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洛水之阳》后记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是初唐诗人王湾作品《次北固山下》中的两句。
这几年，心中有时会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躁感。去年春节后，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我每三四周回洛阳探望一次，望着病床上形销骨立的父亲和守在旁边日渐憔悴的母亲，心里凄惶。我知道在自己静下来的时候，钟表的走动声音逐渐地越发地清晰、响亮，恍然大悟：我快50岁了。“归雁洛阳边”中的“归”字刺痛了我，使我回忆起自己和洛阳之间发生的许多事。
在我近50年的生涯中，有七年半在河北沧州度过，十年多一点在洛阳，四年半在南阳，郑州近十一载，十六七年在北京，我和它们的关系、它们带给我的生活感受却各有不同。
先说我与北京和郑州的关系。除了在北京读书的四年之外，我和北京、郑州主要是工作关系，也可以说是生命过程与生活资料的兑换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彼此消耗，当然也相互塑造。但我和洛阳的关系不同，我在洛阳的时候是一个纯真的快乐者和天真的忧伤者，一个物质消费者，不创造任何物质与精神财富。就像我的父母，我喝他们的乳汁和血。我对他们只有感恩的份儿。我的出生地在河北沧州——豹子头林冲发配的那个地方，那时候太小，我对沧州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式的。那七年在我的脑子里只有几个闪动的人影，和以火柴生产为支柱产业的泊头小镇的残缺不全的“自然状态”。当然还有饥饿。当我和姐妹们随父母来到洛阳之后，逐渐地开始有了所谓的“人群意识”，或曰“社会意识”。我的“主体意识”——人生观，包括是非观、善恶观的初步形成、性格的确立，多半应归结在这里。我常常想念洛阳，不是像有些朋友说的，“开始怀旧了，您别是开始显出老态了吧？人上了岁数才会在精神上寻找过去。”其实我早就开始“怀旧”了，从作为知识青年在歌声中奔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到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到郑州工作然后再调回北京工作，风风雨雨，沿途布满荆棘、充满竞争，心似乎一直提在嗓子眼上，气儿喘不匀。前面曾经谈及，“除了在北京读书的四年之外”，没错，大学也是洛阳之外我应该感恩的所在。不幸的是后来我回了母校，我在《广播学院和我》这篇文章里说过，我成了她的工作人员；她成了我的“老板”，我和她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规范化操作，制度化管理，任务、职责、考核、考评、奖惩，不讲一点虚的。这没什么不对，我出一张方片三，人家打出红桃四，社会有社会的出牌规则。很公平。彼此谁都不欠谁的。爽！可是我欠沧州的，欠1978年10月至1982年6月期间的广播学院的，尤其欠着洛阳的。这已经足够了，洛阳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家乡之外的夜晚，我在大城市散布着“可吸入颗粒物”的空气质量为“良”的沉闷中抬起头来，往哪里望呢？我常常望见洛阳。想到我的好朋友乔仁卯说的“你的血肉、骨骼是洛阳给的”。这是骨子里的、血脉里的东西。我并没有说洛阳什么都好，哪里都好，洛阳的一棵草都比其他地方的树还高。并不是说我在洛阳的青少年生活中一片阳光灿烂没有一丝乌云。生活物资的匮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苦恼焦躁，几乎整整一个“文革”时期折射给一个不经世事的少年的心灵冲击，内心深处的恐惧，等等。截至到我上山下乡去南阳为止，十年生活中，种种挫折、伤痛，毕竟有我作为一个弱小者个人，包括无知与性格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社会的大气候。每个孩子都有“成长的烦恼”。当时“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可以说责任不在这座城市。洛阳有我的父母、姐妹，他们爱我关心呵护我；有小时候的玩伴，我的小学、中学同学，老师，他们帮助我长大，一点点懂事。个别人即使“坏”一点，又能坏到哪里去呢？没有利益之争，没有为了自身的安全非要把别人弄得不安全，没有在生活重压下扭曲的人性驱使中的以邻为壑、机关算尽、无所不用其极。虽然也许会有少数人将在生活重压下扭曲人性，在为以邻为壑、机关算尽、无所不用其极做着准备工作。但它尚未被实施。它在这方面的破坏力量尚未强加于我。我想与我同龄的——我们大家在那段时间内，对故乡洛阳的感恩之心应该是具有共同性或者可以称之为共通性的。我颇为幸运，没有参加进成年后与儿时伙伴的生存激烈竞争中去，没有你一拳我一脚的拼斗，他们几乎所有人少年时的无邪与可爱在我的记忆中保存得更持久、更清晰、更完整；他们成年后成熟、世故的侧面一般也没机会于我们的再度相见时过多表露——我们之间构不成利害冲突。我在许多老同学、老朋友面前算不上“成功人士”，大约勉强算一个“幸运者”——乘“末班车”上了大学，到一个更大些的城市生活、工作。回洛阳新结识的，也多半游走于“往来无白丁”的社会关系之间，便于从宏观上深入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其实我这些年来对于“没有为洛阳发展做什么事情”，多少是带点愧疚感的。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也许正因为如此，身为这样一种有些超脱的文人角色，我竟得到些许客观视角，对我尝试着做做这个“城市的歌者”多少有点益处。于是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自己该写写洛阳了，是时候了。我有些紧迫感了。在与自己以往创作的连续性方面看，也许它和已经成书的《34份礼物》《田楼，田楼》《枫叶上的比尔》恰好构成我的“写实性诗歌四重奏”。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我想“洛水之阳”，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故乡，又是世界。既是空间又是时间。我想自己要写的《洛水之阳》，应该从任何一段（首）开始读，都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段落的开头，都能看做全书的开头，任何一个段落的结尾，都能看做全书的结尾。或者说任何一段都不是开头，而是进入诗境的入口，任何一段都不是结尾，而是品味无尽诗韵的道路。首尾贯通的人群与建筑群落参差、大场景与小人物的错落应当成为它的结构特色。漫漫历史与个人经历中的宏伟和悲怆在记忆中变得平面化；而今日对事物的客观化描摹、评价与温情则必须有立体感。呈现的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诗意时空！
从时态方面讲，我现在来写洛阳，需要一个同时面对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蒙太奇视角（或曰姿态）。因为诗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包容着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境域。更深刻地说，洛阳也在现在携带着自己的历史、预示着自己的未来。根本地，诗人同样是处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纠缠交融之中。不同时期（年龄段）看同一个事物会有不同感觉，有时不同时间段看事物会侧重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比如经历“文革”时的直觉、知觉。用今天的观念再看，与当年的差别就非常大。需要以洛阳的过去与她当下的面貌（自然与人文环境、人物）及“我”在洛阳生活十年的大致经历这三条线索为切入点，跳跃式进行，拼贴式地展开。使之通透、灵动，富有弹性，增强时空交错感觉。既注重事物（人物）的真实性，又不失创作主体的灵动性，既是“个人化”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集体记忆”。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一个“天人合一”的情境。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洛水之阳》不可避免地也将是历史与当代、个体与群体的合一。
认识层面的问题大致解决之后，操作起来就比较快了。我2006年1月23号放寒假回到洛阳，安排了与《洛水之阳》可能涉及到的人物的一系列会面，包括知名人士和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安排了一系列走马观花式的对市内及周边地区人文景点的重温性质的探访；找到一大堆与洛阳相关的历史、现实资料。回到北京用两个月的时间创作了这部作品。
但是这些散布在电脑屏幕上的分行的句子就是我要寻找的“洛水之阳”吗？历史事件的截取、人物的选取、设置难免以偏赅全，那么它们的代表性、合理性表现在哪里？它们构筑的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时空对一个洛阳人、对洛阳有所了解的人、素无知晓者能否透射足够的起码是比较多的能让人初步了解认识洛阳的信息？我讲述的故事、我对洛阳的解读能否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的确让作者心中茫然。虽说我已经尽力了。我想让我的叙述和阐释再“客观化”一点，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再大一点，然而我做到了多少？毫无疑问，我终究战胜不了自己。《洛水之阳》仍旧是只属于我的“洛水之阳”，是“一个人的洛阳”。我知道，小说作品有《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一个人的战争》（林白）；电影有《一个人的车站》；文化类图书有《一个人的民间视野》（刘晓春）等，我都看过欣赏过，如今我拿出的《洛水之阳》同样可以被视作“一个人的城市”。无论从文学理论来讲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实践看，每个人所认识、所感受的城市（环境）都是不尽相同故而独一无二的，都是“一个人的城市”。无论我们的表现欲望有多强烈，文学抱负有多大，文学成就却无一例外地囿于自身的各种条件。面对一种文化资源——尤其一种巨大的文化资源，一个人所能成就的东西实在只是一鳞半爪，非常有限。但这并非文学、诗歌的不足，反而是它的本质特征。营造为数不多的意象、照亮意义无穷的意境。接受美学主张作品的真正实现在于接受之中，这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意义只能等待着接受者自己丰富起来。所以，那么对我们所热爱的事物，意欲成就的事物，我们就只有开阔思路，欢迎更多的人来参加对于洛阳的文化建设与深情礼赞。我今年初在洛省亲期间，看到洛阳近年来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诗歌创作队伍日益壮大，队伍的社会构成越来越多样化，感到非常高兴，有感于洛阳这方面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生活资源的丰富，很想建议大家就相关理论问题加强探讨，深入研究一下白居易等中国大诗人的写作理念和创作方法，深入生活，用现代人的胸襟、眼光透视生活，写生活中的所闻所见，真实体验，看能否在诗歌的“纪实性”方面下下工夫，是否可以以“实到极致便是空灵”为原则，也许、可能说不定——逐渐形成一个“洛阳诗派”，或其他名称的一个诗派，争取一次写作学意义上的“区域性的整体提升”。另外，通过洛阳文学艺术界建立互联网站，于其中开设《天下人写洛阳》的专栏，除了洛阳作家供稿之外，所有汉语作家与用本国语创作的海外人士均被欢迎积极参与——洛阳籍人士、来过洛阳的人士、喜欢洛阳景仰洛阳的人士——洛阳的作家及相关部门提供资料支持。通过诗歌通过文学建立洛阳与整个世界对话的窗口。我们不仅要从九朝古都汲取创作养分，我们对她今日的繁荣、她的文化存在和文化传承同样负有责任。《洛水之阳》，也许能够作一块“引玉”的砖头。
在此我必须还要说到的是：感谢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洛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洛阳博物馆馆长王绣女士为拙著泼墨作画；感谢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洛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进学先生和洛阳书画院副院长王鸣先生题赠墨宝；感谢洛阳市文学艺术研究会执行副会长乔仁卯先生拍摄了书中的大部分照片，这些对我都是极大的鼓励。
2006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