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汪爸爸”
1935年，十三岁的曹维东来到新安小学读书时，他和小同学们都喊汪达之校长为“汪爸爸”。
从淮安到上海，从大西北到武汉，从桂林到苏北——在新旅的万里征程中，汪达之像慈父一样，每一个日夜都守护在小团员们身边。
2003年，八十来岁的耄耋老人曹维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称呼汪达之为“汪爸爸”。
是啊，汪达之是新旅团员们心中永远的“汪爸爸”。
1941年7月初，汪达之带着聂志孔、徐莎、郝杰、李楠、王德威等五位小团员，从桂林到达苏中根据地，因遭遇敌人“扫荡”难以前往苏北。在中共苏中区委安排下，他们成立了“新旅苏中工作队”，在如东县一边开展儿童工作，一边迎接陆续从桂林转移来的团员们。
一天，聂志孔对汪达之说，新旅已经有了共产党员和党支部组织了。
听到这个消息，汪达之甚感意外，受到很大触动。
自从新旅成立以来，他对所有团员都非常信任。可是，却不知道新旅有了中共的党组织。更让他不解的是，既然新旅有了党支部，那为什么至今没有吸纳他入党呢？这又让他有些伤感。
1941年12月，汪达之率领团员们沿着海边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942年1月8日到达阜宁县的陈集，与先期到达的团员会合了。
至此，新旅从桂林到苏北的大转移胜利结束。
不久，汪达之被任命为盐阜行署文教处督学，主要致力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建设和改革工作。虽然离开了新旅，但汪达之仍然心系新旅，仍然怀揣实践“生活教育”的梦想。
当时，新旅是盐阜区党委的直属单位，工作上受区文教处和区党委宣传部双重领导。
1942年3月的苏北，春意盎然，草长莺飞，充满着蓬勃的希望。
一天，上级发来通知，要调新旅团长张敬茂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任组织部长。
得知消息的汪达之找到张敬茂，说：“区委书记刘彬同志和我商量，要调你到青工委去工作，你说怎样呢？”
“您同意了吗？”张敬茂笑着反问。
汪达之认真地说：“你走了，团里少了骨干。可刘彬同志说，我们如果经常向各方输送骨干，又不断吸收新的团员进来，那新旅既是个工作团，又是所学校了。能这样，倒也是件好事呀！”
“您同意，我就去，好在团内老同志还有不少。”张敬茂说。
从1935年跟着新旅离开淮安，漫漫七年的时光里，新旅就是张敬茂的家，家里有个和蔼可亲的“汪爸爸”。如今就要离开家了，张敬茂突然感到难舍难分。但是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好在“汪爸爸”也同意他走呢。
张敬茂带着满腹心事，跑到盐阜区委书记刘彬那里说：“汪先生还不知道新旅有党的支部呢！”
刘彬同志马上严肃起来：“应该告诉他呀！当初，汪先生把你们带出来的时候，你们都还是小孩子。现在你们长大了，又成了共产党员，在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上，你们走到他的前面去了！”
张敬茂说：“是啊！汪先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汪爸爸’。过去，对他保密是对的。可现在，我怎样才能使他理解呢？”
刘书记注视着张敬茂说：“我看，你除了说明情况，还要做点诚恳的自我批评！”
听刘书记这么一说，张敬茂觉得又有办法了：“好！我向他做自我批评。”
夜晚，月光朦胧，四处静寂。张敬茂和汪达之在村里的打麦场上，一边散步，一边聊天。
“你们都成长起来了，都该有更适合于你们的工作了啊！”汪达之不易觉察地笑了笑。
“是啊！我们都是在您的带领下长大的啊！我想过，要是没有您，像我这样的苦孩子，今天会在哪里，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唉！要是没有你们大家的决心，靠我一个人新旅也走不到今天啊！只是靖秉铎早早去世了！”
“我们大家也对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您对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尽到了责任的！”
汪达之沉默了。
张敬茂也不知“汪爸爸”又在想些什么。他鼓起勇气，决定要对“汪爸爸”做自我批评：“汪先生，我有件事很对不起您！”
“什么事呀？”汪达之感到有些突然，停下脚步，扭头看着张敬茂。
“我该向您作检讨。您知道我已经入了党吗？”
“什么？什么时候？”
张敬茂低着头，慢慢说道：“您还记得1937年冬天在平凉，派徐志贯秘密去庆阳的事吗？牟永春来了之后，我们就成立党支部了！”张敬茂把全部过程说了一遍。
汪达之默然无语。
张敬茂不知道怎样再说下去，才能取得他的谅解，使他感到宽慰。于是，只有沉默着，沉默着。
“那……那后来……”汪达之很激动，但欲说又止。
“这件事，去年您到了阜宁，我就该告诉您了。可是我却没有想到它。直到现在……刘彬书记已经批评了我，是我错了！”张敬茂诚恳地说。
汪达之似乎并没有完全听进他说的这些话。
“那么，这些年来……难道我还有什么不能让你们信任的地方吗？”
朦胧月光中，张敬茂看不清汪先生的脸色，但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陷入了痛苦之中。
“汪先生！您是我的老师，今后还是我的老师啊！我们入了党，正是您一贯地同情党、支持党，多年来对我们辛勤培育的结果呀！对于您，不论是我们党支部，还是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都把您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了！”张敬茂向汪先生一件件回忆起往事，“这些重要时刻，关系到新旅生存发展的大事，都是您带上徐志贯，有时带上我们更多的人，一起在八路军办事处商定的呀！”
“是这样的！我理解你们，不怪你们！”汪达之默默地说。
“可是，到了抗日根据地，我却忘了把这件事告诉您了！我错了，请您原谅吧！”张敬茂的眼角闪着泪光。
汪达之激动地一把抓起张敬茂的手：“我们是同志啊！”
“刘少奇同志不是早就对您说过，您是我们党外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吗？您一向就是我们党的同志啊！”张敬茂几乎哽咽起来。
张敬茂平复了一下心情，说：“现在，您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虑呢？”
汪达之又一次陷入了沉思。然后说：“我还不够党员的条件！我还要认真地把《联共党史》和《党章》再读几遍！”
“您不是早就读过了吗？”
“是的。我还要仔细地想想我的一生。然后，再考虑你提的问题。”汪达之似乎怕张敬茂失望，又紧接着说，“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此后，汪达之先后担任了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华中建设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师范学校校长。在这些岗位上，他始终关注关怀着新旅的发展。
1943年8月，汪达之和部分新旅团员，在苏北涟水县蒲河恢复了新安学校，专门培训儿童团骨干。与这位慈祥和蔼的大胡子校长相处久了，那些儿童团员也都喊他“汪爸爸”。
到了1944年，汪达之向盐阜行署文教处处长戴伯韬同志，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后由刘彬和戴伯韬作为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批准，汪达之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此前，汪达之一直蓄须明志，言称“抗战不胜利，决不结婚”。
在盐阜区，汪达之邂逅了女青年杨南琛。
当时，三十来岁的杨南琛在盐阜区溧阳县担任政府教育督学，是汪达之的下级。在一次会议上，杨南琛在汇报工作时显出的魄力、胆识和高雅气质，引起了汪达之的特别关注。当即他就感觉到，现在到了解决自己婚姻大事的时候了。
这一天，四十岁左右的汪达之把长长的胡须剃得干干净净。
后来，汪达之才知道了杨南琛的家事：杨南琛的父亲杨敦甫是上海著名银行家，还是陶行知先生的挚友，曾把自家在南京劳山脚下的一大片土地赠给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后来，杨南琛的母亲喻慧君，又把丈夫丧葬奠仪上的六万块大洋，全都捐给了陶行知办学。
作为晓庄师范的学生和陶行知的得意弟子，汪达之对杨家的这番善举早就知晓。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如今自己一见钟情的杨南琛，竟然和他有如此深远的渊源。
还有，杨南琛作为名门闺秀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知识女性，于1942年和两名同伴从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出发，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上海到苏北，区区八百里路，为了穿越日伪军的重重封锁，杨南琛她们竟然走了半年之久。如此热血女子，其拳拳救国之心，更让汪达之肃然起敬。
此后，经过相互了解，两颗志同道合的心灵终于擦出了爱情火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2日，新旅团员们和新四军部队一起参加了收复淮安县城的战斗，淮安获得解放。
在离开淮安整整十年之后，这群小好汉在“汪爸爸”的带领下，终于又回到了他们梦萦魂牵的家乡。很快，新安小学就在莲花街原址复校，汪达之仍然担任校长。
1946年5月，在新安小学的教室里，汪达之和杨南琛举行了婚礼。
那天，驻扎在淮阴城的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兴致勃勃地跑了三十里路，载歌载舞祝福“汪爸爸”和“杨妈妈”的婚礼！
陶行知更是喜上眉梢，特地为这对伉俪发来了贺诗：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他和你，如鸟比翼，如枝连理，共造新家庭。
相敬相爱相扶持，在学习上同心，在工作上协力。把这力光大，化为民主团结力。
安居乐业造新邦，欢乐更无比。再进一步，创造新人类。
多福多寿多儿子，儿子又生孙，孙又生儿子，子子孙孙生到无穷期，一半儿像他，一半儿像你。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苏北解放区进攻，新安小学离开淮安随部队北撤。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后，华野主力对南逃的敌军展开追击。12月9日，淮安第二次解放。由于原校舍毁于战火，新安小学在河下镇湖嘴街正式复校，汪达之仍担任校长。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汪达之风尘仆仆赶赴劳山脚下，主动承担起恢复晓庄师范学校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汪达之先后担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1980年3月27日，汪达之——这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民教育家、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一群小好汉的“汪爸爸”，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
淮安，河下古镇，莲花街头，萧湖之畔，新安小学旧址旁，在苇蒲与莲荷环抱的小岛上，那群小好汉的“汪爸爸”长眠在这里。
汉白玉墓碑正面，镌刻着“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同志之墓”“新安小学全体师生立”三行魏碑金字！墓地四周，种植着十四棵青松，象征1935年从淮安出发的十四位新旅团员。
新安旅行团第一批小团员的代表张敬茂和左义华，为他们的“汪爸爸”撰写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