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火花与嬗变
10月11日清晨，新旅到达江苏省府所在地镇江，借住新西门外新安同乡会馆。
选择第一站到镇江，是为了争取省府签发护照。
放下行李，稍加安顿，他们便前去拜访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希望通过他再拜见省政府主席陈果夫。
刚进教育厅，一名督学出来接见：“哦哦，我敬仰陶先生，也钦佩你们的行动，但周厅长今天公务繁忙，无暇相见。”
闻听此言，汪达之拿出两本《我们的旅行记》恭敬递上：“劳您转呈周厅长和陈主席，并代致问候。”
“好好，在下一定尽力。至于他们能否接见，你们明天再听回话吧。”督学客气地说。
第二天，他们应约前往。那位督学说：“周厅长、陈主席均公务繁忙，不能接见。不过经过鄙人努力，厅长和主席都为你们题了字。”说着，督学拿出两张八开大的宣纸。
陈果夫和周佛海的题词分别为“幼学壮行”和“鹏程万里”。
督学接着说：“至于护照嘛，因涉及全国之旅，须到南京去请国民党政府解决。”
省府拜见，就此结束。
陈果夫、周佛海题字一事，给了汪达之一个启发。在当晚的夕会上，他说：“高官不愿见我们，送来两张题字也好啊！这不就相当于省府给我们开的通行证吗？今后每到一处，我们就请官员和社会名流题字，这既可以为我们的修学旅行作宣传，又可以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得到当局和各界承认的！”
的确，这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他们用宣纸装订了厚厚的一本八开大的题字簿，并用牛皮纸裱糊了封面。十七岁的徐志贯，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请赐鸿辞，以留纪念”八个大字。
记者们得知新旅到了镇江，并且得到了陈主席和周厅长的题字，立即前来采访。
10月12日，《新江苏报》刊出消息：“陈周两氏以该团提倡‘生活教育’，而全体团员均为儿童，能不畏跋涉之苦，作十余省之长途旅行，以社会为学校，实属可嘉……”
这则消息，对新旅未来的行动甚为有利。
镇江教育界、工商界非常欢迎新旅的到来，许多学校和企业都邀请他们前去参观访问，镇江国货公司还给每位团员赠送了一双“力士鞋”。
至此，团员们才脱下了透风冻脚的蒲草鞋。
然而，《新江苏报》却又登出一篇署名“索园”的评论文章《愿商讨新安儿童旅行团所为何事》。文章对新安旅行团兴师问罪，提出四大质问：
一是新旅的旅行动机——“挟十二三岁未成年之儿童，与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甫成年之青年，周行各省，到处招摇，谒某长官请训，乞某长官题词，虚耗光阴，扩张放心，浪费金钱”。
二是旅行是否有成效——“无论所期之路程能至不能至，不能至，何取率未定性之儿童为此夸言；即能至，以十数毫无学识之儿童，徒劳跋涉外又有何得”。
三是旅行是否正义——“所谓淮安新安小学是如何小学？是公立？是私立？是否在苏省省、县管制之下，该校经费纵极宽裕，不妨普利淮安地方失学之儿童，多设义教使有所读书，何取作此毫无实际之消耗”。
四是旅行是否可信可行——“此十数儿童父母为何如人，信任学校如此之深？以十二三岁之弱小，任其于风雨问寒之际，携向冰雪冱冻之方，走十数万里，亘四五个月，绝无依眷不舍弃之色。其事是否近人情”。
见到评论文章，团员杨永鑫当即写了一篇答辩稿，要点有：
旅行一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游览性质；一种是学术性质。这两种旅行在西欧及日本都很常见，而我国素来很少。
本团这次修学旅行是根据生活教育理论的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在本校的第七年度全年生活计划中所决定。我们认为，青年们研究、实践生活教育，在我们民族和国家都是一种急切需要的试验。我们更据本校前年赴上海儿童旅行团的经验，所以大胆地出发。
本团的名称是新安旅行团，因有十六岁以上的少年和十六岁以下的儿童参加。索园先生就没有辨别清楚。索园先生问小学儿童是如何年龄，如何见识，如何体力？这意思说应在较大年龄，丰富知识，强大体力，才可以旅行。否则就不配如此。
我们觉得目前的中国什么都少有，因而也就少见。少见就要多怪。哥仑布去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谁都骂他是蛮子，结果哥仑布却成功了。
索园先生说的废弃课堂与书本，这我们要说明的是索园先生太看重了书本和课堂。他以为整个的学问都藏在书本里。这不但索园先生是这样，一般人大都也这样说。
我们现在要坚决的否认，我们绝没有离开书本，更没有离开课堂。我们试看这个广大无边的宇宙包藏得多么丰富啊！它是课本也好，说它是课堂也行。我们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杨永鑫把这篇答辩稿直接送到《新江苏报》，并要求第二天发表。
可是，该报不仅没有登出答辩稿，反而将其交给了“索园”，且又在该报《星期论坛》上登出了“索园”的文章，其开篇就说：
此十数儿童，皆为国家未来有用之才，不能如此牺牲，虚耗光阴，养成不良习惯，漂流浪荡，终于不学无术，他日无以自主，致国家与社会又多十数惰民！
接着对答辩稿逐段进行指责，尤其是对“生活教育”理论大加否定，认为其“根本不能成立”。
怎么办？再写文章进行驳斥，不但不可能刊出，而且纠缠下去，对新旅也很不利。
团务会决定，立刻去南京，到教育部和交通部交涉“通行证”和优惠乘坐交通工具事宜。
10月15日，新旅抵达南京。
南京安徽公学校长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好友，还是新安小学的校董。他安排团员们住在学校库房，在学生食堂搭伙，并帮忙与南京各界联系。
深秋的凉雨飘飘悠悠，石头城中，寒碧冷凝。
南京市政府门前的广场空空荡荡，偶有三两个行色匆匆的行人。
来到市政府，汪达之拿出请求马超俊市长接见的函件，交给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坐在会客厅，耐心等待。
马超俊，1885年生，字星樵，广东台山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早年加入同盟会，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曾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历任广州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国民党政府劳工局长、广东农工厅长兼建设厅长。此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南京市长。
不一会儿，身材高大的马市长推门而入，没有一句客套话，立刻大声训斥：“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在学校好好念书，跑出来干什么？”
徐志贯说：“我们宣传孙总理遗嘱，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呀！”
大家也紧跟着说：“读书要紧，救国更要紧呀！”
“救国？”马超俊以轻蔑的目光扫视着这些孩子，“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救国是大人的事！”
伶牙俐齿的小团员当即反驳：“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大人和小孩子不都成了亡国奴吗？为什么小孩子就没有救国的责任呢？”
为了缓和气氛，汪达之笑着说：“马市长！孩子们也是一片爱国热忱。他们一到首都，就要求来拜望您，期望您……”
“你是他们的老师，难道还不懂得读书就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的道理吗？”马超俊打断汪达之的话，把满腔怒火发泄出来，“回去！赶快回学校念书去！”
小团员们立刻站起来质问：
“马市长！日本的飞机到处扔炸弹，大炮轰轰响，我们还能读书吗？”
“马市长！东三省的小朋友现在念的全是日本人的书，您知道吗？”
“你、你……你们……”马超俊一脸铁青，摔门而去。
回到住处，大家议论纷纷：
“政府大员竟是这样对待民众抗日救国要求的，这次总算亲眼见到了。”
“这就是鲜活的生活教育！要感谢市长大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我们说的话虽有理，可语气过重了，人家是市长，是中央大员呢！”
“是呀，要是他命令警察把我们押回淮安，那怎么办呀？”
汪达之说：“我们再去找教育部和交通部时，大家不能再像今天这般去辩论了。”
然而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避而不见；在交通部，寻求乘车优待也被断然拒绝。
一连串的遭遇，让大家感到，实现目标，只能靠自己奋斗，要用热血和行动去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天气越来越冷，饥寒正在逼近。旅费行将告罄，还拖欠了安徽公学的伙食费，杨永鑫和刘昭朗也因病返回了淮安。
局面严峻，该怎么办？
晚上，新旅召开团务会，制订了紧急应对计划：
——到大中小学校和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宣传演讲、放映电影，谋取收入。
——尽量访问社会名流和军政要员，争取支持。
——撰写活动新闻，向南京各报投稿，赚取稿费。并邀请记者来团采访，扩大社会影响，获取支持。
这时，总干事徐志贯高声朗诵起了陶太师的《努力》：
努力，努力，努力向前进，努力向上进。
先把脚跟儿站稳，再把方向儿认定。
一步，一步地走，一步，一步地近。
千万不要转身回过头，别人的闲话也不要听。
前进道路崎岖不平坦，战胜困难全靠有自信。
努力，努力，创造个好命运，自己的力量要尽。
团务会开得群情激昂。大家对前途充满信心，意志更加坚定。
接下来，新旅在安徽公学礼堂举行了两场新闻发布会。徐志贯发表演讲，并回答了记者和学校师生的各种问题。
左义华应邀前往中央大学实验小学和信府河小学，发表了“长途修学旅行”和“普及生活教育”主题演讲，受到师生们欢迎。
嵇钰、程昌林、张敬茂、曹维东分成两组，到大中小学和工厂放映国难电影、教唱救亡歌曲。
这些活动，在广大师生和爱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些收入。
10月19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题为“新安旅行团昨招待新闻界”的消息。
同一天，《南京日报》也刊登消息，详细报道了新安旅行团、新安小学和左义华在实验小学演讲的情况，并介绍说该团“携款已将告罄”，“方得筹措长途旅行计划”。
实情的确如此：这个冬天南京奇冷，滴水成冰。团员们需要购置御寒衣物，按计划北上需要路费，拖欠安徽公学的伙食费需要补交——这三项费用必须尽快想办法筹集。
无奈之下，汪达之只好去上海找陶先生，请他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出谋划策。
几天后，汪达之从上海回来了。他兴奋地对大家说：“陶先生和国难教育社的丁华、王洞若等人都说，新旅既然已经踏上了征程，他们就全力支持我们克服困难，决不会看着我们的行动半途而废！”
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先生，决定把他主持的出版物《大众生活》等交给新旅销售，书店只收成本，利润全部归新旅。
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学者魏建新，也把刚刚编印出来的国难地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地图》《世界各帝国主义侵华史地图》和《中国历代疆域变迁史地图》，以八折价格赊给新旅一百套。
大家听了这些消息非常高兴，又唱起了《自立立人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
凛冽寒风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甚至在远郊江宁县、燕子矶，都响起了小团员们的叫卖声：
“看新出版的图书了！内容精彩，先睹为快！”
“国难地图，一图了然；共赴国难，全民动员！”
然而，销售地图甚是困难，十几个人跑上一整天，也只能卖出一两套。
他们甚至跑到中央政府门前，吁请他们购买国难地图，支持国难宣传。但这些党政衙门，都拒绝购买。
一天傍晚，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寒风裹着雪花直往脖子里钻。眼看天就要黑了，张敬茂抱着的国难地图一套还没卖出去。他身穿单衣，冻得哆哆嗦嗦，本要回到住处去，但又想起汪先生那双充满期望的眼睛，就停住了脚步。
一转身，他看见马路对面的金陵女子大学，就连忙跑了过去。
“先生，买套地图吧！”张敬茂谦恭地对图书管理员请求道。
“我们不要地图。”管理员摆摆手。
“我是淮安来的新旅团员呀，这是国难地图，请买一套吧！”
“我们用不上，你快到别处去卖吧。”管理员听见是国难地图，就更不敢买了。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问道：“小朋友，你就是淮安来的新安旅行团团员呀？”张敬茂回头一看，是一位娴静端庄的女士。
“是啊是啊。”他连忙点点头。
“好，精神可嘉，精神可嘉。我买你一套！”说着，女士掏出了三块大洋。
当时，能掏出三块大洋的人并不多。后来张敬茂才知道，这位女士就是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早在女大读书时，她就因组织同学参加五四运动而轰动了南京学界。
不久，南京的学校多已放寒假，图书也难以销售。
团员们为了节省费用，从来不坐公交车，全靠两条腿奔跑。吃饭更是寒酸，早上一碗豆浆加两根油条，午饭和晚饭也都是凑合吃的。有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就干脆饿肚子。天寒地冻，许多团员的脸上、手上、脚上都生了冻疮，可他们从不叫苦。夜里回到驻地，还要开会交流，互相鼓励，争取第二天多卖出几套地图几本书。
12月10日，《南京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采写的《雪花纷飞中——新安旅行团访问记》：
雪花纷纷的飞着，人们都冻得抖搂起来，忽然一位记者朋友，满身雪花走进屋来。“走哇，到安徽中学去，有旅行团住在那里。”于是我们三脚两步地随他走出门去。
我们正坐在安徽中学的门房眼盯着门，等新安旅行团的顾问汪达之先生出来。忽然，门里“托托”地一阵脚步声，啊！
许多小朋友一窝蜂似地跑进门房，把我们团团的围起来了。他们都笑哈哈说：“先生，我们的顾问没有在家，有什么话，问我们吧！”
许多新的生命的火焰到了心边，记者只觉得欣喜，只觉得兴奋，先问了一句：“小朋友，你们都几岁啦？”
这个说：“我十四岁。”那个说：“我十三岁。”还有一个说：“我十二岁。”
“这样小的年纪，出来不想家吗？”记者问。
“这算什么呀！不想家。”大家都小英雄似的摇着头这样说。
记者又问：“小朋友，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已经到过什么地方？这次旅行的目的和方法怎样？”
一个小朋友忽然喊着：“先生，先生，你听我说。”于是他便站在记者的面前，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一只手在外面指天划地的挥手势，活象大人似的。什么“意义”呀，“宗旨”呀，“社会”呀，“当局”呀，有头有尾，清清楚楚，说得津津有味。这样小的一个孩子，能说这样流利的国语，真是记者破题儿第一遭的闻见。听得最高兴的时候，记者便小声小气地问身边的小朋友：“他几岁了，叫什么名字？”一个小孩子告诉我：“他叫曹维东，十三岁，顾问常叫他到各小学去演讲，前几天在本市信府河小学讲过怎样做小先生。”
……
半月前，冯玉祥先生请他们到陵园谈过一次话。据说，冯先生曾握着小朋友的手说：“好好的干，好好的锻炼身体。”小朋友自得了冯先生的鼓励后，就格外的起劲了。最后，小朋友越谈越和我们亲热起来，于是便拉着扯着让我们到寝室里去玩玩。一个小朋友老早的跑去把寝室门打开，站在石凳上，笑望着记者。
进屋一看没有床，没有椅，小朋友的行李一束一束的在地上堆着。据说，小朋友晚间都睡在地上。
记者便立刻问：“不冷吗？”
“不冷。”但是我听见小朋友一个个都咳嗽了。
“小朋友们，大家保重，再见！”我们说着便走出屋去。
这时外面的雪不下了，太阳在云角下露出光来，希望诸位小朋友，寻到光明之路。
在南京前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小团员们终于把上海发来的图书和地图全部售出，自己带来的《义华日记》和《生活的书》也卖出近百本。他们给报刊写的稿子，也被采用了十几篇。左义华和张敬茂，还被上海两家儿童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并寄来预支的稿费。
这次售书、撰稿活动，共收入约六十元银洋。在交清安徽公学食堂的伙食费并留足北上的路费后，还为每个孩子买了一套绒衣绒裤和一双袜子。
把自己亲手挣来的御寒衣物穿在身上那一刻，孩子们暖在身上，更暖在心里。他们仿佛看见陶太师欣慰地笑着，在遥远的地方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生活与教育，在秦淮河畔擦出了火花。
社会和学校，在六朝古都发生了嬗变。
新旅的小团员们，迎着风雪，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