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益希卓玛
新旅到达兰州后，去省立兰州女子初级职业学校（简称“女职”）附属小学（简称“附小”）和同学们联欢，并以该校作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基地。
“女职”校长台和中先生，恰巧曾在淮安新安小学当过老师，这让大家感到非常惊喜和亲切。
联欢会上，第一个节目是歌舞《渔光曲》。藏族女孩益希卓玛扮演小姑娘，她的同学朱金兰扮演老汉。
过去演出，益希卓玛面对的都是本校女同学。这次观众增加了新旅的男孩子，她很羞涩，演得软绵绵的。
接下来，新旅团员们刚健有力的集体舞，让她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她立刻就对新旅产生了崇敬和钦慕。
此后，新旅在“附小”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益希卓玛所在的班属于“附小”最高年级，于是新旅集中给她们全班教唱歌曲。可是，一群小女生忸忸怩怩，捂着嘴哧哧笑，就是不敢张口唱。这时，小团员范政大方地往中间一站，张口就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女生们受到慷慨激昂的歌声的感染，顿时扫除了羞怯感，都跟着范政唱起来。此后，一支又一支抗日歌曲在“附小”唱响：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敌人从哪里来，把他们打回哪里去……”
嘹亮的歌声，飞出胸膛，飞出教室，飞出学校，飞到大街小巷，把她们和广大民众的心带到了抗日战场。
在新旅的组织下，益希卓玛和同学们走上街头，举着写有“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小旗，募集毛巾、茶缸、鞋袜等日用品，然后肩扛手抱送到“妇女慰劳会”去。
每一次参加活动，益希卓玛都会想：“前方抗日将士拿到这些慰问品，一定能感受到后方人民的心意，获得英勇杀敌的力量！”
新旅在“附小”的活动，很快就激起了兰州小学生们抗日救亡的热情。
除了教唱抗日救国歌曲，新旅还教同学们跳集体舞，并在益希卓玛所在的班里选了六个人，进行重点培养。
教她们跳集体舞的第一个辅导员，是高高瘦瘦的黄中一。讲课时，他先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还在下边写了“十七岁”三个字。不久，黄中一另有任务，就由壮壮实实的张俊鑫来接替。他也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下边写了“十六岁”，还对她们讲了“鑫”字怎么读，怎么解释。
张俊鑫对女生们的要求很严格。他还模仿益希卓玛上次表演《渔光曲》时的姿态，说：“像这样软绵绵是不行的。”
益希卓玛没有想到，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演出时的毛病，不由得脸颊发烧，低下了头。
不料，张俊鑫却说：“抬起头，看我跳！”
当时条件很差，没有伴奏，张俊鑫就唱着曲谱，刚劲有力地伸臂展腿，跳着给她们作示范。随即，益希卓玛和同学们听着口令，唱起曲谱，跳了起来。张俊鑫两手用力打着节拍，高喊着：“用劲！用劲！勇敢！勇敢！”
益希卓玛瘦小的躯体内，猛然升腾起一股生命的热力……
此后，《儿童舞》《海军舞》《工农舞》《乌克兰舞》这些朝气蓬勃的舞蹈，都成了她生命的活力。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开始在兰州公开活动。益希卓玛读到了进步小说，看到了新话剧，听到了抗日救亡的演说，还看了一些图片展览。其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反映苏联“儿童之家”的消息。她好羡慕生活在“儿童之家”里的孩子们，她多么想走进“儿童之家”啊！
如今，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新安旅行团，不正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儿童之家”吗？她所向往的遥远的美好生活，一下子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新安旅行团像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团，带领她投入了火热的生活。
新旅团员教授的演讲课，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解放。
过去在小学里，益希卓玛也练习演讲，参加演讲比赛还经常获奖。但那种演讲，要死背讲稿，只注重形式，甚至对在什么时候要打手势也有规定。
而新旅的哥哥弟弟们讲解的演讲，扔掉了这些旧框框，不用背讲稿，也不去摆什么姿势，重点是让她记住抗日救亡的道理和一些事实：“你只要心里想着要告诉听众什么，说服听众干什么，演讲时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就能讲得又生动又感人。”
兰州老革命家陆华甫，是益希卓玛父亲早年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一次，老人在听了益希卓玛的演讲后，对她父亲说：“你女儿的演讲很好，真能激励人们抗日救国的热情！”
参加新旅组织的街头剧表演，也让益希卓玛非常难忘。
一次，在演出独幕剧《最后一课》时，领队嵇钰让益希卓玛扮演那个逃学迟到的男生。
这次演出，原来定的是由团员张平扮演教师并兼导演，益希卓玛很高兴。因为张平对小学生们很和蔼，把所有道理都讲得清清楚楚，也能听取她们的意见。不料最后却宣布，改为不是新旅团员的兰州文艺青年王德彰来饰演教师并兼做导演。这个王德彰和她们不熟悉，缺少感情交流，并且脸色严肃，益希卓玛有点怕他，再加上益希卓玛在剧中饰演的那个迟到的男生，不符合自己的性格，所以，她不愿意演，但又不敢说。
演出上台前，张俊鑫往益希卓玛手里塞了一块面饼子，叮嘱她要这样表演：“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你一边蹑手蹑脚溜进教室，一边贪馋地咬一口饼子。看见同学们都生气地瞪着你，你就无赖地对大家做个鬼脸，然后坐到位子上。”
“这哪里像平时的我呀？”这个角色和益希卓玛的性格差别太大了，她觉得很别扭。但马上就要出场了，她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台。
表演开始了——按照张俊鑫的叮嘱表演过之后，刚坐到位子上，老师就转过身来，对“他”这个迟到的男生声色俱厉地讲道：“你若要爱祖国，就要好好学习祖国文化，而你这样经常迟到，哪像个正经的孩子……”
当时益希卓玛觉得，“老师”王德彰真把她当成一个剧外的坏学生了，心里很难过，表情很复杂。
接着，课堂里一个个同学站起来，都帮着“老师”教训她饰演的这个“坏男生”。特别是天天和益希卓玛形影不离的同桌朱金兰，不但在剧中扮演了好学生，这时也站起来指着她严厉教训：“你总是逃课、迟到，哪里还有学生样！”
益希卓玛一时跳出了饰演的角色，觉得同学们真的是在指责她，顿时羞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心想：“我不像那男生，我懂得爱祖国、爱学习，根本不会逃学迟到。”坐在舞台上，益希卓玛委屈得泪光闪闪，不知所措。
这个男生在剧中虽是个中心角色，但没有什么台词，主要靠表情反映心理状况。表演中，益希卓玛把角色和真实的自己混在了一起，她的心情、表情都很复杂，自然而然地就把角色演活了。台下的观众一次次为她热烈鼓掌，都夸她表演得活灵活现。
这次表演，虽然是歪打正着，但益希卓玛悟出了很多道理呢。
益希卓玛从小就喜欢读书，写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好评，并时常登在班级的壁报上。但她觉得，那是按老师出的题目写的，不是她心里想说的话和想表达的感情，再说对现实也不起什么作用。
新旅到来后，小作家左义华担任她们的写作辅导员。
“写作要抒发真情实感，是一种宣传和教育的武器，眼下就是要与抗日救国斗争紧密结合。你把自己演讲时说的真心话，写成文章，那就成了有作用的壁报稿。”左义华的这番话，让益希卓玛豁然开朗，她开始懂得什么是文学创作。她想，写作就是把自己心里最有感情的话，像歌儿一样唱出来。如果分行写出来，那就是新诗。
益希卓玛的一个小本子上写满了诗歌，她将小本子取名为“小草集”。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明月下，
古殿旁，
高耸的松树，
沉思的姑娘，
她在谋算奔赴抗日战场……
这是益希卓玛文学创作的起步，也是她后来走上专业创作道路的精神源头。
新旅就要离开兰州了，益希卓玛非常难过。她觉得照亮自己黯淡生活的金色太阳，又要落到山那边去了。她多么想和新旅一起走向远方呀，却只能偷偷地哭，而不能跟着可爱的哥哥弟弟们一起走。因为益希卓玛从小患有严重的胃肠病，发作起来就痛得要命，捂着肚子直不起腰。
那天，父亲又用温暖的大手为她揉着，说：“你要抗日，也要等病好了再去。现在你若跟着走，会成为旅行团的拖累。他们也都还是些娃娃，你肚子痛起来，谁给你揉肚子呢？”
益希卓玛也知道，自己绝不能去拖累哥哥弟弟们，于是只好暂时留在兰州。
新旅告别时，张俊卿大哥对她说：“小卓玛，别难过，你是新旅留在兰州的团员，也是播下的一颗火种。”张大哥还送给她一本《高尔基选集》，里面的《童年》《海燕》《鹰之歌》等作品，都给了她生命的光和热。
深夜里，益希卓玛想：金太阳没有落到山的那一边，永远在我的心里呢。此后，她更加坚强起来。
新旅走后不久，益希卓玛小学毕业了。她找到台和中校长，请求到“女职”上学。在台和中的帮助下，她成了兰州“女职”的学生。
“女职”的学生是住校学习，并且半工半读。住进学校，益希卓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宽广的天地。
此后，益希卓玛——新旅播在兰州的这颗炽热的火种，迎着烈烈西风灼灼燃烧，一直为民族解放事业发热发光……
1938年5月下旬，新旅从兰州来到西安。
对于下一步的行程，新旅党支部秘密讨论，一致意见是：从西安去延安——因为革命圣地延安近在咫尺。到了延安，全体团员可以分别到抗日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可到八路军前线去工作。
徐志贯在团务会上把这个想法一提出来，汪达之就问他：“那我们这个团体就这样解散了？”他赞成新旅去边区，但反对新旅就此结束：“这是件大事，需要找林伯渠商量。”
但三位党员误解了汪达之的意思，觉得他把新旅看成是自己的私人团体，太自私了。
当时，林伯渠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任中共中央代表。得知此事后，他专门找牟永春和三个党员谈了话：“新旅这个团体在汪达之先生率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全国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在闭塞和落后的西北地区，普及了抗日宣传，在国民党地区已经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今后继续进行工作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说到这里，林伯渠停了停，继续说道：“眼下，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任务还很重，非常需要新旅。而边区有党的领导，又有那么多先进青年在那里工作，所以就不那么需要你们了。”
随后，林伯渠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关于新旅的去向，周恩来早就考虑过了，从抗日全局出发，新旅还是要尽快到武汉去。“周恩来同志还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你们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的秘密后方，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旅工作，全团就不要去延安了。”
这时，徐志贯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想错了。不久，林伯渠又接见了新旅全体团员，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和周恩来的意见，这样也就消除了汪达之的顾虑。
接着，林伯渠安排牟永春和苏纯俊结束了在新旅的工作返回部队，团员程昌林和朱金山去抗日军政大学、张俊卿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他团员奔赴武汉。
从1937年初开始在大西北修学旅行，到如今已经有一年多了。回忆这段经历，童常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西北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地方，在历史上，民族间曾屡次发生悲惨的纠纷。到目前，民族间也还存在着不少隔阂，此种矛盾常被侵略者所利用。这是抗战中一个很大的危机。因此，我们在西北各民族间，一面作救亡宣传工作，一面进行感情上的联络。
西北的文化程度较低，光靠政府推行教育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我们广泛的宣传“小先生”。
西北教育落后，甚至一个完全小学里都没有音乐课。我们广泛的教唱救亡歌曲，因为这种歌曲的情绪是激动的，而且容易学，所以极受民众欢迎。我们到过一处后，雄壮的歌声便充塞了街头巷尾，弥漫了大小村镇，甚至蒙古的召庙及游击队里。
西北地广人稀，加之过去多年来政治黑暗的沿袭，所以政府与人民间有很深的隔阂。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桥梁的工作。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抗战中已成为中国对外交通中重要的通道了。但今日之西北实际上仍是很闭塞的，并且有许多的问题急待解决。所以我们又积极的调查、考察西北的实况，负起忠实介绍西北的任务，以唤起人们共同来建设新西北，保卫大西北！
在两年多战斗的生活里，我们不知经过了多少困苦艰难。尤其感到自然环境和交通所给予我们的种种困难。但是，在困苦中，我们的工作却更为努力。
抗战前线的悲壮与振奋，草原、戈壁、大漠的雄浑风光，少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大西北的荒凉与闭塞，民族危亡关头亟待唤醒的国难意识—— 一年半时间里耳闻目睹的这一切，都让小好汉们震撼、震惊且振奋。
而更让他们深感欣慰和自豪的，还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探索出了动员民众的路径，以及在艰难跋涉中、在实践“生活教育”理论中获得的成就、成熟与成长。
1938年6月下旬，西安到汉口的火车通行了，但必须在夜间行车，过潼关时车上还不准有亮光，以免河对岸日军炮击。
披着大西北的征尘，坐在一节闷罐车里，小好汉们向着战火正在逼近的武汉，奋勇挺进……
第五章
保卫大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