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与政治同行的作家

司汤达是少有的公然宣称自己的作品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作家。

很少有作家公开说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有关，但在西方也有一个作家与众不同，他公然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当他的不朽之作出版时他坦率地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

这个作家就是司汤达，一个把政治与文学美妙地结合起来的人。这并不是说他要用作品来宣传某个政治主张，而是他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巧妙地融和于他的作品之中，使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依赖，成为一体。

司汤达，1783年出生在法国一座叫格勒诺布尔的小城。他原来的名字并不叫司汤达，叫昂利·贝尔。他的父亲名叫谢鲁宾·贝尔，是高等法院的律师，颇有家财。父亲是顽固的保王党人，同儿子关系一向不好。司汤达十分爱自己的母亲，她比丈夫年轻许多，是一个著名的医生的女儿，有丰富的学识，能用原文诵读但丁的作品。

才7岁时司汤达遭受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热爱的母亲去世了。这也许是司汤达一生最痛苦的时刻，影响了他此后漫长的生命，他的性格也从此变得孤僻，并且加深了与父亲之间的敌意。

所幸的是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爱，就是他外祖父家。这个了不起的医生十分疼爱自己的外孙。他有一个大图书室，里面收藏着古希腊、文艺复兴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与哲学名作，他把它们像老朋友一样介绍给了外孙子，小司汤达也深深地爱上了它们，从那里汲取了无数宝贵的精神食粮，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缺少母爱所产生的精神空虚。

1792年，司汤达9岁了，父亲为儿子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他是神父，一个同父亲一样死硬的保王党人，一个蛮横、专制又很伪善的家伙，后来司汤达说：“这个人大概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无赖。”幸好有了外公的藏书，他才没有真的如此。

受自己热爱的母亲和外公的影响，司汤达从小就是坚定的共和分子，正在他9岁那年，法国宣布共和了，他便自己动手做了一面小三色旗，在院子里一个人游行。这可把父亲和老师给气昏了头，旗子也在他们手里变成了碎布。

但共和国很快替司汤达报了这一撕之仇。第二年雅各宾派专政，革命传到这座小城后他们第一个逮捕的就是他的家庭教师。他的父亲也受到追捕，只好躲了起来。

1796年对司汤达是重要的一年，他被送进了家乡中心学校，这样就离开了那沉闷压抑的家。这里的老师们可不同于神父先生，而是同他爷爷一样的启蒙思想追随者，他们的话很合乎小司汤达的口味。

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了获得一等荣誉的学生。他没有回不喜欢的家，而是到了巴黎。他一度准备上大学，后来并没有那样，他拿着一封父亲写的介绍信找到了他家的亲戚。这亲戚在巴黎属于最上层的人物，他对司汤达十分友好，将司汤达安置在自己的办公室。第二年他随拿破仑大军进入意大利，之后他便写信给司汤达，司汤达立即飞马起程，两天后追上了拿破仑的远征军，看到了景仰已久的拿破仑。

他随军进入米兰，看到了一生难忘的情景——长期以来被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人民热烈欢迎拿破仑大军，把他们看做解放者。意大利美丽的景致和悠久的文明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母亲的先祖是意大利人，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就更深了。

这年6月他参加了马伦哥之战，他并没有亲自上阵打仗，不过得到的荣誉并不少，他到了米兰大剧院拿破仑的包厢里，向正在看戏的拿破仑报告胜利的消息。

不久他成了拿破仑手下的少尉军官，继而又成为米萧将军的副官。第二年他基本上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再下一年，即1802年，他回到了巴黎，开始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个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他要成为当代的莫里哀。他经常去剧院参加各种戏剧活动，自己也写剧本，甚至参加了一个戏剧班，想通过培训纠正自己的外省口音。

他这些活动中的唯一实在的收获是爱上了一个二流女演员，他跟着她到了马赛，为了谋生在香料店、咖啡商行之类的地方干过活儿。

这样的生活对于他不啻于浪费生命。直到四年之后，1806年，他的生活才有了一个转机。经如今已经担任拿破仑军队总监的亲戚的推荐，他被派往德国不伦瑞克，任助理军事代表，据说因为工作热情很高曾得到拿破仑的赞扬。

在拿破仑的军中他曾先后担任各种职务，例如粮食和伤兵的监督官、巴黎法制局审计官、皇室房产监察官，等等。1812年他随拿破仑大军侵人俄罗斯。关于这次远征，我们在《西方历史的故事》第二十七章曾经讲过，当拿破仑逃回巴黎时，他的六十多万大军所剩不多了，司汤达就是这些幸运儿之一。

拿破仑没有忘记这些老部下，他委任司汤达为西里西亚萨冈省的总管，并同他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这是1813年左右的事。

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拿破仑没有在第二年失败的话，司汤达对拿破仑的忠诚加上良好的背景，可能会使他在军队里步步高升。但拿破仑的退位令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如他自己所言：“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块儿下台了。”

怎么办呢？还在十多年前，他初到意大利时就被它迷住了，现在既然军旅生涯结束了，他决定移居意大利美丽的米兰。

此时的米兰处在奥地利人统治之下。意大利人并没有默然忍受异族的压迫，而是奋起反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烧炭党人的反抗。

定居米兰后，司汤达义无反顾地参与了意大利爱国者们的活动，像拜伦一样用行动来表达对自由的热爱。此外他把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打他同拿破仑一起下台后文学就是他的职业了。

这段时期他主要的作品有《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海顿、莫扎特和梅塔斯塔齐奥传》、《意大利绘画史》，等等。

我们知道司汤达原名昂利·贝尔，他什么时候开始用司汤达这个笔名的呢？就是1817年《海顿、莫扎特和梅塔斯塔齐奥传》再版之时。

除了同革命者们交朋友，司汤达这段时期也认识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人物，例如拜伦。这时拜伦已经名满天下，司汤达还只是一个刚出道的文学青年，他们之间谈不上有很深的友谊。但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歌德，似乎对司汤达颇为欣赏，看出来他身上有着了不得的文学天才。与司汤达成为朋友的重要作家只有一个，就是梅里美。不知道您读过梅里美的书没有？他的许多中短篇，例如《塔芒戈》，写得十分好，堪与莫泊桑媲美。

司汤达在意大利生活了七年，如果不是两件事迫使他离开，相信他还可能继续呆下去。一件是因他的情人，梅蒂尔达，抛弃了他，令他痛苦万分；第二件是这年，即1821年，烧炭党人举行了起义，又失败了，由于司汤达有许多烧炭党朋友，奥地利政府便把他作为嫌疑分子驱逐了。

他只得回到法国，这时他父亲已死，他只能全靠自己谋生了。我们知道，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倘若他想依赖文学为生的话。不幸的是司汤达正是这样。虽然物质生活很窘迫，但由于他性格外向，能言善辩，形象也很气派，他在巴黎的精神生活还算充实。他交了许多朋友，包括一些著名人物，也交了一些女朋友，有过不少风流韵事。他没有结婚，他一辈子都没有，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有恋母情结的缘故，谁知道呢？

在巴黎他一如既往地写作，例如《论爱情》，多半讲的是他自己的爱情体验。与在米兰时不同的是他写了不少文学评论，例如《拉辛与莎士比亚》，但这些如同他以前的作品一样，基本上是石沉大海。

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827年，名《阿芒斯》，写一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的命运仍同他以前的作品没什么两样。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对司汤达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事情是这样的：在他的家乡格勒诺布尔市有一个出身贫贱的青年，由于富有才华，得以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应聘到一个乡村贵族那里当家教，不久便同女主人发生恋情，被赶走了。后来他到了另一个家庭，又与这家的小姐缠绵起来，结果再一次失去了工作。他以为是原来那家的女主人告了他的密，就在一座教堂前向她开了枪。结果他被处以死刑。

正是这件事给了司汤达以灵感，令他推出了《红与黑》。

《红与黑》，连同他以前推出的有关烧炭党人的短篇小说《伐尼娜·伐尼尼》和后来写的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最伟大的作品。

1830年对于司汤达又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他的作品得不到应有承认的直接结果是销路不畅，这对于依赖写作为生的司汤达而言意味着他可能要另谋生路了。

这年在法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在《西方历史的故事》的《不断革命的法兰西》一章中也讲了，就是“七月革命”。查理十世被推翻，建立了“七月王朝”。新政府对拿破仑时期的旧人不那么敌视，任命司汤达为法国驻教皇管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港的领事。这是个小官，但足以令他丰衣足食。

从这时起他的物质生活算是安定了，但他的作品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从当红的作家到普通读者很少人认同他的作品。雨果，这位当时全法国最受人尊敬的作家，也颇为看不起它们，认为没什么意义。

对于把作品视为生命的作家这样的生活怎么会有意思呢？那种孤独与寂寞的感觉时常像一阵冷风紧裹着他，令他透不过气来。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他便经常到附近的罗马城去，在悠久的历史氛围中忘却烦恼。

他并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因为自己的创作得不到承认而停止创作，仍旧一如既往地笔耕不辍。在罗马的闲逛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一座古老的教堂内发现了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犯罪记录，主要是些因情欲而引起的很残忍的谋杀。这些东西又像以前家乡那个枪击昔日女主人的家庭教师事件一样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写下了《意大利遗事》。

1836年，司汤达得到了三年长假。他抓住机会来了次长途旅行，走遍了法国与英国的城市乡村。并用口述的形式写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据说只用五十二天就写完了，他写作的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在口述时，全凭即兴而成，口述这一章时，完全不知道下一章将写什么。”

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好像同我们写作文时老师教过的规矩不同，既无布局，也不谋篇，提纲更是没有，如何能写呢？可有些人就是能这样写，而且写得还很好哩。据我所知，除了司汤达外，至少还有一个，就是后面我们要讲的狄更斯。

《巴马修道院》出版后获得了巴尔扎克的高度赞扬，他曾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贝尔先生新近有书出版，依我看这是五十年来最美的书了。”后来巴尔扎克还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贝尔先生研究》，长达172页，高度评价了《巴马修道院》。

这也许是到此为止司汤达获得的唯一一次有分量的赞誉。其他赞誉当然有，不过还要等很久。

1842年司汤达又一度来巴黎休假。

3月的一天，他在外交部前的大街上突然中风，昏倒在地。有好心人立刻将他送到了一家药房抢救，过后又把他送回了他的家——一家旅馆。

但司汤达再也没有醒来，年仅59岁。

他被朋友们安葬在蒙马特尔公墓，送殡的只有三个人：他的妹妹、堂兄和作家梅里美。

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与前面的雨果比起来，不由令人感叹。梅里美说：“也许，20世纪的某一位评论家会从19世纪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发现贝尔的书，并且比我们的同代人更公正地对待它们。”

这就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