新旅参加了上海救国会组织的抵制日货、反对走私示威大游行。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前夕，按照上海救国会的部署，新旅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那里领来宣传品，安排团员们两人一组，到南京路上的大新公司去秘密散发。
由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临近，大街上遍布军警、巡捕和便衣特务，气氛非常紧张。
晚饭后，左义华和靖秉铎悄悄走进大新公司。他俩从一楼到三楼转了一圈，发现一楼和二楼人最多。二人对视一下，明确了目标。
在二楼人群中，他们从挎包里拿出一沓传单，挥手向空中抛去。顿时，白纸片纷纷落下。人们似乎早就意识到这是什么了，急忙跳起、蹲下去抢。左义华和靖秉铎趁乱跑出了大楼。
在南京路上，他俩又选择灯光较暗、行人拥挤之处，“呼啦啦”把剩下的传单全都抛到了人群里。
过去从没撒过传单，还听说撒传单被抓住要坐牢，但他们一点也不怕，心想：为宣传国难，坐牢算得了什么！还觉得撒传单很新鲜，冒一点危险更增加了生活的色彩呢！
顺利撒完传单，他俩好像打了胜仗一般，十分兴奋，迅速跳上电车跑走了。
回到住处，其他小组也陆续归来，只有朱金山和曾兆寿没有消息。正在着急时，曾兆寿跑了回来，说朱金山被抓走了。大家非常担心他的安危，一夜都没睡觉。
尽管朱金山被抓，但9月18日这天他们还是按计划参加了示威游行。队伍来到租界附近，大批军警前来冲挡抓人，团员们趁乱潜入街边店铺，才躲过抓捕。
他们四处打听朱金山的下落，但没有一点儿消息。
19日下午，朱金山突然回到了住地。原来，那天晚上撒传单时，有二十多个报童和爱国民众被捕，关在了提篮桥监狱一个大厅里。由于警方没有物证，被关的人一致行动，不吃、不喝、不睡觉，还高唱救国歌曲进行抗议。过了9月18日这一天，警方只好把他们放了。
经过这几次“战场”锻炼，小团员们更加勇敢，也更加成熟了。
新旅来到上海，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们对他们在修学旅行中的精神面貌尤为赞赏。中华职业教育社刊物《国讯》发表文章，称赞新旅“拥有团体生活的习惯、自力生产的力量、敢于挑战的勇气、清晰灵活的头脑”。
在上海，新旅又接纳了张平、童常（史青山）和黄中一（黄志义）三位新团员。
团员增多，开支加大，经费又紧张起来。为此，汪达之到上海儿童书局结算他1934年出版的《生活的书》的版税，得到数十元，再加上其他团员与报社结算的稿费，这才勉强渡过了难关。
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汪达之通过王洞若，邀请一批教授、专家，来给团员们讲课。
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孙冶方讲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骆耕漠讲政治经济学，洪深和张庚讲戏剧和导演常识，音乐家冼星海、吕骥、盛家伦、麦新、孟波教音乐知识。大家学会了《救国军歌》《印刷工人之歌》《流民三千万》等歌曲。就连上海世界语学会、上海新文字协会组织的学习活动，团员们也都积极参加。
这些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为团员们打开了一扇扇精彩纷呈的窗口，让他们望见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从而悄悄地引爆了好奇心和好学心，开阔了精神世界。
此外，他们还从国难教育社和救国会读到了《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新安小学原来的老师孙铭勋，还从陕北带来了在延安的见闻。所有这些，使团员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加深入了。
这时，张杰和张敬茂找到总干事徐志贯商议，提出新旅应该有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发展。
新安旅行团团员课后讨论新学到的知识
新安旅行团团员在整理学习笔记
经过几次讨论，徐志贯找到已担任上海教联党团书记的王洞若，汇报了这个想法，不料却受到王洞若严肃的批评：“做好抗日工作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现在除了苏区之外，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你们不要这样乱碰，不然的话，不光你的脑袋有危险，而且新旅能否在社会上存在下去也成问题。”
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刚遭到破坏，正在紊乱中，就连谁是自己人一时都弄不明白。在这种形势下，新旅贸然建立党组织，显然不是时候。
在上海，新旅团员们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和提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1936年10月19日，上海《新儿童报》刊登了该报主编李白英写给张敬茂的信，其中写道：
你暑期里到上海，和张杰、左义华一同来，我一看见你们，是适于我所理想的。你们的模样，都是从困苦和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你们随便的服装，什么地方都能走得进去。你们是真能接近民众的。新儿童，新儿童，全中国一定也有不少象你们，并爱慕你们那样生活的儿童们存在。你们到处受到你们儿童群众的拥护和热爱。我代表《新儿童报》所有的小朋友读者和你们握手，并且希望你到处去访问他们，因为这都是我们中国的少年同伴啊!
以后呢，你们对社会人群间的生活悲苦，开发得要深，奋斗的工作也更要彻底。现在社会的浮面，似没有什么。新的种子，是在深深的地下。那些底下人们的眼泪和血，你们去亲吻他们吧，去哭泣他们的哭泣吧，去叫喊他们的叫喊吧！
1937年2月2日，上海《大公报》刊载署名毕兰的文章《介绍几个模范的儿童》，记述了对新旅小团员们的印象：
亲爱的小朋友们！想你们已经看到了杨晋豪先生的《怎样做一个现代的儿童》吧？的确，新中国的儿童，应有这三点：第一要认识中国民族的危机；第二要接受民族革命的思想；第三要切实地作一个小先生。这样才是一个新中国的新儿童。
是的，在全国的小朋友们里，确有具备这样三点的儿童！单我个人所知道的就有新安旅行团这样的几位小朋友。我真佩服他们抱定的那种伟大的志愿，又非常符合杨先生告诉我们的话，可以夸奖他们是全中国的儿童的新模范。我把他们介绍给你们做一个模范的小朋友，希望你们也来学他们的志愿：
左义华说：我愿做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实行者。
张敬茂说：未来的社会，是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存在的。所以我愿做一个劳力上劳心的机械工人。
曹维东说：我愿努力生活教育，将以谋社会的发展，求得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
张杰说：时代的轮轴是不断的旋动而前进着的。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那么我们应该过二十世纪的生活。但是，现在的世纪是黑暗与光明斗争的世纪。所以我愿人类努力于消灭黑暗世纪，建设真正为全人类幸福的光明的世纪。
程昌林说：我愿做一个前进的机器工人，同工人一致工作。
靖秉铨说：我看到民族空前的危机，我愿做一个民族解放实行者。
张俊卿说：百分之八十同胞，没有受到教育，当这国难严重的时候，火不烧到眉前，他们是决不知道痛的。考其原因，由于教育未曾普及，我愿做一个生活教育的忠实信徒。
徐志贯说：民族图存，是现阶段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任务，我愿在前进大众领导下尽我所有的小小的力量。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听了这几个小朋友的话，有些什么感想呢？他们也象你们一样的年纪，也曾一样的在小学校念书，也一样的有着一个活活泼泼跳跳笑笑的心灵。你们也要来抱一个伟大的志愿，学他们的榜样，做一个新中国的新儿童！
上海是一座大熔炉，团员们在这里得到了冶炼。
上海是一所大学校，团员们在这里汲取了充足的营养。
上海又是一个港湾，新旅又从这里扬帆起航。
只是，谁也不会想到，十三年之后，他们又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