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诗歌》自序
一次借朋友的书桌为某同窗写一帧条幅。一边写一边自语：这几笔字还敢称书法？称“恬不知耻”还差不多，典型的“无知者无畏”。放下笔我跟朋友说，“我应该起个别号，叫‘大厚’。胆子大，脸皮厚。”如今整理这部书稿，又一次对自己讪笑。思忖半天，决定还是不将“大厚”之名签署在本书封面上。因为多数有可能阅读此书的朋友并不知“大厚”者谁，冠名亦要讲个大致不差的持续性嘛。虽然各篇文字，有的尚可翻翻，有的粗陋清浅，犬牙交错七上八下也许不入人眼目，但对我来说，把它们辑集成册，毕竟也算做了件事。这些文字所涉及的批评对象，从中淘不出多少理论价值，能由此回想起当年我们大家的激情、幼稚与文缘，它们便也不是全无用处。内容繁杂，权作调剂，有的文章可以隔过去跳过去。至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职业批评家，我想提个建议：读到尚可一观的篇什，就认定是陆健写的；别别扭扭，歪歪斜斜，或那些可能是不得已为之的东西，就把它当做“大厚”所为。或者把这方法颠倒过来也行。总之，我岂敢谈自己的学问，而人间诸事，谁又能说得天衣无缝啊！
从35岁起，我就自诩知道自己这一生大约能写下哪些诗歌，但我可能永远说不清关于这世界我能给出哪些言论。这话如果细究，不幸由来已久。
我生性木讷。虽然自小学到高中，功课总是名次占先，但听别人大声论人议事，如水不绝滔滔，每次都暗暗吃惊。譬如说到某事，甲以为A，我深信之；乙认为B也大有道理。倘再有一位丙参加进来又讲一套，我就没办法了。他们的看法明明是相左的呀！后来学了一个成语——盲人摸象。人家不管摸到腿、鼻子或尾巴，总算有个着落，我却继续犯傻。这并非说我对客观事物没反映，有，但我不敢断定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因为别人的看法似乎全不是错的。大人们说我——这孩子内秀。其实我清楚他们想说的是：不是哑巴又不爱说话的孩子最好，不给父母惹祸。那时是“文革”时候，一言不慎，说你有多大罪你就有多大罪，你父母、兄弟姐妹、姑姑姥姥全跑不了。
高中毕业插队，话开始多起来。反正已流落社会最底层，总不能把我们开除“球籍”。知青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你说什么也没人听，旁人听了也不当回事。几年下来，谁也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什么。1978年进入大学，我发现自己陡然回到了近乎少年时代的失语状态中。自然大家谈论的话题“形而上”了许多，说话成了一件比较严肃的事，除了日常交际语言。我发现对于谈语内容，人们永远各抒己见，或各执一端，包括书架上的与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的大师，仍旧没有逃出“盲人摸象”的窠臼。诚然，对“真理”的求索，贴近要靠被历史局限箍得紧紧的一代一代人努力，也许“真理”就像里尔克所说的“上帝”那样永远是个“未竟之物”。我们目前所持有的“真理”的有效期就不会很长，它的“纯粹性”即可靠程度便也大可怀疑。这真是对在理念上追求“绝对”“恒久”的人们的打击。自那时起，我开始集中精力尝试诗歌创作，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正是基于此种原因，诗歌用赋、比、兴，用隐喻、象征的方法表达自己，忌议论，不自以为是，让人心里多少踏实些。
大学毕业，先在一家电子媒体，后来调到外省编一份文学刊物，编的顺心，创作上也有一些进展，就有朋友要求针对他们的作品说几句话，于是不知不觉，把一只脚伸进文学批评里来。批评话语对那时的我成了一种责任但远非乐趣。你的工作要求你说，你对朋友的承诺要求你说。我一边做一边对这种“话语的权力”有所顾忌，这种权力曾是我畏惧同时在潜意识中又是我追求的东西，它的到来于我既是一种获得，又是一种失去。
一位写小说的朋友，他的在郑州大学任教的老师曾给他这样一句评语，“你的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点，就是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由此反观我初写评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短处，却是着力于网络别人作品中的长处。其现实原因有二：其一，被评论者找你，是先洗净了耳朵，要听溢美之词的；其二，出版单位——报刊，常常充当“带刀侍卫”的角色，在节骨眼上，将您那些有碍视听的语词刈削，大做减法，且理由充分：既毛病不少，评论岂不枉费笔墨？于是我的本来就水平有限、又经过化妆美容的文字，便若无其事地与读者见面了。久而久之，对恒永、绝对事物的追求被淡忘，符合现实需求、惯性思维“操作”出来的东西颇丰。我知道这是种媚俗，我们这个时代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好话泛滥，颂歌太多，多到足令旁观者怀疑我们的人格的程度，我们的后代将会在我们生存的真实性与智力水平的双重不信任中以他们的前辈为耻辱。我对自己说：“你完了！”可是我又怎么敢奢望后辈们会记得我呢？这堆弄脏了纸张的东西，就权当它是“大厚”写的，就权当做是别人完了。我知道这是种可怕的思想，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不假思索的活下去、写下去，起码我还为自己找到几条理由呢。
一、此类作品的参照系来自相对狭窄的区域，你只要不用更宏大的艺术价值体系来衡量它、朗照它，你的话语或许会含有部分的“真理”的因素。
二、语言是有它的局限性、模糊性的，尤其形容词。譬如一个时代中起码一千个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丰富、深沉，虽然伟大的作品只不过那么三两部。你尽量不要把三流作品和一流作品放在一起谈就是了，以免证明出你的脑子不清楚。
三、文学创作时有其“突发事件”。作者写出卓尔不群之作，虽有其必然规律，其“偶然性”也并不鲜见，像里尔克那样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还免不了一个“平凡的起步”哪。要“广种福田”，把善事做在前面。
四、这年头搞创作不容易，能锲而不舍者已经寥寥，干吗不多施几抹曙光丹霞，干吗那么吝啬几句好听话哩？不好听的话不能在纸面上实现，我就委婉地说，当着作者的面私下说——如果真的憋不住。能否择善而从，是他自己的事，怪不得别个。普希金说自己，“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却的的确确是个好人。”把这话颠倒一下，正可以送给我自己，“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的的确确做过几件善事。”
果然那几年在本省诗歌批评界对诗人“缘吝一语”的情况下，我的公开言论是最多的，说是为本省诗坛的不遭冷落、为诗友的团结有不没之功，也不算夸大其词。于是我的内心得到了些许肤浅的满足。
外省十年，我又回到北京。长安米贵，首都乃虎踞龙盘之地。加之社会职业的关系，契阔谈笑自是多该掂掂分量。对高手评头品足，各方面的要求自不带言，而教书的行当被称为“舌耕”，三缄其口亦非可取。于是努力扩大阅读范围，调整知识结构，但提起笔来仍旧多有力不从心之感，此时反倒觉得儿时的顾左右而不言的木讷中隐含着一种深刻的东西，尽管距离禅宗智慧远得很，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码事，但那呆头鹅一样马上要受到棒喝的小和尚一样的愚钝却蛮有味道。
应该说无论就创作还是就评论来讲，北京都是一个更适合发展的环境，相当一批作家诗人怀揣厚厚的生活积累到这儿，经过名师指点，经受思想、知识的沐浴，写出了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北京人才荟萃，观念、文化、灵感相互碰撞、启发的机会多，不少人目光如炬，都在争取对文学大事件、大作家、大作品发言的权利，冷不丁就冒出一股狼烟。北京的伟大首先在于她的广阔，繁星照耀，没准那位和你一起等公交车的人就是一位声闻四海的艺术家，没准你在某胡同口遇到一位穿圆口布底鞋的老先生，他的名字曾让你仰慕过20年。北京的重要在于她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短暂渺小，让人想起布罗茨基一本书的书名《小于一》。杰出人物也同样小于一种生存，我们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心做一点事。所以这些年我常告诫自己：我主要是写文学作品的人，为了创作与职业的需要，搞一点研究与批评，各方面的积累都很不够，我需要更沉稳一点，说话谨慎一点，客观一点，让“大厚”的文章少一点，逐渐离名利的企图远一点。我知道自己的步子迈得多么艰难，况且还有那么些别人或许已解决了而我尚未想透的问题，譬如：
我们和我们的批评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内，我们的知识构成均不外乎中国古今作品、文论、美学、哲学ABC加上西方古今作品文论美学哲学ABC，我们的文学批评多少都会有些在一个范围内自我求证的意味，一些馊味。罗兰·巴特认为要去追寻语言的根部，它的“原始意义”。那么我们追寻到的“原创”到底有多少可靠性？语言“源头”的语言如何同时具有丰富性与清晰性的特点？如何借助各种门类的艺术去接近文学规律，找到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新的方法？如何理解——批评是科学的、客观的，同时又要求批评家以全部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与激情积极投入？这种投入是对作品的疏离还是切近？人的经历、体验总是十分有限的，有效的疏离真实的贴近的尺度怎样把握？批评文字如何当做散文、甚至美文来写？它对作品的依赖性与独立性各应到什么程度？等等等等。当一个称职的批评家谈何容易。非常惭愧，我还未曾开始，我以前的言说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沉默。
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