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之门》的结构、叙事及其文化意义
去年10月，我们读到了梁平的长诗《重庆书》，没想到仅仅时隔数月，梁平的又一部长诗力作《三星堆之门》又闪亮登场，出现在读者面前。2003年10月下旬的一天，《诗刊》社邀请，首都诗歌界名流济济一堂在朝阳区文化馆隆重召开《重庆书》作品研讨会，大家对长诗作了甚高评价，那么今天，《三星堆之门》给我们带来的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感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们跟随诗人作一番游走，并尝试从结构、叙事、文化意义等三个方面谈谈《三星堆之门》的特点、特色。
《三星堆之门》的结构
我要说《三星堆之门》有点像一篇学术论文，大约会叫行家掩口窃笑吧？大约是受了职业的影响，我近来常常从许多经典与非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或文学作品的背后看到论文的影子，从它要表达的内容方面，从它的作者的心机，它的结构形式诸方面。在读《三星堆之门》时我的这个习惯又一次作怪了。《三星堆之门》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三星堆的发掘过程、它的意义价值，作者对三星堆的方方面面的文化思考及其忽而高昂忽而低抑的感情。它的《说文解字（代序）》部分引出话题；它的《一章叙事：古蜀的面纱》讲三星堆的被发现、它的考古意义上的发掘过程；《二章失落的历史》提出“甲骨文以前华夏先民的文明在哪里”的疑问，也许“三星堆正是这段失落的历史”；《三章王权的威仪》以三星堆出土的最重要的一些文物（金杖、青铜大立人像、黄金面罩等）作为论据说明当时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它的独特性；《四章民间的话语》则通过“数十万陶片合成的交响”、陶瓶、陶盂、陶杯到巨大的玉石和各种玉器等器具，这些器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及其象征性诸方面的“细数家珍”，与第三章一起描绘出数千年前蜀人的整体生活状况及其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意义；《五章抒情：无字的石门》中的石门虽然“几乎没人多看它一眼／没有人对它进行书写和提及／甚至连入选画册的资格也没有”，但诗人认为它有着“非常的重量”，“无字，才有无限的可能”——这是诗人关于三星堆的独特发现。也许这一点正好是此篇“论文”要着力指出的。诗人最后在《尾声多余的话》中肯定地说“一个古国在这里的确存在、消亡”。当然，“面对三星堆辽阔的话语疆域／没有人可以垄断”——即：别人同样可以参与这个重要的具有史学与文学价值问题的讨论。
这样的类比，也许贻笑大方了。但毫无疑问，凡具备一定规模的作品无不以意象、人物故事为血肉肌理、以作者的理性认识和意象人物故事的逻辑关系为骨架。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体均不例外。我们从作品的发生学、创作论的角度来讨论、说明问题，未尝不是可行的方法之一。
《三星堆之门》担负的当然远不止以上所说的那些。这部作品首先是诗歌，是一部叙事特点非常鲜明的长诗，按照法国人保尔·利科的说法，“首先，情节编排在最形式化的层面上被界定为一种整合动力，它从种种事变中抽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故事，或者说把种种事变化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故事。”（《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三联书店2003年4月版2－3页）《三星堆之门》的故事编排是颇具匠心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我认为诗人对故事进行如此编排的内在理由，是他想在行文的过程中多过滤掉一些讲故事者的主观色彩，尽可能“客观”地把他梦魂牵绕的三星堆推举到诸多读者面前。所以他要从三星堆的被发现、被发掘开始进入文本。事实证明，《三星堆之门》的整体逻辑关系是清晰的，它达成了诗人最初的设想。
同样基于这样的写作初衷，《三星堆之门》有了我们所欣赏到的作品结构。很多人喜欢梁平的《重庆书》，它的“向往和留恋，真实和虚幻，历史和现实，刚烈和阴柔，倔强和妩媚，滋润和火暴，高雅和世俗，理想和困惑”（杨匡满语），其繁复的内容和复沓的语调。《重庆书》是一种旨在表现历史与现实叠加中人的生存状态等等的空间结构方式，因此我在《重庆书》的研讨会上提出，《重庆书》的结构别出心裁，“诗人在《重庆书》里设置了43道门，无论从哪道门都可以进入，都是一片风景。”（见《诗歌月刊》2004年2期）比较而言，《三星堆之门》是一种旨在表现历史文化本身、历史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当代人对历史的态度的时间结构方式，线性结构方式。作品要怎样才算好？结构要如何与所表现内容“随物赋型”？这两首长诗证明，梁平是有着足够的“形式意识”的。这种意识是一个诗人心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诗人不断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有力保证。
《三星堆之门》的叙事
我要说《三星堆之门》是一次关于三星堆的文物或绘画展览，能接受的朋友会多一些。长诗先以翔实的资料将三星堆发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的情况）渐次告诉参观者；然后是国宝级文物展区：金杖、青铜大立人像、黄金面罩等；重要文物展区；石门及展览主办者一篇长长的“后记”。当然，假如是这样，我会建议主办者将巨大的玉石和青铜神树放进“王权的威仪”部分或将其单独列为一部分。关于金杖的图案（人头，同时饰以鱼和鸟）、青铜大立人像（身高、五官、面部表情、手势、姿态、王冠、服饰）、黄金面罩、三足形炊具（“和现在的鸳鸯火锅有着惊人的相似”）、数十吨的巨大玉石、青铜纵目人像（“一双夸张的招风大耳／突出眼眶之外的长长的眼睛／以及肃穆的神情／如同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物”）、三米高的青铜神树（描绘细腻、生动）以及那打磨得光滑的一扇无字的石门。这些工笔画，是作者花费最多气力的地方，这些具体的描摹给观赏者留下色彩丰富的可感印象。我相信亲临三星堆访问的人是有限的，三星堆的无与伦比风华绝代、它的神秘、它所承载的丰厚的文化内涵为更多的人所向往，三星堆的面貌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走向专家和大众。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对三星堆诸多内容的陈述与细部展现是必要的。《三星堆之门》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三星堆之门》是一次对古蜀出土文物的罗列。文物——在《三星堆之门》中作为意象是以较快的速度跳荡而出的。这种跳荡，一是因为历史世界的不完整性——尤其是像古蜀国这样一段以前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现在刚刚有了一些实物尚待考证研究的历史；二是因为诗歌艺术本身的特点。《三星堆之门》中有两个故事线索：一是古蜀国的故事线索；二是诗人（今日时代人们）的故事线索。卢波米尔·道勒齐尔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文中认为“如果虚构和历史的可然世界是不完整的，那么它们的宏观结构的普遍特征就是断点……历史学家们不停地对历史世界进行加工提炼，从而根据资料来源的情况增补或重写叙事……虚构作者（诗人艺术家——本文作者注）可以自由地变更断点的数目、范围以及功能，他的选择是由审美和语义因素决定的。”（见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三星堆之门》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可以撷取的故事素材肯定要比诗歌反映出来的多得多，然而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作《战争与和平》时所做的那样，托尔斯泰并没有使用那些确凿但不符合他的审美及意识形态目的的文献事实。梁平也是这么做的，长诗因此成就艺术。《三星堆之门》中洋溢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叙述者的声音，一种是三星堆的青铜、金玉之声。叙述者即沉浸于怀想与抒情的主人公“我”——诗人；青铜、金玉之声是诗人笔下的客观实有之物——三星堆的形制各异的千百文物的形状色彩，我们“先民心目中的伟岸之躯”和“大珠小珠落在地上都铿锵有声”。叙述者的声音主要向历史的深处、向3000多年前投射，为古蜀文明“一次次寻找证据”；青铜金玉之声向着今天、向我们耳畔隐隐传来，“以一种独特的话语”。当然，这两种声音在对世界的阐释上同出一源，同出于诗人之手。即青铜金玉之声只是一种图像符号与声音符号（声音符号也为虚拟而并非声音本身），它们被转译为文字符号方能存于诗中。《三星堆之门》中有没有可能出现其他的声音？完全可能，但那些声音被诗人因为作品艺术方面的原因排斥掉、或者说过滤掉了。
《三星堆之门》的文化意义
要讨论《三星堆之门》的文化意义，首先必须对三星堆的文化意义有所了解。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曾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商隐的作品中也有相关描述。三星堆石破天惊般地发掘，第一次确切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以前它只是神话传说中的故事而非信史。《山海经》中记载的“神树”，以前并无佐证，不料在三星堆找到了实物。“在远古神话中天上有十只鸟／那十只鸟就是十个太阳”。而我们知道山东曲阜有十日部落，古时因战乱西迁，但这个部落在河南山西一带失踪了。有史学家猜测他们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也许古蜀人正是十日部落的后裔？但是为什么古蜀文化和当时的中原文化差别那么大？为什么地中海地区民族象征权力的金杖会在这里的宫廷宝座旁边保留下它的光芒？为什么黄金面罩让“我们追溯至上古的西亚和近东”？“大眼、直鼻、方颐”是什么人种的面部特征？这里是否曾经有过一次不同人种、文化的和谐交会？不知是否绝大多数诗人把这些只是当成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事情，迄今为止，以千行洋洋大观的篇幅反映三星堆题材的诗章我们只看到这一首。
我们知道，诗歌在文化的口传时代是纪录历史的一种文体，像《荷马史诗》、中国的《格萨尔王》。同时我们也知道，诗歌的长处不在纪实性的摹写而在表现诗人的感受。《三星堆之门》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三星堆由于其身份、内涵、意义尚在重重迷雾之中，尚待梳理、廓清的时机，能给人提供充分想象空间的时候铺陈挥洒，叙事抒情，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这种写作行为本身，不仅使作品获得了意义，也是对三星堆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作出的及时呼应。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考虑诗歌创作的时候只把脖颈扭转来向后、向历史、向过去时态里望去，诗歌是文化的一个具体范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说这话的高更正是一个现代意识极强的艺术家。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不容易弄懂“我们是谁”的问题，更无从知道我们需要往哪里去我们能往哪里去。从“五四”以降，每每有些人过于热衷于否定我们的祖先，其实是否认识了祖先，是否认识这个世界，是否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真面目，委实还是个问题。《三星堆之门》的创作，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同一个道理，我们认可《三星堆之门》，也并非只提倡“宏大叙事”的写作原则。“大江东去”豪放雄壮，“小桥流水”当然也不失婉约的美感。比照《三星堆之门》，有些诗人朋友的写作、画家音乐家朋友的创作，对怀疑、颠覆、解构、否定、破坏，似乎着力多了一点。单纯这些，并不能证明我们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认识就真的深刻。我们总要相信些什么，除非艺术成了一个伪命题，除非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虚拟的所在。这个世界在每个时代都需要破坏的力量，但人类关于建设的努力须臾都不能停止。《三星堆之门》里面有忧虑、有怀疑，却也有着对历史、文化、生存、价值的肯定。肯定、否定、怀疑、追求，构成了诗人对世界、人生、艺术的态度，决定了他的诗歌的面貌。
再一次阅读《三星堆之门》，诗人梁平的形象如在面前。起码在三星堆跟前，这是一个崇尚历史文化、仰视真善美、深知自己的渺小的诗人。假如不是这样，我们在此之前对他的所有评价都属多余。我们看见他“从青铜的形制上寻找失落的历史／我们激动不已”；“我们可以为此激活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去一次次寻找证据”；“如果，上古的那些玉器开口说话／我一定会羞愧难当”；“我们在青铜的光芒里抵达无限”。几乎每个重要章节后面，都有诗人的动情感喟，在《尾声多余的话》中，因为担心自己的探求、歌唱曲解了历史不被三星堆接受，诗人甚至谨慎、谦恭地说这次写作行为是“以我的名义，给诗歌一次放纵”——这些诗句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至此诗人自我的形象在诗中也渐渐完整，构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因此，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梁平诗歌创作成功的原因了。在《重庆书》之后，在《三星堆之门》之后，诗人梁平还会有更好的表现，更高的起飞。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