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的杂文

早就有一种说法：叶延滨的杂文超过了他的诗。我在大约12年前曾于河南的《散文选刊》杂志读过“叶延滨杂文特辑”，十余篇作品。那是该刊首次、或第二次集中较大篇幅推出杂文作家的稿子，以期给读者留下个完整些的印象。当然，编者的眼光是挑剔的，在作家作品尚未形成一定气候之前，他们断不会有此举动。那么是否可以证明，叶延滨的杂文创作成就当时便已超乎其诗歌作品之上了呢？

这不是本文所着力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记得当时，正是《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举行轰轰烈烈的“诗歌大展”时间前后，城头变幻旗帜，一片花枝招展。而叶延滨继获得全国优秀中青年诗歌奖（1972—1980）之后，又拿到第三届中国新诗集奖（1985—1986）。按常理来推，似乎完全可以横笔驱象再立潮头，以图诗歌事业的更大发展，但他此时不断呈送我们的，除了诗歌，更多的是散文、杂文。当时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等著作尚未形成海内遍布之势，张辛欣的《回老家》、叶延滨的《西西里随笔》等洋洋万言的长篇散文以及一些声名卓著的作家作品便成为《散文选刊》的首选。杂文方面，似乎只见邵燕祥老师一人“金鸡独立”，别人只是零敲碎打、偶尔为之，冷不丁杀出一个叶延滨，为杂文这一文学品类带来些许新鲜的风，倒是大家没有料到的。

杂文这一“劳动工具”为什么这个时候在叶延滨手上出现？是年龄的关系？人称“年轻适合做诗人，中年适合做散文、小说家，老年了呢？就成了哲学家了。”此乃一般规律。但叶延滨情况似不如此。他诗照样写，且不比以往写得差，他的杂文散文小说中分明也缭绕着诗思诗情如缕。那么从精力、能力上讲，除写诗之外他仍有“余勇可贾”？或者在认识、把握世界的方式上杂文的“直接面对、具体可感”也同样得他心仪？等等。鲁迅先生在发表了《呐喊》《彷徨》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后有一篇题为《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文章，叶延滨好像没怎么谈过他为什么写杂文，至少在《白日画梦》这本杂文选集到我手中之前本人不曾见到听到。当年他还在南方的一个省会工作，据说风闻叶氏又有新作问世，很快有人积极地把该期报刊找来，三五成众地揣摩其主题立意，弦外之音，辛多辣少，所指何人。不知他们是否正着读完倒着看，是否对着灯光瞧，反正总要想想是谁言行失当手脚不干净。让人记起有一种名贵的食用鱼——沙丁鱼要运到欧洲，它们常常由于缺氧而在中途大批死掉，后来人们想出办法，在那些鱼箱里放进一条鲇鱼。攻击力极强的食肉的鲇鱼在箱中翻腾追逐，名贵的鱼们四下奔逃，因此获得氧气使它们的大多数保全性命。杂文就像那条鲇鱼一样生命力旺盛，让我们对治疗身上的痈疽感到急迫，无法在一种死气沉沉的平静中优哉游哉，最终丧失抵御疾病的能力。回浊转清，我们的生活会更健康、更文明。杂文虽无包打天下之功效，却能时不时地给人们“提个醒”。它是以此得到了叶延滨的青睐罢？

说起杂文，便不能不提到几位前辈文人，鲁迅、林语堂、梁实秋等。鲁迅大家比较熟悉，尖锐犀利，咄咄逼人，匕首投枪，强弓硬弩，以至林语堂嫌他缺少点气量；林语堂自己呢，于中西文化间“左牵黄，右擎苍”，嬉笑而不怒骂，牛油味多些，讲究绅士派头，绵里藏针，属于“蔫儿坏”一路，如他的《冬至之晨杀人记》《论躺在床上》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名为小品，实则多数可以当杂文欣赏，《女人》《男人》《洋罪》《结婚典礼》，诸如此类，收世相于笔下，博引旁征，涉笔成趣，使人喷饭。叶延滨与他们不同，我从对叶延滨包括杂文、散文、诗歌作品在内的所有文字的了解中感觉到，他是熟读过鲁迅的，包括鲁迅一贯坚持的“文以载道”、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精神，鲁迅的决不妥协的人生态度，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物、事件的敏感，都曾给叶延滨的杂文以影响。但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已经与鲁迅当时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叶延滨面对的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下的人际关系，社会转型期间问题丛生，却谁也无法说这不是政府正着力解决的问题，大众正处于观念更新阶段，是“前进中的困难与障碍”。所以话就不能讲得那么“横行无忌”、无遮无拦、随心所欲。这使人有时会觉得叶延滨杂文宽容温和有余，不似鲁迅的尖锐决绝。比较起来，林语堂幽默（他是“幽默”一词的译者或曰发明者嘛）诙谐，其文犹如撩起燕尾服长马褂拂起一阵风，你是否有动于衷我不管，反正我是潇洒飘逸过了。叶延滨比较“较真儿”，他要与你讲道理。林语堂包括《吾国吾民》在内的很多文章，自说自话，叶延滨却是要与你当面把事、把道理谈清楚的。叶延滨和梁实秋的区别在于，梁老先生是“俯首看众生”，著名学者，一代宗师，“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主儿，文章题目大，虽说常从小事说起，《孩子》《女人》《男人》《中年》《旅行》《第六伦》《衣裳》《年龄》《职业》，亏得他老人家学富五车，不然就像老虎吃天没法下嘴，你怎么说才不至于不着边际地空泛？叶延滨虽也《偷空当了两年教授》（见《白日画梦》），但他毕竟诗人出身，要更感性。也许是文学观念使然，他更注重自己杂文的“当下性”，保持自己对人们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发言的权利。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叶延滨只关注现实生活中相对具体的事物，我曾细读过其散文集《戏说神游》，且与他描述过的山川风貌、遣兴寄情文字和《中国游记鉴赏词典》的相应文字对照（掉书袋的做法），与其杂文比较，还是其杂文中精神内涵的格局更大，在表达程度上也更丰满有力。

在梁实秋先生杂文的参照下我们更容易看到叶延滨杂文的“平民思想”，他本人也在《白日画梦》的“自序”中说，“在写杂文时，我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我是一个老百姓。我所思所想所写，均是从一个老百姓的立场出发，是老百姓的眼睛里看到的一切。”这种平民立场其实正是一种“公民”立场，它不是对“社会的良心”、人文旗帜的放弃，而恰恰是一种坚持与高举。在昔日的价值观受到质疑，有些规律被时间重新认识，经济体制改革，人们越来越懂得应该为幸福的生活而非仅为某种思潮、主义去追求努力的社会转型期，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各类信息借助新的媒体高度膨胀的时代，客观评估文学在当代人生活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去除精神贵族意识，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是心智健全、内心坚强有力的表现。如叶延滨的《文学的传世》《东方不败术》《无乡可愁》《没绝种的妾文化心理》等诸多篇章，便是证明，既显示了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于具体现实中的“在场”，又表达他对民族文化的缺陷或社会重要问题的忧虑。叶延滨杂文的价值取向与美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与邵燕祥的杂文相比，叶延滨杂文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的特点。诚然，这种共时性并非指古往今来俱皆包含的共时性，它相对“历时性”而言，强调其空间概念，即：叶延滨杂文不仅内容上关注当代，文章的论证过程亦多以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例证。以先进对比落后，以文明鞭挞愚昧，这便与邵燕祥的常常钓史钩沉有所不同。当然此乃各有侧重，只可以多与少言之，并非绝对而论。叶延滨杂文的现代信息量比较丰富些。京城还有一位著作颇丰的毛志成先生，于杂文颇有建树，该公“文以气为主”，是谓正气、义气，连带一点酒气（毛先生曾在文中提到自己“生来酒量过人”）。行文狂放，言辞激烈，精警，每每见其骇世之语。而叶延滨杂文要见其文气，要冷静、客观得多，读毛志成的《学会沉默》我们感到有一股英雄气汪洋恣肆，读叶延滨的《白日画梦》我们得到的是一颗平常心烁烁闪闪。

杂文似乎历来被视作武器、利器，因此操持者板着面孔的居多，批判、打落水狗、讽喻讥诮，不一而足。连敦厚的学者雅士也隔山打炮，刀剑齐鸣，仅仅左盘右绕、调侃讥笑、数落唠叨的杂文家已算是温良恭敬的了，再退一步这杂文可怎么个写法？但叶延滨不，他并不把自己从被指摘斥责的人、事中干净利落地擢出去，改“批判”为“批评”，嘲讽对象群里，自己也不时置身其中——我自己亦非没有私字一闪念，通体透亮没毛病，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恶人恶行千夫所指，庸者愚蠢，好人犯糊涂占生活中的大多数。“杂文最终是写给好人看的。一篇杂文能让老百姓看了解气，高兴一会儿；能让犯错的好人心跳，思考一会儿；能让坏人看了生气，难受一会儿——就其社会效果而言，就很了不起。”（《白日画梦》自序）这种杂文家的伦理及其以“劝善之道”为本质特征的审美尺度，大约就是叶延滨杂文与其他人最明显的区别了。有人认为，鲁迅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更严苛地解剖自己呢！其实鲁迅文中的自己，基本上是一种“类”的代称，是国民劣根性部分，那“自己”作为个体出现在文章中，基本上起的是把国民劣根性引上刀锋的引线作用。从《缺席》《对号入座》等作品可以看出，在时代、社会环境、人的观念变化了之后叶延滨走的是他自己的创作道路。鲁迅的杂文写法：揭示现象——进行批判；叶延滨的写法：指出现象——从事讨论与批评。鲁迅文风：扎他一锥子；叶延滨的企图：在你发烧发昏的脑门上泼碗凉水。这水也常溅在自己脸上身上，他毕竟也厕身人群，跟大伙是平视着的啊。

有一个诗人的影子隐藏在杂文家叶延滨之中，以意象为能事的诗性思维在叶延滨的杂文中表现活跃。譬如说《男性的春风》里的抒情意味，《代山水起草的告示》的散文诗体结构，一些篇什行文的大幅度事件与情绪的跳荡、仿佛突如其来的语言焊接方式，甚至对于一个词的解读解构、变形导致的戏剧性效果，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和新鲜感。关于这一点，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展开来谈。

叶延滨是位勤奋、高产的写家，杂文创作使他对生活更加热爱、更多关注，也愈加具有艺术敏感，虽然他在《白日画梦》“自序”中说“如果这些短文因为所针砭的时弊已经消失而显得幼稚，那么，我为此高兴”，虽然他似乎不曾指望这些文章能够传之久远，但其作品的独特性和它们在读者中日益广泛的影响，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依我看来，叶延滨杂文创作的基本面貌，便是如此。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