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
第三十六章 “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
托尔斯泰死在寻找宁静之乡的路上。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图拉位于莫斯科南面,是一个重要的武器生产地。他出生的具体地方叫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据说族谱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时代。大帝有一个重要的谋臣叫托尔斯泰,曾贵为枢密官和帝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后来被叶卡捷林娜女皇封为伯爵。
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曾参加过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退役时是中校。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的早年是不幸的,一岁半时他亲爱的母亲去世了,九年之后他又失去了父亲。
一开始托尔斯泰被交给姑母监护,1841年她去世后便改由住在喀山的另一个姑母监护,托尔斯泰便到喀山生活去了。
虽然失去亲人,他的生活并非很悲惨,一则双亲虽失,家产犹在,他的日子过得仍然很富足,二则这些监护人对他都不错,生活上关心爱护他,从小让他受到了相当好的贵族式教育,从法国请来的家庭教师使他熟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
到1844年,托尔斯泰已经16岁了,这一年他进入了喀山大学东方系,学习土耳其、阿拉伯等东方语言,准备毕业后当外交官。生性比较自由散漫的托尔斯泰很不习惯于大学里的刻板生活,学习也不认真,结果期终考试不及格。一年后他转到了法律系,不过那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仍然不能专心学业,像其他浪漫的年轻人与有钱的贵族子弟一样,托尔斯泰迷恋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社交生活。在大学呆了三年之后,他怎么也呆不下去了,干脆退学回家,这是1847年4月的事。
这时托尔斯泰已经19岁,成年了,可以不需监护地独立生活了。他回到了自己的产业,即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这是个颇大的庄子,原属于外公所有,他把它给了女儿即托尔斯泰的母亲作陪嫁,母亲死后就交给儿子托尔斯泰来继承了。
三年大学生活托尔斯泰也并非一无所获,他虽然不喜欢阿拉伯文和法律,但对哲学,尤其是有关道德的哲学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托尔斯泰特别喜欢卢梭,读了他的许多作品,也吸纳了他的大量的思想。
除哲学而外托尔斯泰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例如司汤达和萨克雷的作品,这些都将在他以后的创作中产生重要影响。
很久以来托尔斯泰就对农民产生了相当深厚的、混合着同情与敬佩的感情。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了周围农民的苦难,也许是因为他上大学时看到了同学中那些优秀的农民子弟,他们的勤奋与能力诚然是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们所不能相匹的。
对农民的这种感情加上卢梭关于自由与平等理论的影响,托尔斯泰回到庄园后开始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
也许这些世世代代受惯了苦的农民已经麻木了,也许苦难令他们变成了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贵族老爷真的会这么好心,他的许多善意的努力就像碰到了墙壁上一样,什么反应也没有,他只得自认失败。
在农庄里呆了两年后,1849年,托尔斯泰到首都彼得堡去了,他想去考考法学士。他上大学时学了多少法律我们上面提过,他只考了两门课便灰溜溜地回家了。
回到家后托尔斯泰又用坚强的意志拾起了为农民服务的旧事,这次是想替农民的孩子们办学校。
从这年11月起托尔斯泰开始做官了,在图拉省的行政管理局任职,下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这一切只与他的出身有关,与他的才能与政绩无关。在这段日子里他的主要公务似乎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所谓上流社会社交圈里同贵族、达官、美女们周旋。
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无疑可以刺激托尔斯泰的感官,但他天生是一个重视理性的人,虽然一度理性被感性麻醉,但它终究就像潺潺流水一样,慢慢复苏了。复苏了的理性令他对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感到十分厌倦。
这时他的哥哥尼古拉正在高加索从军,与当地的山民们作战,托尔斯泰想到没有比战争更能令他摆脱这种厌倦的了,就前往高加索,投奔长兄,这是1851年4月的事。
到达高加索后,托尔斯泰入伍当了志愿兵,随即参加了袭击当地山民的战役。由于作战勇敢,两年半后托尔斯泰当上了准尉,军官中最低的一级。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搞文学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童年》。
1854年托尔斯泰由高加索到了多瑙河,这时候俄罗斯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克里木战争。为了挽救土耳其,使它免于被俄罗斯彻底征服,英、法向俄国人宣了战。
这场战争对一向自以为不可战胜的俄罗斯人是一次莫大的教训,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冷酷的现实:他们在欧洲已经算不上一个强国了,俄罗斯已经比英、法这些欧洲发达国家落后得太多太多。在克里木战争中,俄罗斯军人依然像面对拿破仑时一样奋不顾身地作战,但他们已经不足以战胜敌人了,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自己太弱小。我们可以从《西方历史的故事》的第三十二章《充满矛盾的俄罗斯》之《克里木战争》一节中看到对这段历史的描述。
来到克里木的战场后,托尔斯泰自愿奔赴塞瓦斯托波尔,这里正是克里木战争的主战场,俄罗斯军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屠杀。托尔斯泰据说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当炮兵连长,战斗到军港最后被英法联军占领为止。
在这次战争中年轻的托尔斯泰对俄罗斯贫苦农民有了进一步了解。
他亲眼看到这些农民士兵们是何等的勇敢,何等舍生忘死地朝敌人的枪口扑去,他们自知必死,因为他们枪的射程只及敌人的三分之一,但他们何尝后退半步?
这更加深了托尔斯泰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罪恶的农奴制的批判。
战争结束之后,托尔斯泰离开了军队,来到彼得堡。
此前他的《童年》等作品已经在这里发表,为他赢得了杰出作家的声誉,他的到来受到了彼得堡文学界的热烈欢迎,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例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等都成了他的朋友。
托尔斯泰不久就感觉在这里过得并不如意,虽然作家同行们很尊敬他,但这时候的俄罗斯文坛分裂成了许多小团体,观点各异,争论不休,托尔斯泰这个后起之秀成了这些小团体争相拉拢的对象。托尔斯泰的回答是离开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庄园。
1857年,托尔斯泰已经29岁了,这年他踏出了国门,到西方各国去游历,如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
回到俄罗斯后托尔斯泰依据这次游历写了一些故事集,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作品没有得到《童年》发表时一样如潮的好评,这令他一度对文学失去了兴趣。
他又把目光转向了他始终没有忘记的农奴们。旅行回来后,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办了学校,让农民的孩子们来学习,运用他从英、法等国学到的现代教育方法来培养孩子们,这次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为了更上一层楼,他再一次出国访问,专门到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去考察教育。后来他还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用以传播他的教育理论,并亲自动手编写课本。作为语言大师,他的课本比以前官方那些刻板的教材要有趣、有益得多,获得了公众的赞美。这是1861年左右的事。
这时的托尔斯泰已经超过33岁了,早到了结婚的年龄,他曾倾心于一个邻家的女孩儿,向她求婚,但被拒绝了。
到1862年,34岁的托尔斯泰认识了一位御医兼八品文官别尔斯的女儿,这年她只有18岁,托尔斯泰爱上了她。恋爱中的他很羞涩,不敢当面用言语表达爱,于是他拿起了自己擅长的笔,给索菲娅写了一封信来表达了他的爱情,信中说: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接连三个星期,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一定要说出一切。然而我依然怀着惆怅、悔恨、恐惧和幸福的心情离开了。每天夜里,我都和今天一样,总是痛苦地对自己说:我为什么没说呢?我该怎样说,又说些什么呢?现在,我带着这封信,如果我又一次没有说,没有勇气对您说出一切,那就让我交给您这封信吧!
他信中透露出的真情深深感动了这位小姐,她答应了托尔斯泰的求婚,并且成了一个很好的妻子:生活上体贴入微,为夫操持家务、管理田产;事业上也是一个好帮手,她也爱好文学,写得一手好小说。如今她不再自己写,天天替作家丈夫誊写手稿。大家见过托尔斯泰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是妻子替他抄的,而且还不止抄一遍呢。
。他们后来也有分歧,主要是因为妻子不理解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无我的心灵,所以当托尔斯泰要放弃他著作的版权时,她不答应,把其中一部分要了过来,用以替家庭和孩子们谋福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那些著作还没出世呢,我们先来说其他的。打从托尔斯泰出版那份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教育杂志后他就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政府的贵族官僚们当然有理由对他不满,例如托尔斯泰作为他所在县的调解人,在地主和农民发生纠纷时老同农民站在一边。1862年7月,趁他外出时宪兵连续两天来他家搜查,这给托尔斯泰很大的触动,不久他便关闭了替农民们办的那所学校。
也就在这一年,托尔斯泰结婚了。新婚之后他脱离了喧嚣的社交活动,连教育也不关心了,一心一意在自己的田庄里过着俭朴、宁静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同妻子大生孩子——整整13个!
结婚第二年起托尔斯泰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这时他花了差不多七年时间来写一部开天辟地似的巨著《战争与和平》。
创作期间对托尔斯泰产生比较重要影响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了一次军法审判。审判的对象是一个叫希宁的士兵,他因不堪受一个军官的虐待而打了对方耳光,虽然托尔斯泰尽心竭力为之奔走,他最终还是被枪决了。这个事件使托尔斯泰对死刑以至整个法律制度产生了反感。
结婚后托尔斯泰的心灵一直是宁静的,正是在这宁静之中他才能够全心全意地创作。然而,1869年时,一次他途经一个叫阿尔扎马斯的地方,住在旅馆里,夜深时分,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伤与惊恐,这就是他所谓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打这以后他在许多书信里谈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这使托尔斯泰对叔本华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受到它的影响。至于原因大家可以参考《西方哲学的故事》最后一章《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超脱苦海之道》一节。在那里我们将看到叔本华对死亡的理解是何等深邃,而且这理解正是奠基于对死亡之痛苦与恐惧的超脱的。叔本华如是说:“如果死亡终于来到而解散了意志这一现象,那么,死,作为渴求的解脱,就是极受欢迎而被欣然接受的了。”
托尔斯泰开始从内心感到不安,觉得自己无法把握生命,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典籍,想从中找到答案。他当然不可能找到,于是他想到了自杀,在他潜意识深处似乎有一种力量促使他用结束生命作为探讨生命意义的终极形式。
是时托尔斯泰正在创作他的第二部巨作《安娜·卡列尼娜》。许久之后他终于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那种恐惧,并且找到了生活的答案,这个答案对于他而言是简单的,那就是抛弃贵族生活,勤俭、克己,在勤俭与克己中求得生命的完满。
为此,托尔斯泰抛弃了贵族生活,不单在表面上抛弃,而且从心底鄙视。他身体力行,自己耕地、做鞋、盖房子,摒绝一切奢侈生活,甚至持斋吃素。是的,这时候的托尔斯泰是个和尚般的素食主义者了,他关于素食有许多妙论,他说:“素食既是通向天国的重要一步,也是一个信号,表明人类对完美道德的向往。”
1881年,因为子女求学的需要,托尔斯泰带全家迁居莫斯科。
即使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他也保持以前的俭朴生活,因为像在乡村一样莫斯科也少不了大堆贫民,过去帮助贫苦农民的托尔斯泰现在来帮助同样贫苦的市民了。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最底层贫民的生活,还在1881年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
1884年他的信徒和朋友契尔特科夫等创办了一家叫“媒介”的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的或者接受托尔斯泰观点的著作。1891年,托尔斯泰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所有作品的版权。按照他的意志他要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只是他的妻子为了孩子们而不肯答应,她成功地把丈夫1881年以前作品的版权搞到了手,每年都带来滚滚卢布。
从1891年起的好几年里他几次组织赈济活动以救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的农民们,他又以宗教宽容的态度极力维护被官方的东正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用《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教徒们移居加拿大。
托尔斯泰这种博爱与宽容的精神与沙皇和教会的精神是殊不相容的,他们早就想整托尔斯泰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71岁高龄时,托尔斯泰写下了第三部不朽之作《复活》,有人乘机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并于1901年革除了他的教籍。这在那时简直等于判死刑——精神与名誉上的死刑,托尔斯泰处之泰然,正所谓无私者亦无畏!
现在的托尔斯泰已到晚年了,应该说他晚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一则因为他同家庭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由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所致,这种精神要求他无私奉献,要求他素食,摒弃一切奢侈。他可以做到,但要求他的家庭也做到就有些过分了。尤其是他的夫人,对丈夫这种生活态度很不赞同。当托尔斯泰想要放弃他所有作品的版权时她发怒了,奋起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把托尔斯泰1881年以前作品的版权夺到了手中。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二则因为他的创作也出现了问题,他既对自己的创作不甚满意,又不想再为版权而同妻儿争吵。
这样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他不再发表作品,宁愿将其束之高阁;第二个结果则是致命的。
1910年11月10日,感到家已经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负累的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秘密出走了,随行的只有他的医生和小女儿。
他希望能找到一个隐秘的所在,在那里他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宁静而俭朴地生活。
这时俄罗斯已经天寒地冻,出走几天之后可怕的肺炎袭击了托尔斯泰,已届耄耋之年的伟大作家如何抵挡得了肆虐的病毒?他的生命迅速地逝去了,时年82岁。
这时他在阿斯塔波沃车站,正处在寻找宁静之乡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