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默念的名字——谈《名城与门》的创作
12年前走出大学校门，拔笔四顾，心中自有一缕踌躇。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表了少量短诗，觉得应当做出点像样的事来给社会。
但严格地说，我的诗思既无可以一蹴而就声闻大众的灵感，亦无深厚的生活与文化基础，只是凭借一些小感觉在做着茫无定向的“布朗运动”。
四五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一二百首诗匆匆写出，也得过几家刊物的诗歌奖，可用今日的眼光看，当时自己对艺术尚无有价值的独到见解，生活的酸辣苦咸倒尝了不少。环境的平庸与自己创作的盲目性形成一道堤坝，艺术的激情正在挥发散失，这时候我认识了80多岁的前辈诗人苏金伞。
这是我在河南生活、工作多年的一个突出事件。多少人愈老愈滑、愈扭曲愈狭隘，他们的智慧和昔日的光彩如客厅角落里的一个盆景，雪白的双鬓冷若冰山，或者讳莫如深，在雾中守护着以往或有或根本没有存在过的荣誉，活得小心且可怜。可是苏金伞不，他正直地、襟怀坦荡地生活，从不避讳自己的艺术和人生观点，对琐碎的事情不屑一顾，五年前他的外孙遭受不测亦未见他在外人面前流露悲哀。今年89岁高龄仍不断写作，诗艺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和他的接触，使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虽然他老了，不能为年轻人具体地做些什么，可是他坐在那儿，躺在病床上，依然是中原大地的青山一座。他提升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恩情。
1988年12月5日，我写下了《苏金伞八十二岁》这首诗歌。
我从日常大量的、几乎没有多少意义可言的繁杂俗务中抬起头来，抖落身上的尘土遥望天空，我想起群星闪烁的和苏金伞一样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作出了贡献的人——那些我从文学史、艺术史上读到过的名字。这些名字因为我的麻木、因为它们的非社会生活实用性而黯淡过，而今它们重新照亮，使我觉得无地自容，就像《李苦禅〈双栖图〉》中所说的，“我等一群美丽的／粉刺可立毙于此，呼吸迫促／你的松针似遒劲的鹫爪／踩来踩去，踩宣纸的／面容苍白”。
我写马寅初、范文澜、钱钟书、沈从文，写叶圣陶向来访的青年诗人鞠躬，“老者宁静，双鬓、头顶／雪白。一座雪山坍塌下来”；老舍投水“其纵深犹如书生填词”；王蒙“抚木成花，指云即为流霞／无扰之黄昏／在分行的句子里／屠杀一段实用主义”；弘一法师“披晚钟的碎片身躯不著一字”和赵树理这位农民“凭借膝盖削着柳笛削成了／文笔……”他们闪耀在一个后来者的心头，变作言辞。
从艺术上看，《名城与门》中的这部分篇章大都是朴素的接近“传统”的。当时正值“第三代诗人”们风起云涌于中国文坛势不可挡之际。“第三代诗人”的艺术哲学以平民思想、注重个体生存状态为主旨，向自我的内心深处开掘。《名城与门》是外视角，仿佛仍在寻找“主观的客观对应物”。对此我没什么可说，我只是个艺术创作的“进化论者”，每颗果实都有其成长成熟的规律，加之个人素质，不愿赶恐怕也赶不上任何时兴的流派，《名城与门》中被称作“现代手法”的那些诗作，是通过研读西方理论著作和认为“不如此表达不近其义”的结果。总之，写作过程中要让自己“拼命地向上一跃”，用整个身心，“我的举手投足没有表演意味”（《巴金病了》）。
我们和这些深深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史的杰出人物在深层次上的冲突撞击，交融认同是异常艰难的，作为一个简单的自己，又如何能够承受。在北京读书时我曾有幸观赏过人艺演出的曹禺话剧《雷雨》《日出》，只觉得“遍体鳞伤的观众离开剧场／在完整的夜里，听／自己的碎片的歌声”，有闪电直射入骨髓，旷野茫茫找不到精神的家乡，就像“我们居住在中途／我们的粮食是／吃掉我们的游牧民族”。事隔多年，仍不禁热泪盈眶。看陈爱莲的舞蹈，仿佛自己被融入音乐般的河水，同时生存在今天，在远古，“柔软的形体将铜鼎，废除又确立／马蹄犹如蝴蝶／倒向回忆的人满头花香”，如此的美感，令人至今无法对这体验进行价值与道德判断。有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文学和艺术，使我深入到人生、世间的一部分本质，人的想象，有时比真实更真实。
这种创作后的幸福有时又来源于创作过程中的痛苦。这些我所敬仰的人物，曾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他们说出过什么？不用重复。他们不曾说、或不愿说、或基于各种复杂因素不能说的是什么？是学者、专家们的课题。当我们熟知他们的生平、思想、艺术的全部内容之后，也会有诗篇从那复杂的背影上显现，那后半生几乎放弃写作的茅盾，那蔑视人类天性中的弱点的鲁迅，那满怀怜悯之心的无可奈何的郁达夫，这些独特的生命，本身即是独特的诗。《半个茅盾》《鲁迅的一首轶诗》《郁达夫说》就这样在《名城与门》中发出声音。与他们交流，内心蓄满真的痛苦，浸透生之庄严。
在经济大潮拍击东方大陆的今天谈论精神和文化是困难的事，但是这并不比我们所仰视的现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建造他们的殿堂更加困难。对他们来说，“一切已经完成”，包括他们经历过的苦难，对我们来说才刚刚开始。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