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田楼，虚构的作者——《田楼，田楼》后记
20多年来，心里总有一件事情淤积着，忘不了，放不下。虽然比不得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却也时在念中，在回想中，在遥望中。这个地方是我曾经插队下乡的河南方城县二郎庙乡仅有数百口人、2003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田楼村。除了家庭，我从来没有和其他地方产生过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里生活，和那里的人们相互依存，进入那里我以前从来没有进入过、以后再也不曾进入过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村，哪怕是一个再小不过的村落，都毫无例外地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包容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历史以及精神的世界，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开放性的精神境域。她透视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她有特殊的历史，有特殊的文化习俗，因而有她特殊的存在的理由与存在现实，以及特殊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呈现田楼的诗意时空是我由来已久的意念，以前我一直没有把握，我知道自己写不好她。但现在我就能写好她了吗？不清楚。写得好一点是可能的，她岂是那么容易理解和呈现的？问题在于：我想写她了，我觉得应该写她了。
这是在2004年10月份。
应该先从掌握资料入手。我重读了贾平凹的一些小说、阎连科的中短篇及其长篇小说《受活》、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张炜的《柏慧》、托尔斯泰的部分作品和南阳周同宾的散文《古典的原野》等，试图重新找回自己对中国北方乡村的一些感觉，寻回对中国远古历史的感悟。社会学著作当然也要读，有《中国农民调查》《血酬定律》等。然后把自己在田楼插队时记的几本笔记找出来，一页一页地翻阅。一股一股的田野气息仿佛迎面而来。其实我在看到这些笔记本的封面时就笑了、被带进当年的情境中了，它们有的叫《革命日记》，有的叫《韶山》，或《韶山升起红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方城县第四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留念》。里面可没少记录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的“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对当年时局的看法以及一个文学爱好者在田野调查、事件采写方面的幼稚。自然，也不乏诗集《田楼，田楼》中辑录的当地风土人情、劳动方式、人物形象。甚至个别篇章，在笔记的基础上，经过简单加工，就成了读者诸君所见到的样子，如《十一个民间土方子》《日记本上的乡村风景》等。
我将这些日记本上我认为可能有用于诗集创作的文字一一摘录下来，把日记中没有的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故事、人物、谚语、歇后语、南阳方言集中地记下来，把分散在各个本子里的关于同一个人的材料汇总起来，这时候，田楼的形象逐渐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生动了；此时，切合田楼的诗意时空离我也不再那么遥远了。当然，这仍然是我记忆中的30年前的田楼，那么她的今天如何？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教育以及她的发展走向，中国城市化进程对她的影响，等等，仍然是我所要了解的。因为，诗境总是包含着未来的向度，一个向度的缺失，极有可能导致整个诗境的贫乏。鉴于此，我能不能写好她百分之百依旧是一个未知数。我只能说“我尽自己的能力尝试着写写她吧”。我带着准备好的文字资料、带着根据写作的需要设计的一大堆问题、带了我的一位研究生尹嘉明到田楼去了。
我曾经和我的几位朋友聊起过准备写田楼的事。有的认为：艺术的最有效手段在于虚构。你意图书写那个地方的真实历史和真实人物，配发真实照片，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样的尝试未免有些冒险，搞得不好得不偿失。有的认为：平民立场、关注当下普通人的生存、借助叙事手段、注意细节表现、口语化的诗歌观念是一种有利于表达时代精神、丰富诗歌自身品质的诗歌观念。这样做虽有风险——它对作者对材料的整合、处理能力是一种考验，有可能导致作者整体创作的阶段性质量坍塌，但这个险值得冒。关于这些，我自然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通达诗境的道路并非一条，否则就不可能有所谓创新。进而，我主张讲究空灵的诗境建构，可以从最实处入手，实到极致便是空灵。西方现象学思潮“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语）的思想，运用到诗歌创作方面所启示的也正是这一点。在创作实践方面，2004年4月，我曾经为自己正在教课的广播学院2003级文艺编导专业的34位学生每人撰写了一首诗歌（诗集《34份礼物》，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5月版）正是基于“平民立场、注重小人物注重真实人物”的写作原则进行实践的结果。这样的思想应该、也一定会继续贯穿于《田楼，田楼》的写作过程。
心中所念终觉浅，它将怎么落实到纸面上？不清楚。这些东西七上八下地在脑袋里摇晃着，我乘车到了南阳到了方城。田楼发生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虽说我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还是有些不大适应。柏油路直通村头，新房子已经颇为普遍，村口有了投币电话，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所设在街道边上。一些熟悉的老人去世了，一些当年在一起劳动、说笑、打闹的年轻人想不起名字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孩子好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不择地而出”，让我想起“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我小心地踏着这块有些陌生的土地，用在回南阳路上温习了许多遍的河南话回答熟人或不太熟的乡亲问候。在张海亭和曾任大队民兵营长的陈振生的引导下踩着雨后的泥泞走街串户，拜访了原民兵营长、乡水利站站长张建华；我插队时的房东——原任大队小学民办教师、现任乡第二初中政教办主任的田文运；原八队生产队长陈发堂；八队群众代表宋保宇、保玉兄弟；在望花亭水库大堤下面开诊所的原段庄（归田楼行政村管辖）的乡村医生张欣昌；宋家媳妇——我们称呼“三嫂”的周金英；田文玉（田兆旗之子）；田楼小学校长甄长年、教师陈洪庆（发堂之子）等。田楼行政村的党支书张文增、会计田文怀和陈发强、田世永等诸多朋友都闻讯赶来探望。笑、握手、递香烟、唏嘘、言谈，了解记录田楼的近期情况、数据，喝茶、吃饭、喝酒、行酒令。住在海亭家，吃饭在海亭、建华、振生家轮流转。白天采访，晚上整理资料，和尹嘉明一起讨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足可以称得上忙个不亦乐乎。在我的心目当中屹立着几位榜样——为宁夏固原回族血脖子教立传而作《心灵史》的张承志；将整个青春献给西藏而写下《藏北游记》和《十年藏北》的马丽华；我的“半个老乡”、写了为百位宛南农民兄弟画像、作传的《皇天后土》的散文家周同宾。他们在为我们这个民族、族群留下真实影像的时候，所投入的情感、心智与汗水，一定比我的这次写作行为，不知要多多少倍。
我们带着相机和录音笔穿街走户搞田野调查，还到方城县城去见了田文运夫人石庆环嫂子和他们的大儿子——在县教委当干部的田士甫，见了早已在县里一家中学吃上“公家饭”的田运国兄、在县文联县地方志工作多年的董玉泉陈振兰老师夫妇、从田楼走出来的县文化局局长田桂兰，获得了包括《方城县志》在内的一大批“官方”资料，可谓满载而归。因为田楼的部分青壮年成年在外打工，没有见到。至此，田楼的现实境遇以及它的诗境本身包含的未来向度在自己的体悟中初步呈现出来。《田楼，田楼》一书中需要的相关材料似乎差不多了，所以第一次南阳之行回到北京，我用一个多月时间便写成初稿。之后，2005年1月份——春节前我又二到方城，又采访了在县城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的田运全、在深圳打工的文运的小儿子士晓、专程从平顶山赶来的高群山一家，见到发松之子——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现在家开小卖部的复员军人陈聚生，等等。因为尹嘉明放寒假回贵州过年，我又通过朋友请来《南阳晚报》摄影记者王琳先生帮助拍了一些照片。同时将初稿交给田楼的相关朋友审看。我想，以我现在的见识、能力、对作品的设计规划和期待，对于田楼，我可以了解的、贴近的、感情投入的，应该说是都了解、贴近、投入了，接下来该是如何写好、改好稿子的问题了。
我将写出的草稿给乡亲们看，主要是为解决作品内容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实到极致的问题。这关系到田楼独特诗境本身的成败和价值。所以，我将写好的稿子，给建华看、给海亭、发强、士永、振生、文玉、高群山、文运和士晓、士甫看，一是请他们认定“这确实是我的经历、我做过的事”；二是请他们对作品中现有内容提供补充或提出不同观点与建议，再多讲一些其他人的故事。在振生家堂屋中拢起的火堆边，士永与他爱人谈到他们不大愿意让人把婆媳不和的事情写在纸上，讲了一大堆他家婆媳并非不和、有些东西只是误解等等；在酒酣耳热的饭桌旁，海亭也曾经要求是否别写他“与乡税局临时工说说理”，现在年龄逐渐大了——我知道他准备通过《田楼，田楼》一书（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给人（尤其是给后辈？）留下一个老成持重、温柔敦厚的形象。我内心颇被他们感动，因为看来他们对书中的内容非常重视，怕我这“董狐之笔”对他们太过严苛。我和他们的文字对话当然与董狐和帝王们的对话不在一个“量级”层面上。于是我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从他们的全部生活中“断章取义”地把这部分内容搬上纸面，一方面因为《田楼，田楼》一书的需要；一方面因为他们生活中的这部分内容较之旁人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并不是我本人有意想“出谁的洋相”，和人家过不去。他们很理解，或最终很理解，很配合。我表示了感谢。
第二次离开田楼，已近年关，然后开学，四个班级的写作课教学任务一直到7月中旬；从年后一直到6月底数次由北京去往洛阳探望病重的父亲。6月底父亲去世，办理他老人家的后事；3月16日至5月4日还应广院同事丁品先生之邀为他准备出版的《丁品三十年绘画作品选》配诗87首（总题目为《马赛克拼图》）。自我感觉，“累得要吐血了”。但《田楼，田楼》的写作、修改、图片整理工作及出版事宜的联系工作仍在见缝插针地进行。我的同事、画家李宽兄为出书设计好了封面；田文运兄的长子士甫是电脑高手，不断发来写书所需要的文字、照片等资料；张欣昌、张海亭寄来新的故事，文运邮来《田氏家谱》，还有文运的频频电话催促，好像这本书再不完成，他就寝食难安了。我不断受到感动，心里也十分焦急，从不曾停止思考相关方面的问题，但，仍然有些东西在困扰我，使我常常夜不能寐。
我想到我们到底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这几年收读过不少朋友的赠书，我发现起码一部分诗人散文家的著作中尽是写自我表现，男性动辄英雄盖世、在纸上叱咤风云，在“黄昏的手术台上”学艾略特作大师状，叫人看了害怕；女性喜欢使劲给自己涂脂抹粉，她不是神女就是圣女，结过婚的贞女，学美国的西尔维娅·普拉斯，“你伤害我如同伤害上帝”。总之想用自己的身影遮住世界。未免搞得过火。我觉得作家一定要尊重客观世界，摆正个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我想《田楼，田楼》应该让田楼人指着这些文字说“这一篇写的是我，另一篇就是谁谁”，他们的身形清晰，作者躲在他们的身后屏住呼吸。我把对他们的描画还给他们。我抄写他们，而不是像一位我所崇敬的小说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我是从心里往外‘抄书’”（见2000年10月14日《文艺报》）。为什么写作和为谁写作都牵扯写作伦理方面的问题，比较朴素的话是：反正不能只为自己写作。准确地说，写作尽管是自己的活动，但其意境却必须由欣赏者共享，作家自己也不可能随意更改。
我想到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及其保护与传承相关的问题。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国家重点、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那些保护单位仅是存放文化标本的地方，是保存文化传统尸体的“孤岛”；中国的乡村才是保存动态的、生动鲜活的传统文化资源，使她生生不息的所在。电子时代，是人们的生存与思维越来越“标准化”、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对自我和世界无可奈何的时代。我们能否从对乡村生活、对中国的多元区域文化、对自然的回眸中获得些许营养和些许滋润？为什么在我写完《田楼，田楼》之后心中依旧一片茫然？这是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拳拳之心解释不了的。
如何塑造人物是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许“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读者来说永远不失其动人的魅力。但“塑造”一词在《田楼，田楼》的写作中遭遇到质疑。关于人物性格、人物的故事，不是虚构出来的经过“典型化”处理过的，它们是从一个个田楼人身上被“选择”出来的。或从某人的全部经历里选，或截取某人或数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以往的写作学著作也讲材料的筛选、取舍、去粗取精，但它们往往指的是较宽泛的“写作”，包括通讯、新闻报道甚至总结报告。文学创作除了报告文学作品，其他体裁的写作过程中的材料的筛选、取舍、去粗取精，其目的多数指向虚构，即鲁迅先生所言，人物素材来源有的在浙江有的在山东（大意）。我们诗歌的写作为什么不能向报告文学学习？我在《田楼，田楼》的写作中就是要尝试一下，我们的诗歌创作就是要丰富一下“塑造”这个词在文艺理论中的原有含义。这大概不算太过分。
在诗歌中怎样把握叙述故事、刻画细节、写人物对话的技巧——既然《田楼，田楼》因为著者是个写诗的、命中注定必须用诗歌形式来表现？这段日子在劫难逃地就引起我不少烦恼。诗歌中讲故事，古已有之。荷马那儿有，歌德那儿有，白居易那儿有，民间史诗中尤不鲜见，当代诗人于坚、欧阳江河那儿也曾见到，群起仿效的在今日诗坛更是几成泛滥之势。然而我们的同时代的朋友们尤其是搞理论的言之甚少。从创作情况看，一般地说叙述语言比较容易控制些，可以辗转腾挪，稍稍规避一下诗歌叙事的短处，快一些把作品从开头推向结尾；描写语言则容易黏滞于具体物象上，通常不易迅速展开；通篇全用对话、主要运用对话形式的诗歌作品歌德、泰戈尔都有过杰出的篇章，如《魔王》和泰翁的部分故事诗，可以借鉴。《田楼，田楼》的作者在很多地方都深觉力不从心，有的问题没有想透，有的问题想通透一点（或自以为想通透一点了）作品又表现不甚到位或很不到位。很痛苦，很耽误时间。也许田楼需要我不断地写、更用心地写才能写得好一点。也许我由于自己的浅薄一直难以完整有效地感知她，也许，她凭借自己的丰富深厚而永远顽强地拒绝着我。
有朋友问我：田楼的未来会怎样？我觉得得先看她的现在。人们的家族意识已经淡薄，宗亲们彼此相互依存的经济生产方式业已解除，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念开始遭到瓦解，由于几乎家家有电视，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畅通无阻，城市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成为这里人们的理想和追求。且不说这里的区域文化特色的典型性有限，即使足够典型也难以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同化力量稍加抗衡。这里的孩子们都在上学，上小学上中学都是为向大学、向城市生活冲锋。随着我国大众教育的日益普及，他们中进入大学的会越来越多。经过时间的推移，这里的乡村人口将越来越少，鸡犬之声相闻的村庄在萎缩，土地转给更贫穷的地区的农工耕种，或交由土地生产承包商机械化种植。这个过程也许比较长，然而村庄并非完全没有被城市化浪潮稀释甚至淹没的可能——但愿这样说仅只是一种悲观的危言耸听。这里的耕地多数由老年人和少数因为种种原因绊脚而无法出门的中年人操作着，打下的粮食够吃就行，不够吃也不怕，吃钞票——买粮食吃，反正家里有人在外面打工挣钱。青壮年“劳力”中，相当一部分到县城、南阳、深圳、新疆等地挣力气钱去了，据二郎庙乡负责往各村送汇款单的邮局工作人员透露，全乡每年外出做工的要寄回1000多万元人民币，超过本地GDP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还不包括人们逢年过节或家中有事回来时随身携带的。想来田楼的相关情形也大致如此。
有人说，如今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几乎就是经济生活。如今，大家的商品意识可强了，超过了其他意识了，已经逐步融入时代的经济、文化大潮中了。田楼的未来的可能性让人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念及种种，我的确——说不自量力一些——我责无旁贷地要用自己粗涩的笔，把我知道的、感受过的田楼记录下来，哪怕记得太少漏掉许多，哪怕我的谋篇布局、题材选取、人物描画、细节设计、语言运用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还是应该写她。她哺养过我四年同时留下了我四年的青春时光。田楼，在我的抚摸中如此生动，有时又遥远依稀，好像悬在空中。我在思索时，常常感觉到自己的真实存在，有时眼里一片茫然，好像自己只是故事中的一个虚构人物。
2005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