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牛汉

半月前，王明韵兄命我写篇向《诗歌月刊》的读者朋友介绍牛汉老师的文章。

写写我所知道的牛老师，我早就有此动意。但鉴于能力，一直没敢。

这回我先把家中收存的关于牛汉的书籍统统从混乱不堪的书架上取下，在面前码放整齐，一一拜读。书目如下：

牛老师送我的《牛汉诗选》、“诗人谈诗丛书”中的《梦游人说诗》（牛汉著，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牛汉散文集《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我以前曾经拜读过的蓝棣之先生所著《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的《牛汉：长期凝聚，瞬间爆发》一章、《诗探索》杂志关于牛汉的评论部分、《诗季·秋之卷》（韩作荣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唐晓渡的文章《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飞行》、《艾青名作欣赏》中牛汉撰写的相关文字及2003年4月在廊坊召开的“牛汉诗歌作品研讨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当代文学研究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廊坊师范学院共同主办）上分发的孙晓娅博士的《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第一部系统研究牛汉创作道路、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学术专著）。当然也包括一些与现代诗相关的作品和理论著作。读的异常认真，并在我的文章有可能需要引用的文字下面都作上记号，像我曾尊敬过与睥睨过的喜欢寻章摘句、除此之外什么都说不清楚的学者那样。我先叠床架屋地给文章搭架子，回忆自己19年前与牛老师相识的经过和与之交往的过程，继之大谈“牛汉诗歌作品研讨会”，然后是我在会上宣读的《隐显在字里行间的“马”》那篇不成熟的论文，以及牛汉的“情境诗”的特点……吭吭哧哧四千字下来，回头一看，整个一个现代冬烘，再写下去，等于再把老先生一路糟蹋下去——局部打磨光滑但内容苍白少物，行文板滞使人不忍卒读。这到底写的是牛汉先生还是写自己与先生的“交厚”？这到底表现了先生的博大还是文章作者的褊狭？以红牙板唱关中大汉的文风也从头到脚地让读者也让自己受不了。不如推倒重来。于是泼墨写意般有了以下粗疏的、仍旧很不成熟的、多半是游移在感觉层面的描画和议论。

先说我与牛老师的“交厚”。“交厚”不敢轻言。尤其是文人之间，特别是一个后生晚辈与诗名赫赫、高大伟岸的前辈之间。所谓“交厚”指的是相识以来我对他的崇敬、热爱，他的人品作品在我心中激发起的感受。我曾经不理解为什么少小失怙的当时已届中年的女诗人申爱萍，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与牛汉通过几封信之后便为牛汉写下长诗《陌生的父亲》（当时我在郑州工作）；我曾经看到白头翁苏金伞见到牛汉时像书信中称呼的那样叫他“亲兄弟”，耄耋之人的友情使我难忘。初次见面我就记住了牛汉的笑——那种带着三分孩童气的能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笑。读他的作品时你面前有巍峨的悬崖，你面对他时感觉他只是一个善良而平凡的可信赖的老人。1990年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写过一首诗《徘徊在牛汉门前》，是这样写的，“我忽然明白要见到你是／不可能的／一切已经完成／快马追不上刚才那一刻／尾骨生疼，就像我无法／抵达自己的心中／因为我的眼睛的缘故／你已远离开自己／面对你的形象我将／不知等待该佩戴在谁的胸前／被注视的你奔向我热爱／的无数人那里去／一步长于一生／更不要说回头是诗歌”（见拙著《名城与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9月版）。写的比较抽象，是借诗中人物说事、并非为塑造人物的那类作品，但它的起因是总想更多地去看牛老师，又怕打扰他太多，同时惭愧于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太慢——这样的心态情绪，当然也有点哲学困惑。1999年12月，在《读周颖南先生》一文（见《思想者说》青岛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中也曾谈到，“我是敬爱周先生的。与周先生的相识无疑是我十余年来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事。我小时侯经常被教导要敬爱什么什么人，其实对‘敬爱’这个词真也摸不着头脑——接触过的人中间我发自内心‘敬爱’过的人大约只有四个：我的外祖母、苏金伞、牛汉、周颖南。‘敬爱’是个沉甸甸的我们不敢轻易启用的词汇。我爱外祖母，毋庸细说；苏金伞、牛汉是真正的诗人，70年、90年的市廛弄不脏他们的心……”我曾多次听朋友说牛老师如何如何乐于帮助他们，包括听人讲起诗人北岛困难时牛老师施以援手的事情。在鲁迅文学院北侧路边，我看到过牛老师骑着单车像一座山那样移动着，遇到我和一位诗友，他双腿往下一放就停住车子。我们高兴得直夸他像个小伙子。他笑得一脸灿烂。我曾经多次到他家中拜访，印象最深的是那环绕着半间屋子的“顶天立地”的书架，窄窄的木隔板，摆在外面的那层书凸出书架半寸宽，像书籍们吐出的宽宽的舌头。每次我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比刘禹锡的“陋室”也许还要小的房子里，牛汉一米九零的大个子，如一匹马那般辗转盘桓，心中仰视着鹰的高度。李白的“岂能摧眉折腰”是在什么情境下写出的暂且不去考证，眼前这四面水泥的八平米“盒子”里，伸展趾爪的就是那只常常“梦见了苍苍茫茫的山林”的“华南虎”吗？不止一次的未曾出口的祈愿留在了那间白天不点灯就显昏暗的斗室蜗居：“地震、自然的风暴，千万离这间小屋远一点啊！”不知1986年北岛在看了牛汉的新作之后高兴地告诉他：“伯伯，您又进步了啊！”他的话音是否就在这里回荡，无法记述，然而牛汉的可掬笑容，照耀过多少学习诗歌的青年！诚然，要真正认识他、走近他，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的作品。

牛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郭沫若、艾青以来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比较之下，牛汉也许不像郭沫若的诗那样具有原创性，也许不及艾青的丰富，但是他比之郭沫若，更具有人格的完整性，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比之艾青，牛汉更尖锐更决绝，所谓“丰富”在此已退居次要的位置。关于郭沫若的研究，近年专家们似乎很少新的话题；艾青的最优秀的作品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业已有定评，且艾青似乎早慧到提笔即成风格的程度，其墨采挥洒半个世纪，创作思想与艺术形式大致同一。牛汉则像是一匹由瘦小逐渐长成剽悍的骏马，一棵由羸弱经久而成挺拔的枫树。40年代成名，打下雄厚基础，70年代锤炼成熟，名篇迭出，90年代宝刀不老，锋芒犹在，仍不断寻求思想的发展和艺术上的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别人是三十而立，我是五十而立，或七十而立。”牛汉60多岁时仍每年有30余首诗的生产量（见《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39页），他紧紧“抓住和他本性相近的题材不放”（歌德语），用“仿佛永远在写第一首诗”的激情与不安不断勒紧自己的嚼子，“每写一首诗，都像是第一次写诗，那些忘我苦苦探取的情境、意象、韵律，等等，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仿佛闯入一个个人生地不熟的异乡。”（见诗集《海上蝴蝶·后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牛汉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轻易作最终评价，诗歌界对牛汉的赞美声逐渐进入高音区域，而学术专家对牛汉的广泛研究评述才刚刚进入预热阶段。

在“牛汉诗歌作品研讨会”上，吴思敬、洪子诚、孙玉石、任洪渊、程光炜、唐晓渡诸位都有精彩的发言，或论牛汉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或论牛汉诗歌的悲剧意识，或谈牛汉创作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气氛热烈，我也宣读了一篇谈牛汉诗歌意象的短小论文《隐显在字里行间的“马”》。关于牛汉诗歌意象，在此之前我曾读到唐晓渡对牛汉作品中“鹰”这一意象的分析，唐晓渡认为，“鹰一直是牛汉诗中最高贵、最珍爱、最有表现力的意象——尽管出现得很有节制，但贯穿着他创作的每一时期。它显示着牛汉在诗中与命运搏击的精神高度，即便面临风暴，不得不平伏在地时也是如此……鹰是牛汉诗中的大英雄。”“在风云变幻的天空／画下鹰的壮丽的一生”。《鹰的归宿》或许是诗人最崇高的夙愿之一。这一夙愿并非仅仅寄寓着他像鹰那样自由翱翔的向往，其背后也隐藏着难以企及的悲哀……会后我读到孙晓娅的观点，她在谈到“牛汉在运用意象表达主体情感和思想的过程中，经由放射和内敛两种途径”（《跋涉的梦游者》，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年3月版231页）之后认为，“在众多意象中最为独特、最能体现牛汉唯一性的品格的是屡次出现在他诗歌中的‘根’。这个丰满而厚重的意象来自于诗人与＇根＇的本性的契合……”确实，《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巨大的根块》显现出强劲卓绝的生命形态，以独特的意象拓展了诗歌的审美空间，殊为难得；广受读者、研究者关注与赞誉，同时非常被诗人自己钟爱的意象还有“虎”，以诗篇《华南虎》为代表。牛汉为此还专门撰写了《我与华南虎》一文，谈成诗经过，谈“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然而当初在桂林见到它时“我没有老虎那派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梦游人说诗》27页）这些看法，我都十分赞同，但我愿意强调的是：

牛汉诗歌作品中的意象是丰富多彩的，植物、动物、人物，可以说牛汉在他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接触过的事物，有许多都直接或经过变化地再现在他的诗歌中。虽然“马”的意象在牛汉诗中直接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堪称煌煌的一部《牛汉诗选》中，只有一首作于1986年10月的《汗血马》以马为题。但是牛汉许多诗中都或彰显或隐含着马的意象：“马”是牛汉诗中可与树、虎、鹰等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意象之一，甚至通过“马”的意象，我们能获得更多些的关于牛汉创作道路与创作思想脉络方面的信息。《汗血马》既是牛汉对汗血马生命过程的独特记录，对“马”这一诗歌意象的再次完善，也是诗人牛汉人生哲学的一次自我阐释，对我们认识、理解、欣赏牛汉的诗歌作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树在牛汉诗中象征大地、母亲、民族传统及一切能够滋养人精神的个体文化记忆；鹰象征升华、未来、超拔脱俗，表现了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所认可的人类可救赎的一面，人类的终极关怀。诗人和鹰面对，仰视它的难以企及的高度。鹰就是“诗人心中长着翅膀的汗血马”（孙晓娅语）；虎是人在社会的不良文化状态、在厄运中喋血抗争、拒绝低头的诗歌代码，诗人取其桀骜不驯的性格，折射自我的对社会恶势力的态度及道德原则；马则象征了诗人的理想人格。马的体貌、体力为诗人所赞美，马的精神——奉献、努力、忠诚，它的毅力，成为诗人的榜样。其实诗人常常想说的是：我就是那匹汗血马，“我”的意象其实就是“马”的意象的变体，甚至可以认为我和马的关系是扎扎实实的“同体”关系。做那匹汗血马是多么幸福。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不羁地奔跑，千山万水地跑下去，跑到生命最后一刻，像艾青所说的“把自己发挥干净”，完成自己普通的人生和壮丽的文途。可能会有朋友对我提出的“‘马’是牛汉诗歌意象系列的中心意象”这一基本看法提出质疑，“你说牛汉与马同体不如说他与人同体。这样你论述起来岂不更方便？”但我认为在潜意识中牛汉肯定比喜欢人更喜欢马一些。引申一点说牛汉比之喜欢人类，他更喜欢自然。他诗中的植物、动物少有不可爱者（牛汉对此曾有论述）。而人，或可爱或可憎或者面目模糊不清。牛汉诗中的人物（从他成熟期——7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作品，从他的诗选集来看），“好人”不多，各色人等，几乎总是在逆境中才会表现出其可爱或可怜的一面。掩卷沉思不由得使人心中大恸。

牛汉曾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强调，“我的祖先是蒙古族，蒙古人不愿定居的野生野长的游牧习性，与我的梦游似乎又有着某种血缘和宿命的关系。我的祖先能征善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的生涯。他们总骑在马上向远方奔跑着，搜索着猎物。我的这种不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或小圈子里的难以驯服的性格，可能有民族传统的基因。因而我和我的诗像一匹野马，像布罗斯基的那匹黑马总在躁动，总在奔跑，总想游牧到水草丰美的远方……我的诗总在不歇地向它（美妙的远景——笔者注））奔跑，不徘徊也不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见《牛汉诗选》代自序《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这是意味深长的，作为读者、研究者，不能无动于衷。

另一个引发我极大兴趣的问题是牛汉的“情境诗”创作及其相关看法。牛汉说过，“我的诗属于情境诗，离开那个情境没法理解我的诗。”他还说没有在生活中发现新的情境，决不抒写一行诗。关于物境、情境、意境的理论，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歌德也曾告诫后来者，“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题材。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情境诗。”（见《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6页）法国现代诗人保尔·艾吕雅认为，情境是一种现象，是与行为的主体、对象、地点、原因、方式和时间有关的事物的这个或那个方面。“因此评论人或他们的创作就必须考察行为的主体、对象、地点、原因、方式和时间的全部情境。如是，这种评论才能判断人在什么程度上是由情境形成的，这些情境又在什么程度上提高或贬低了他。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不仅能体验到他亲近的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且也能体验到陌生人的思想和感情。”（转引自《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467页）牛汉绝大多数作品都具有情境诗的特点，如《华南虎》《海上蝴蝶》《鹰的诞生》《汗血马》，先用叙述笔调推出意象，描写意象生存生活的环境，情绪承载故事起落，情境生成之时思想抵达美学或哲学高度。我们知道，运用叙事、抒情的方式去开创、营造诗的情境，比之捕捉意象难度要更大些，牛汉“以有声有色有光焰的激情去开掘生活，以献身的热情去追求心灵的欲望，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去开创情境”，不断向艺术的高峰挺进。（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135页）“‘情境’这个范畴和写诗法，是传统的，然而情境的每一次开发却又是现代的。所以，牛汉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现代感。这一点对于当今诗坛也许有些启示，因为有些人正在丢掉诗的情境这个传统……”（引文同上）此乃烛幽发微之见。比如个别“知识分子写作”者将写诗变成玄学游戏，或者想象力惊人地动辄古罗马废墟，大笔一挥就比济慈的希腊古瓷更遥远。除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之外其他没有他不知道的；还有一二位“民间写作”诗人，太具体琐碎了些，某天某同事从我邻居家窗户外面走过去、我哪天头发梢怎么一毫米一毫米地疼下去都可以写成一首诗。牛汉说，“我不是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我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见《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牛汉并不反对隐喻、象征、神话、原始模型，也不鄙薄“下半身写作”，牛汉对年轻人总是鼓励的多批评的少，性格倔强的牛汉对年轻人出奇的宽容。言及于此笔者忽发奇想地警示自己同时稍带刻毒地提出建议，诗人瘙痒不要把手伸到别人脖子里去搔；也不要故意无视诗的艺术技巧，恶意降低诗的精神维度。

至于有朋友提及的“牛汉到底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还是一位现代主义诗人”的问题、他的某些诗歌意象是否存在“过多重复”的问题，我想是这样的：关于第一点，我赞成程光炜在“廊坊研讨会”上的说法，40年代作为“七月诗派”重要成员之一的牛汉，70年代的创作成就已然超越了“七月诗派”曾经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梦游》为标志（唐晓渡认为“新诗史上很少像《梦游》这样本真而有力度的诗，今后将更少”），牛汉的创作已濡染了鲜明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印记，牛汉在甲子之年开始了他的文学思想与艺术风格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一下子让部分研究者哑然失语：关于牛汉创作的新的可能性，关于牛汉诗歌成就的评价尺度。“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牛汉文章题目）的牛汉，因为“奇特的生命体验”，因为“语言逼迫我向前走”，再加上“我的创作中的游牧习惯”，坚持“在探索中发现和创造新的诗境”，一定要让“每个词语都通向未显现的黎明”（以上未注明者皆为牛汉文章篇名，见《梦游人说诗》），而牛汉自身也因之成为尚未充分显现、尚无法作最终结论的独特存在，具有更确切的典范意义。其实在艺术上，“主义”并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现实主义有可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搞得不好也可能很快就不幸成为历史的垃圾。最好的“主义”很可能既不是浪漫主义也非古典或现代主义，而是作家天赋、气质修养、作品题材内容与创作方法等等的最好“契合”，产生伟大作品，我们无法用现成概念去界定、概括、评价的那样一种“主义”。

“意象重复”。适当的意象重复对一位诗人来说不仅是可以谅解的，有时又是创作所必须的。大家都知道塞尚画树的故事、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同一道理，简单地议论和指责“意象重复”是不负责任的粗暴的，起码是外行的。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很多诗人都有自己最中意的、不时要在作品中向读者展示一下或试图强行赠予读者的意象，屈原诗中香草美人的意象，惠特曼诗中的道路和船长的意象，埃利蒂斯被称为“饮日诗人”，他的许多著作尤其是首部诗集《方向》中一片霞光灿灿。我们何曾非议过他们的“意象重复”？牛汉写“鹰”，有山城和鹰、鹰的诞生、鹰的归宿、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一只跋涉的雄鹰、羽毛等等；写“树”，有悼念一棵枫树、我的窗外有三棵树、半棵树、根、巨大的根块等等，无不做足了文章，由于这些意象的视觉冲击力，由于作者对它们的不停关注，使它们得以在牛汉的诗歌中展现其不同的侧面，并不断从牛汉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激情中获得新的价值指向，新的精神内涵。其实小说家也有——他某部作品中的人物在另一部作品中再次出现的情况。另外，按奥登的说法，一个诗人一生中所能创造的杰出作品是极为有限的（少到他认为令人沮丧的程度）。博尔赫斯的高论，“我觉得一个诗人大概只有五六首诗可写，不会比这更多了。他不断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也许是不同的情节，用不同的年代和人物重写那几首诗，但这些诗从本质上看，从内在意义上看都是相同的。”（《西方现代派作家谈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月版591页）雪莱说过，古往今来的诗人们都在写着同一首诗，我对这个观点非常折服。以此来回顾牛汉的作品，我们便不会因为鹰、树等意象的出现频率较高而觉得大惊小怪了。

有些文学家的价值小于文学；有的文学家的意义等同文学；有的文学家的意义大于文学。牛汉是一位“大于”文学的诗人。其价值分为两部分：一、作品价值。作为一位诗人和散文家，牛汉是无可替代的杰出的；二、作为一位思想者和行动者，第二部分需要略作解释。牛汉少小以一颗正直纯洁火热的心投身革命；50年代的社会非正常时期保持了独立思考的品质，他在附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时的困惑；他对当时文艺政策的质疑（在同胡风交往中得以验证）；他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写下的一大批主体意识强烈的诗篇；他以八十高龄仍然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长者风范和对“朦胧诗人”及其后来者们的热情鼓励帮助；他在学界权威面前的正直不阿，对诗坛投机者的有力抨击；他在荣誉面前的平和态度（笔者最近欣闻牛汉2003年9月获国际大奖——马其顿诗歌“节杖奖”）。在人人自危如履薄冰的年代对胡风、冯雪峰、路翎、曾卓、绿原、苏金伞、蔡其矫、北岛等人的友情，在民族精神肌体大面积缺钙的岁月维护了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诗人的尊严——代表着我们全体，使“诗人”这个称谓在那段历史上没有因“空无一人”而蒙羞。以至于物欲横流的今天，“诗人”尚未成为一个糟糕透顶的名号，这里面应该说都有牛汉的不俗表现以及他的贡献。我认为卡夫卡关于散文创作的那句话，“一本书应该为我们心中的冰海起到一把斧头的作用”可以借来一用，比喻牛汉的作品与人。牛汉在中国特殊时期的思想和行为应该像顾准、吴宓那样在现代思想史中被记上一笔。

牛汉的人生、创作，必须认真总结。也许我们的能力有限，也许我们囿于时代的局限还无法把相关的问题一一梳理清楚，但我们能够一次次地认识、思考、比较、研究，一次次向牛汉先生接近。我们谈的次数多一点，观点、视角的变化多些，就会走得离牛汉先生近些，我们拥有牛汉先生的精神财富就会多些。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自己在文章开头时对“喜欢寻章摘句、除此之外什么都说不清楚的学者”们大不恭敬的话，其实我可能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很可能连他们都不如。揶揄别人的人常常自己陷入尴尬无法自拔，我就又一次结结实实地做了这样的人。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