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人的晚餐》中分一杯羹——略论王涛诗作
读王涛的诗集《渔人的晚餐》，有一种新鲜感扑面而来。海潮的喧响，椰树的摇曳，鱼虾的咸腥味，还有那“在冷风中咳嗽不停”（《生》）的狂涛声如在耳畔。诗集封面上那著补丁衣装、木屐，拎一串小鱼埋首行路的人物颇能传神。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通过汉语传来的艺术的信息使我们感到陌生又熟悉，感到亲切，这便是诗歌的魅力了。
这位祖籍广东潮州，196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邦咯岛的诗人郑进宽，还曾有个非常“靓”的笔名：莎露羚。他后来到曼绒县的一个岛上开办养鸡场，边工作边写诗，遂改用新的笔名“王涛”。依照中国人的习惯猜测：诗人的母系家族姓王，那么喜欢大海、喜欢波涛的他才会选用今天这个名字。不知我的臆猜是否让诗人本人觉得太过荒谬。
当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王涛的作品。我反复阅读《渔人的晚餐》这部诗集，感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即：王涛创作的非现实功利性；王涛诗歌创作与前人的师承关系；王涛作品的主要特色。且一一略论之。
我们知道，马华文学的“母语文学”是中国文学，自然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很深。中国文化历来讲“文章千古事”，所谓“文治武功”。而文人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质，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总有着很强的功利目的。“德才艺技”四个字，其实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德”与“技”，“才”和“艺”都需要通过“技”这个手段来实现，是发达、做官的途径。不发达、不做官的人是不配谈“德”字的，谈也只会遭别人耻笑。春秋时候，“冯谖弹铗”所以称为怀才不遇的代名词。“庖丁解牛”这个成语，说明当时即使是宰牛的屠夫，也思考过治国的道理。李白被称为“谪仙人”，他“仰天大笑出门去”因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因此皇帝一降旨，他就往杨贵妃的脸上涂脂抹粉，说“云想衣裳花想容”。那么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就有可疑之处。话题拉到近处来，看王涛的《渔人的晚餐》，似乎全不见中国古人那种“学而优则仕”、诗写好了可以改变生存状况的思想的影响，他的“趁暗流卷来的刹那／来一个从容的、绝美的翻身”描绘的是一尾“疲倦的鱼”，不是“跳龙门”的鱼，表现的是一种对艰苦环境抗争的执拗性格，对自我力量的坚信，而不是为了“在什么样的湖滨，取悦人们的眼睛”（叶芝《库勒的野天鹅》）的姿态。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古代诗人，除个别例外，大多有一定官职，一百年来，中国新诗的作者，也多是吃文化饭的。马华文学五六十年代受台湾文学影响较大，台湾诗人中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最低的周梦蝶，摆个书摊，也比王涛的谋生方法离诗歌更近些。所以我认为，王涛虽然在邦咯华联小学受过六年华语教育，用华文写作，但无论从人生价值取向还是作品价值取向上看，他与中国古今诗人们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现代艺术思潮、生活本身给予他的更多。
这里大约不能不提到他的人生经历。王涛中学时代开始半工半读，随渔夫出身的父亲在渔寮学技，修渔网，这段日子在他的《待父归》《补着破网的父亲》等诗篇中有所反映。他还担任过合作社金融职员、《华文报》记者、传销业行销人员。继而白手兴业，结合家人力量创立郑记公司，充任执行董事。他的写诗，正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得益于他的老师紫梦羚先生。有“马华第一诗人”之称的吴岸先生在《渔人的晚餐·序》中说，“一九八五年七月底，我与甄供、丁云二兄应江沙崇华中学之邀，为该校主办的全吡学生文艺营主讲。当天晚餐后，李荣德老师（方浪）带往参观营地，暮色中见四个青少年从对面球场走来，李老师说这是最先来文艺营报到的学员，来自邦咯岛。这四个青少年，一见面就向我求教写诗，殷切之情令人感动。”后来这四青少年之一的王涛“到半岛去找生活了”，他在给吴先生的信中谈到“江沙学生文艺营的短短几天生活，在我的生命里，起着何其重大的震撼啊！”由此可见，王涛写诗的始动因，在对于真善美的向往，源自一个青少年的天性，生命的激情。其他三位当年同伴，到岛上谋生的过程中是否写诗不辍，不得而知，但王涛坚持了下来，尽管他熬过困顿生活，经历过荣辱，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具体内容，就像他自己说的：“农场的生活异常忙碌，每想静静的写点东西时，已是深夜时分。一早到晚干活……”（《渔人的晚餐》序）但写作的冲动与需要已融入了他的精神，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中国作家诗人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仅以当代诗人论，傅天琳写了《果园里的歌》之后离开了果园，汤养宗写了一批关于大海关于渔民生活的诗之后进了文化馆，孙静轩老先生当年创作了著名的《海洋抒情诗》，后来他在西南盆地安居乐业。当然，他（她）们是我尊敬的诗坛人物，在这里我想讲的是中国作家在成名之后纷纷从原先的生活环境中脱离出来，外国作家你必须持续不断地解决生计问题，然后才能持续不断地写作，就像王涛，他虽然获诗歌奖，出版诗集，成为大马华文作协永久会员，是曼绒县青少年文友会的创会人之一，霹雳文艺研究会副总务，但这些都与世俗的实际利益没有关系，他照样需要从早到晚地为生计奔忙，当生计已将人拖得疲惫不堪重负时仍不肯放下手中的笔，这要求作家何等的毅力、对艺术如何的热爱才能支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作品，必是血脉中来，绝无空闲无病呻吟，决无心情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王涛的人和他的作品，让我们想起歌德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导引我们上升。诗歌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血泪和圣洁的旗帜。
依照艾略特的说法，每位作家诗人均不能独立地有所成就，他必须融入传统，对传统有所补充，有所发展，才可能获得成功（见《传统与个人才能》）。王涛诗歌创作与前人创作思想、作品的师承关系，我以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得来；二是从现当代华文作家作品中汲取营养，得到启发。
前面提到，无论从人生价值取向还是从作品的价值取向上看，王涛与中国诗人都有很大的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从中国古今文化中得到知识养分。他的中文（马来西亚等国称“华语”）很好，而语言本身乃文化的土壤，会散发出大量信息，影响接受它、使用它的人的人格构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行为方式、诸如此类。王涛正是这样，我们从他的作品、言论、书信中看到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纯朴善良，坚忍的性格，他的诗——用中文写的诗——在形式上具备几乎所有中文诗特点，甚至比现在中国文坛上那些欧化的、被称为“翻译体”的作品还要“中国化”一些。
王涛的诗歌显示出他受中国古诗的熏陶不少，如在个别篇章中与中国古诗意境的契合或曰贴近。他感受过中国现代诗歌的濡染，如《心语》一诗的开头部分对闻一多《发现》一诗的借鉴（也许是巧合）。他受马华诗人的影响则可能更多、更直接一些。这不仅体现在他曾多次当面或通过信函向吴岸、甄供等先生请教诗艺，在《推开陋屋的门》《在渡船上》《渔港，还是寂寞》等诗中满含深情地写到他们，也表现在他与这些前辈或年长些的诗人在创作方向的一致、方法的相近上。诗以言志，为人生，寻求事物的意义、美感，注重对现实生活的体验。王涛曾直言不讳地写道：“多年来，吴先生的厚爱，谆谆善诱的教导，使我受益良多，他如海岛港外岩石上的灯塔，指引我鼓起勇气，闯向生活中的惊涛骇浪，捞取诗篇回港。”（《渔人的晚餐》后记）王涛用自己特色鲜明的作品表现了对其他前辈诗人等等的师承关系，在诸多诗人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王涛作品与其他诗人作品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涛诗歌的“现场感”较强。诗歌总是要在其内部营造一个意象空间，其空间宏大，常被认为是好诗的标志之一，如李白的《将进酒》、艾略特的《荒原》，连柳宗元笔下的“孤舟蓑笠翁”都要放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大背景下。王涛却更喜欢具体一些的事物，他写《泣笛》，“你听见吗／在寂寂的角落／他们吹着笛子，一阙阙／幽幽地响彻木屋的夜空／呜咽回转着凄清满怀……”再看马华诗人中游川作品的例子——《粽子》（从题目上看比《泣笛》具体、生活化多了），“妈妈是没读过书的农妇／不懂离骚不识三闾大夫……”刚刚起势，便已到了屈原那里。温任平的《听海》，“面对海何如倾听海／倾听大自然脉搏的起伏……”诗艺娴熟，诗中用了颇多的比喻。王涛的《海》“你们怒抱一堆堆雪债／奋不顾身，握紧双拳／平直拳向险滩／左斜拳向岩岸……”虽也用比喻，却滤掉了文气，意象粗悍，让人觉得如在眼前。这样的例子在《渔人的晚餐》中比比皆是。王涛诗歌现场感强的原因在于，他距离自己诗中的意象更接近。似乎他非要亲眼看到，看清它，触摸到它，觉得对它有了把握，才肯运用到诗中。
其次，王涛写诗很少用典故。诗中用典是一种节俭的办法，用以增加作品的容量。但如果运用失当，也会有两种负面效果出现。一是使作品呆板、滞涩，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二是让读者感到作者卖弄才学，掉书袋，对艺术、对读者都缺乏诚意。马华诗人中多有诗中用典用得很精彩的，如吴岸（见《榴赋》）、何乃健（见《海棠》）、方昂（见《夜读金圣叹》）及温任平等，也有用得颇黏稠、食古不化的。我相信王涛“忌讳”用典，乃有意为之。他与自己诗中的内容、意象，是平视的关系，平等的关系。他遇到它们，和它们亲密过、抵牾过，却从不居高临下地从它们上空匆匆飞过。如《海》，“……你们将知道，呵，你们知道／当你们终于喊出自己的声音／纵使／前一排兄弟粉身碎骨／后一队手足便已摇旗冲锋”，如《山水，彩虹桥》《诗人与口吃者》等许多诗中所呈现的那样。
再次，王涛对生存的艰难、生命的不可战胜，困苦生活中的诗意的体验比我读过的任何一位马华诗人都来的深刻真实，他用诗笔对这种体验作了不遗余力的表现。当我读到“一块焦皮／咬在我的唇上／一尾蛇／探出石缝／舔一舔／风，是果然的灼热的”（《失题》）我深信这是作者亲历过的，“我倒下／一整天的劳累／你最感觉／我身上好像有一股鸡粪味／我洗不清洁……”（《床》）。若非王涛，谁能写下这样的句子？谁肯写下这样的诗篇？即使写下了又有谁信？王涛不是为了写诗而到岛上去“深入生活”，然后再浮上来写优雅的骊歌，像我们周围的一些“专业作家”那样。他受人生命运的驱使，同时选择自我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不是梦幻，不是乌托邦，而是从艰难困顿中挖掘、淘汰出的诗意，所以生动感人，所以诸如“黑暗吞噬我，我忽然哑了／而我决不是颓废，听——／热血依然奔流在我的脉搏里……”（《寂夜》）这般未见得圆熟的语言也铿锵作响。它是一种诗意，更是一种力量，这里面有人性的深度，人格的光亮。
《渔人的晚餐》中有一首很醒目的诗：《发》，副标题是“致祖国马来西亚”。让我想起莱蒙托夫的《你满目疮痍的俄罗斯》，虽然《发》比后者要明亮，情绪上要放松不少；想起傅承德的《我们爱不爱您，马来西亚？》。70年代，马来西亚文坛曾就“马华文学独特论”的观点展开了一番争论。王涛支持哪种意见，因手边没有资料，我不敢断言，但他写于1987年5月的《大家都是人啊》，让我们领会了这位现实主义诗人的在此一问题上的艺术观点。他要坚持脚下的土地，他忙于生计，忙于工作的空隙，在河口、渡轮上、农场以及能放下稿纸的地方写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生活的爱和对艺术的追求，是催动他诗歌创作的两只车轮。他用自己的不懈努力，用富于特色的作品，让远在中国的我们分享到他的艺术，为马华文学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