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颖南先生
我认识周颖南先生已逾十年。一直想写篇文章，说点什么。然而周先生岂是可以随便谈论的？他是新加坡著名企业家，享誉东南亚、被称为“南国玉树”，“南洋一支笔”的作家，新加坡与中国大陆数十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其文学活动、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影响巨大。他的著作《迎春夜话》《南国声华》《映华楼随笔》《南国情思》《颖南选集》《周颖南文集》卷帙浩繁。记录其生平事迹的传记类著作就有三四种之多。《南国颖秀——周颖南教授古稀纪念专访》盒式录像带面世。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还曾经专门组织文学界、出版界名流专家为他举办过“周颖南文学创作45周年研讨会”，可谓洋洋大观，似乎有形成“周颖南现象”“周颖南热”的趋势。那么还需要我——一个普通学人聒噪些什么？周颖南是个大题目，对于他，我是否能够读懂？但我相信，大题目需要反复地做，并且常常要从小处、细微处做起。我认识，熟识周先生的过程，是对他不断加深了解、理解的过程，是不断感受、欣赏、学习他这个人、他的道德文章、为人风范的过程。
我是敬爱周先生的。与周先生的相识无疑是我十余年来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事。我小时候经常被教导要敬爱什么什么人，其实对“敬爱”这个词真也摸不着头脑。我尊敬老师，离“爱”却着实差得太多。并且我如今也教书，深知学生对老师，起码绝大多数老师，你只要考试及格，不在课堂上讲粗话，离他近点远点都行。鲁迅我曾经敬爱——后来我知道那仅是“佩服”，我只是在读《阿Q正传》《孔乙己》，看到鲁迅带点刻薄的幽默时才“爱”上他，就像读完《好兵帅克》之后爱上作者雅·哈谢克那样。接触过的人中间我发自内心“敬爱”过的人大约只有四个：我的外祖母、苏金伞、牛汉、周颖南。“敬爱”是个沉甸甸的我们不敢轻易启用的词汇。我爱外祖母，毋庸细说；苏金伞、牛汉是真正的诗人，70年、90年的市廛弄不脏他们的心，周颖南则让我看到了迥异于我们身边人等的另一种正直、磊落高大者人生，体现着某些我个人理想中的完美人格。
应该说认识周先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幸运。1990年通过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诗友赵跟喜，我开始与周先生通函，开始谈些散文创作方面的问题，周先生寄来的作品也曾在我任职的《散文选刊》杂志上刊登。不久后收到他为文坛前辈、红学家俞平伯教授刊印的《重圆花烛歌》一书，精美大方，使人爱不释手。我在多篇文章中读到周先生为国内作家操办出书事宜的情况，遂不揣冒昧地提出也想在狮城出本诗集。信件发出，随即惶惶，觉得自己真的太过分了，以鄙人的资历水平，在诗坛的模糊不清的面目，劳动周先生大驾，几近不知天高地厚。正忐忑间，周先生的大札已跨海飞来，就像他在拙著《窗户嘹亮的声音·序》中所说的，“最近，陆健希望他的诗飞越海洋，为广阔的世界讴歌！……诗一般的想象！但，友情告诉他：美丽的愿望可以实现……”
我好一阵激动。周先生欣然允诺，丝毫没有怪罪一个后生晚辈唐突、不懂事的意思，并嘱我尽快整理稿件与照片。我在中国文化部印刷厂印制的胶片与新加坡印刷机的感光器件对不上型号，周先生又重新安排制版印刷，把书印好，乃至大捆的邮包上的字都是他亲手所写，一笔一画遒劲整齐。我知道周先生凡事要亲自动手的，为了我，他一个花甲之人付出这么多，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都让我愧疚不已。
我承认，与周先生交往之初，我只是很“喜欢”这位老先生。他那么精干、爽直、讲求办事效率，热衷文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我出了书就寄给他，寄每期的《散文选刊》杂志，他每次都很快回信。我到北京之后，通讯地址多次变更，却丝毫没有影响彼此的信札往还，有时他还打电话给我，给我关怀和鼓励。我当时“喜欢”他，其中很有些“感觉新奇”的成分：我所见过的商人，为官商者，多鸭行鹅步，颇有见官使财、见商以权势压人、逼人就范的派头；私商多大腹便便，精明中透着狡黠阴鸷，做生意鬼鬼神神，眼皮直往女人的裙子边上溜来溜去。我所见到的文人或削尖脑袋想往“领导阶层”里钻，或自命清高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同时因其经济地位低下，说到金钱也免不了眼睛发亮。当然，这是我比较了解的若干商人、文人，更多的是我根本无法走近戴着面具的他们。周先生正直、正派，高官巨贾见得多了，本人又文名鼎鼎，谈笑皆鸿儒，但上交不谗、下交不骄。当时我想：中国古人称道的温文尔雅，西人所谓的“绅士”，二者合璧，大约就是周先生这样的吧？
我敬重周先生，有晚辈对长辈的敬重，有后学者对一位成功者的敬重，且对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颇多感悟。周先生于40多年前买舟南渡，从中国福建到印尼的东爪哇，到雅加达，到1970年移居新加坡并入该国国籍，经过诸多职业的变动，工作、生活环境的变更。他曾与友人合作经营汽车零件，收音机装配厂，在保险业、银行中任过职，经营过纱厂、植物油提炼厂、针织厂、染整厂、成衣厂、饮食业，后来做了拥有16家连锁店的同乐饮食业集团的总裁。光这些，就足以使我们这般只会吃“国家饭”、抱“铁饭碗”的人瞠目结舌。有报刊称周先生是一位“幸运者”，我十分的不以为然。周先生多次迁居，频频更换职业与环境，恰恰说明他的事业有相当一段时间不那么顺利。在他与朋友合办的同丰贸易公司刚刚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之时，1959年印尼币制改革，把所有的钞票、银行存款、信用票“剪掉”90%，这对他的事业的影响可想而知。有人会引孟子之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我想当初周先生“买船南渡”时，一定有抱负，有理想，却未见得想到自己一定能如今天这般成为一个赫赫然、纠纠然的人物，谋生是第一要务，“身担大任”只在可能之中，只能循序渐进。他当初只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现实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周先生在《向祖籍国亲人汇报》（见1999年12期《炎黄春秋》杂志）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已讲得很清楚。他意志坚强，不怕挫折吃苦耐劳，又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深谙经营之道，善于抓住商机。这些是他成功的内在因素。他的父亲子溪先生是一位民间教育家，“文章乃千古之盛事”的思想应该说是影响了周颖南先生的人生志向，加之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他20岁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半个世纪以来出版小说、诗歌、散文、学术论文等近二百万字，完全可以称得上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博学多才，勤奋努力。成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由于他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及重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
我认为，周先生是最懂得“物质的精神性”和“精神的物质潜能”的。经济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不停歇地工作以满足生存需要。但发财不是目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使他获得自由，精神上的独立性。于是有了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精神生活、艺术创造的条件。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新中文化交流。周先生近20年来频频访问中国，结识了诸多文化艺术名流，写下大量散文、论文。在这里我想着重一提与他的商业行为联系最紧密的——他关于饮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新加坡饮食文化巡礼》《“抱娃娃”回娘家》《让中华烹饪发扬光大》《〈美食家〉面世宴会献词》《中国烹饪前程似锦——二十一世纪展望》《新加坡中国烹饪的发展情况及其跨世纪的走向》等，表现了专家的眼光和学者的热情。所以在读这些篇章时我们宁可把周先生看做一位从商的文化人。是的，假如用一个词来评价、概括周先生的话，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文化人，这样才准确公允。
因为周先生的工作实绩、经济实力和他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他被推选为世界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我说周先生最懂得“精神的物质潜能”，因为他在他的同乐饮食业集团经营范围内，做足了文化的文章。据说他的酒楼餐厅，多装饰中国字画、工艺品，营造高雅的氛围，甚至该集团还创办了一份颇为考究的宣传期刊——《品味》，我观赏过其1999年第1期，画面精美，一篇篇短文，寻诗摘句，旁征博引，相当有文采。周先生调动各种方法，让顾客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接受文化艺术的熏染。我相信这是一种经营之道，同时也是一种讲求实用的文化观念使然。让文学艺术的美融入更广泛的生活内容。
周先生频频来中国访问，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物力。他多次随外商投资团体、访问团队到中国贫困地区考察，慷慨解囊，不思回报，单是1994年4月在河北涿鹿，就为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始祖古城旧址修建工程认捐人民币一百万元。在其他地区，捐资无数。不像有的人，一旦发迹便目中无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抛几个小钱，为的是换取名声，换取社会对个人的更大回报。
我手中有幅周先生与涿鹿县委负责人的合影照片，拍摄时间为1998年10月3日。照片上的周先生脚穿旅游鞋，右手稍握左手，一副淳厚朴实神态，比较之下倒显得旁边的陪伴者更要“洋气”些。不啻如此，陈诏先生的文章《亦商亦文的周颖南先生》亦可作为旁证，他说：“更可贵的是，周先生富而好礼，在文人面前丝毫没有‘财神爷’的神气和傲气。早就听说，他与丰子恺、赵朴初、巴金、叶圣陶、俞平伯、丁玲、冰心、刘海粟等大师有深交，而且拜俞平伯为师，执弟子之礼。每一次到上海，他都要在豫园宴请上海文艺界、学术界的名流，常常是高朋满座，济济一堂。但是他绝不摆出主人翁的架子，而是把这种宴请称之为‘豫园雅集’，把自己当做集会的一员，奉觞侍酒，态度谦恭。近几年来，他为友人鼎力赞助出版《海粟老人近作》《海粟大师山水小景》《玄隐庐拓印》《玄隐庐诗》《丰子恺画集》《紫山老人八十自寿》《钵水斋诗稿》《陈毓和陈剑父子画集》《映华楼藏画》《秋月遗墨》《重圆花烛歌》等出版物，为此耗资以万计，但他却说：“为弘扬和促进神奇伟大的中华文化，我义无反顾，乐此不疲！”所以，文化人都愿意与他交朋友，如鱼得水，一见倾心。（见1991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周先生不是成为海内外知名人士之后才有这样的表现，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热心社会工作和公益事业。50年代在雅加达，他就曾在一家夜校当义务教员（见周颖南散文《跨进夜校的门槛——夜校生活散记》），1963年华文《火炬报》创刊，他又自告奋勇担任特约记者，不拿薪水，自备交通工具，写了《潮音花雨满人间——访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赵朴初》《李宗仁先生毅然回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沐浴在战斗友谊的海洋里——写在周恩来总理的告别宴会上》等一系列特写和报告文学作品。周先生的宽阔胸襟、利他主义精神，社会道义感由来已久。《南国情思》一书中周先生的《日记》选录，是研究他近年生活的重要资料，值得细细阅读。
我一直对周先生与丰子恺、叶圣陶、俞平伯三先生的通信颇感兴趣，认为《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和《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是两部奇书。它们在反映周先生的内心世界、思想方法、思维特点以及审美趣味方面，比周先生的其他作品表现得更细腻真切。周先生知天命问业于俞平伯教授，这件事本身就很感人。可谓文坛佳话，谓之美谈。周先生对师长恭敬求教，有些问题提得十分“专业”，正是在俞平伯先生尚未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之时。关心到老师的病情，饮食起居，无微不至，虽身隔万里，却像侍奉左右，令人动容。而他在向丰子恺先生求画时，竟像孩子般的羞涩，得到画作（包括丰先生给他的四个子女画的漫画）时又和子女们一齐欢呼起来。这样富有童心的老人，殊为可敬可爱，这童心给了他持续不竭的激情，促成了他许多文学作品。
周先生家藏丰富，据说藏品室像个小型博物馆。周先生是很好的书画鉴赏家，为多种书画集作序，为不少书画家撰写过评论文章。1992年初我曾受河南开封翰园碑林李公涛先生之托，寄给周先生《孔子行教图》与《百寿图》拓片各一张。周先生马上回函致谢，并对拓片进行了颇为精到的评价。我也曾当面听周夫人说她对一件汝州钧瓷瓶的看法，颇有些内行人的观点。不用说也是受了周先生的影响。
周先生对祖籍国的感情，如在血液，奔流不息。50年代就在泗水《大公商报》撰文《西藏军区成立的伟大意义》《新中国妇女的伟大成就》，在雅加达发表《祖国的感召》《在前进的道路上》。195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写了《中国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百花齐放中的中国画》，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时他写了《中国核试炸成功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下台》。1997年应邀出席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联合举行的香港政权回归交接仪式，1999年9月28日，应邀到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庆典及各项活动。其他诸如国际儒学会议、中国诗经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的活动，老舍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等等，他总是奉请必到，尽量准备论文。真是马不停蹄，为了祖籍国鞠躬尽瘁。今年9月29日上午我携外甥张昱到贵宾楼拜望他们夫妇，周夫人说：“他一年里有大半年都呆在中国。昨天一下飞机就开始忙。你们来之前谢觉哉夫人刚来过，上午还会有好几批客人。”果然话音刚落门铃就响了起来。在我见到过的照片和我保存的关于周先生的照片中，有他受到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乔石委员长接见的，有与贺敬之、唐家璇等会见的，有他拜望巴金、冰心、艾青、赵朴初、刘海粟、萧军、胡挈青等人的，有他前往著名文化场馆与名胜古迹、希望小学参观的，加上他去过的贫困区县，数不清他到过中国多少地方，见了多少人。他还当了中国数十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科研单位的兼职研究员或顾问。颖南前辈，今年您已经是70岁的老人，您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贵宾楼离天安门广场很近。那天，周先生还和我谈起明天早上要去看升旗。升旗他已看过多次，可是每次到北京总还是想去。我不好估量，他的故国情愫有多深，但我知道，光明照耀着他的内心，他有一种融自己于人类伟大事业的感觉，他的一生，注定将是造福大众，不断进取的一生。
完全应该说：周颖南是一个高大的形象。周先生对我——一个普通的中国诗人，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关心。除了帮我出版诗集之外，十年来，他和我通了几十封信，有时谈文学，有时谈忘年友情，有时只是简单的问候。无论我在郑州时还是我来北京之后，他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办完了必须办的事情，总要给我打电话，安排见面叙谈，间或再通过电话嘱咐我一句，“你什么时候来？我接下来没有急于办的事了，你要忙的话，我配合你的时间。”我曾到郑州的国际饭店，北京的北京饭店、贵宾楼饭店、钓鱼台国宾馆看望他，每次都“晤谈甚欢”，有时除了茶水，周先生还用水果或巧克力来一番款待。周先生是朴素、直率的，他喜欢脱了皮鞋，只穿着袜子在地毯上走来走去。记得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晤罢作别，他送我出房门，忽然指着过厅壁上一幅书法作品给我看，噢，“黄河之水天上来”，草书，冯其庸先生的手笔，潇洒雄放。我知道，冯先生也是周先生的朋友，《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就是冯先生作的“序”。周先生此时的笑，正像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
周颖南先生是个大题目，不知我读懂一点了没有。但是我的生活里多了一道光辉，心中有钦佩、敬爱之情滋生。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