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学院和我
我是1978年10月份到广播学院来读书的。我的激动和不安，大约与其他新生没有什么不同。与有些同学不同的是，在填报高考志愿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样一个高校，1978年招生高校一览表上，非重点院校一栏中，“北京广播学院”几个大字赫然占据第一的位置。我当然最心仪北大，可是就自己的高考分数看——没把握，不保险。四年半的知青生活，教导我世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为我准备的。再者，北广的专业非常诱人：新闻系。毕业之后可以不当老师。在我有限的经历中，以我浅薄却实用的认识，除了当农民当知青，当老师恐怕是最悲惨的社会职业了。那么广播学院便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第三，我母亲的家族成员多数都在北京，这样的话我也算是重回北京了。于是我填了志愿，成了广院的学生。
我成了广播学院新闻系（1979年改称文艺编辑系）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学生。“普通”是对我当时来说最适合的状态。是的，谁都想做到第一。我也做过第一，小学一年级“算术比赛第一名”；初中在河南洛阳一个中学，几乎所有的功课都是第一。因为那时候愿意学习的少年很少，是以不读书为光荣为自豪的时代。后来觉得这个第一当得没劲，就在高中时转到一个重点中学去了，那里喜欢读书的学生比较多。那么广播学院是个喜欢读书的学生更多一些的地方。一个好地方。同学们个个双目炯炯都把自己当做天之骄子社会精英，跟他们在一起我的自我感觉也变得好多了。就我们这个班集体来说，叶延滨、何劲草、文叔、孙元涛等等，都是我需要仰视的人物，还有石树源、曹清平、曹湘屏、竹子、蔡国栋、马义军、高放，他们或适合当官，或有学术造诣，事后证明各有成就。我们班的同学值得我一一列举，在他们中间我的天分、努力程度均属中等。也许这样评价有一点自夸嫌疑，几乎所有人对自己都高看一两分。还有，我们班同学的年龄相差也比较多，最大的30岁，最小的王宇航15岁（就是中央电视台在美国报道了“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的那位记者）。人们总喜欢把比自己强很多的人看成比自己强一点点，把比自己差一点点或和自己平齐的人看成比自己差很多；把比自己大几岁的人看成很老的人，把比自己小几岁的人看成年轻不成熟。总之，人总是无耻地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所以总是能挑出这世界的许多毛病，以证明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应该有更多的收获，其实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太遂他的意。那时我的眼睛肯定也是近视得散光得需要矫正的，但是起码我有了学习的机会，有了准备和这个世界建立友谊或作斗争的机会。
广播学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们到这里读书是一种灾难还是幸运？看我们的学习目的、人生目标。这几年，曾听个别学生说，“广播学院，毁（诲）人不倦。”广播学院成就了谁？毁了哪些人？要看它的性质它的教育对象、培养目标。广播学院曾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的部属院校，培养广播电视系统的高级实用人才。广播学院今天则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211重点院校”，综合性大学，既培养广播电视系统的高级实用人才，又培养媒体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才。十多年前，适合作研究人才的学生选择广播学院来读书也许是不大明智的，在今天已不存在这个问题。还算幸运，我当时报考广院，一要解决人生出路——就业问题；二是自己喜欢文学创作。广院的课程设置，对培养文学创作者来说，多数都有用。
在大学读书，学生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学习知识。一、课堂听讲；二、图书资料；三、同学间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我认为我们的一些任课老师是非常棒的，张凤铸、周华斌、黄侯兴、田本相、唐永德、林葳先生（多数是基础课任课教师），都是本学科领域的权威人士。堪称优秀的还能够举出一大批。20年前广院的图书资料也许是北京高校中最匮乏的，因为学术意义上的广播电视传播方面的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文革”刚结束，意识形态方面人们重新回到“文革”前的认识水平。苛刻地说除了“喉舌论”“阶级论”，广播电台“搬家”史，播音发声，除了工科学生要掌握的传输发送技术，我们的广播电视尚无多少学术可言。比如我们文编系的学生，上综合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上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一些基础课程，把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吃下去，您就可以进电台电视台做一位文艺编辑了。事实证明确实行之有效，我们班的同学多数还做得挺出人头地。但是，其他高校中文系、历史系、戏文系、经济系的毕业生也同样做得出色。由此看来我们的课程设置肯定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针对性是非常强的——这里不是培养学者的地方。果然，这条流水线上下来的1978级文编学生20年没出一个重量级学者，连一个硕士研究生都没有。诚然，没一个研究生也没什么不好，挺好，出几个作家、厅局级干部——栋梁算不上，椽子总能算得上。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广院对像我这样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心想在文学创作上鼓捣一番的学生是有利的，它丝毫没有妨碍我的志向我的进步。
啰唆这么多，也许对我们现在就读的孩子们有点用处，即，要对自己的将来有点准备。读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专业一定要与自己的天赋条件、人生志向结合起来。我们跟刚进校门的研究生讲，读研之前应该就已经是“半个”研究生了。读大学前何尝不应该已经是“半个”大学生？我们的考试制度问题大得很，标准件，“一试定终身”，比婚姻大事还重要、还稳定，耽误了不知多少所谓人才。我认为假如条件允许，无论文科理科，是否艺术类专业，都应该对学生进行一次面试，看看这学生适不适合读，给他一些建议，避免盲目性。我认为假如条件允许，学生到了大二，如果确有理由，也可以调换专业，让他学最适合他、他最喜欢的专业去。我看到我们不少的研究生在校园里悠闲地晃来晃去，研二了还“顾左右而言他”，不晓得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老师们则“有教无类”——不是社会阶层的那个“类”，是专业分类人才分类的“类”。管他萝卜土豆，一锅煮。比较起来我们那时候也算运气，起码三分之一的同学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干那个行当我缺什么，我进了广院想补什么，不一定统统都吃“十全大补丸”，在各门功课上平均使用力量。
客观地说我没能很好地利用学校图书馆。搞创作没关系，你总要把文学史的来龙去脉弄弄明白，前人们已经写了哪些作品，写到了哪种程度。文艺理论也要大致清楚。按照这一点来要求，我下的工夫很不够。老师大约因为我们是“大龄大学生”了，同时大家都近乎“悬梁刺股”般地看书，所以没继续督促我们，也不大在读书方法上作具体指导。其实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像我这样思想上、人格上、经验上都还半青不熟的学生，特别需要学习掌握科学的读书方法。老师太看重我们、太高看我们了。我们当时对老师的感情，在叶延滨为李立老师写的《比我小六岁的班主任》一诗中得到了部分反映。
那时广院学生人数很少，几百名，相当于一个不大的少数民族部落。大家即使不认识，起码也混得脸熟。薛飞、杜宪、张宏民、李瑞英，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觉得亲切得很。全年级文科学生一起上大课，篮球场上跑来跑去，不分彼此。本班同学接触自然更频繁，大一时候成立的“北窗诗社”，坚持了好长时间。细细想来，每个同窗的个性都非常鲜明，都有值得记忆的故事，给过我直接、间接影响的还真不在少数。比如文叔的博学和淡泊名利；丛亦冰的善良与不羁的才子气；马义军的放达；王宇航的少年老成；高放的思想的犀利；何劲草的正派正直——有时稍嫌欠缺一点变通、灵活；孙元涛、曹清平、石树源似乎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大名鼎鼎的叶延滨更是十分了得的人物，他的聪明才智、当时全校学生无人能比的艺术成就以及不断被强化的社会影响，使他的名字和由他作词的北京广播学院校歌《校园里有一群年轻的白杨》一起成了广播学院历史的一部分。对他的成果与声望，我们非常羡慕，同时不可能没有一点小小的嫉妒。但他夜以继日的努力、孜孜不倦的精神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无论春夏秋冬，宿舍里，烟雾缭绕中的小桌前，他乐此不疲地书写，进行着他的“大运动量的写作练习”。他的这句话我记了20多年。于今回望四载读书时光，纵览我自己出版的14本书，感慨良多。
一个人和他的成就的关系，包括遗传因素、教育因素、自我努力的程度、环境因素，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除了遗传因素和运气，其他几个方面，我的今天都与广院密切相关。毕竟我心智成熟得最快的那几年，是在广院度过的。一个人和一所学校，可以结成或密切或疏离的关系，广院对于我精神世界的塑造，起的作用仅次于20多年的社会生活本身。
我和广播学院的缘分并没有到此为止。1996年，我从我工作、服务了十多年的郑州回到北京，回到母校。我和广播学院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从昔日的游览者、受恩者、过客变成了它的建设者，它麾下的一员。或者说今天的我兼有二者身份。从世俗角度讲它成了我“衣食所安”的地方，成了我的“老板”。过去我仰望它赞美它，今天我要参与它的发展过程，我在这里经受磨砺，有时甚至还会表示对它某些方面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双方都经历一次角色转换。这也是命中注定的。
粗浅地谈，我在广播学院大致能算得上一个称职的教师。职责范围之外我为广院做过以下几件事：1．参与了校史展览的撰稿工作；2．担当广院建院45周年庆典晚会的总撰稿工作；3．和朱宝贺老师一起拉赞助为1994级文艺编导专业、1995级文艺编导和音响导演专业的学生出版了学生作文选《核桃林与白杨树》，其中我担任了选稿、帮助改稿、联系出版社、请人设计封面、校对工作的全部；4．为1997级文艺编导学生朱滢莹组织召开小说集《对镜起舞》的高规格研讨会，组织多位专家撰文评论（同时发表在《文艺报》上）；5．独自创意、撰写诗集《34份礼物》（为2003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34位学生每人写一首诗歌，对此独特创意、独特形式的作品，读者与专家颇有好评）。我并非一定要在此短文中表扬一下自己，像社会上的流行话语所说的那样，“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因为这几件事情牵扯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尤其是上面所说的3、4、5这三件事，从没人要求我这么做。首先，我这人喜欢新鲜、新奇的东西。编选、出版《核桃林与白杨树》对我来说有两新：1．我刚来广院，教学工作以前我从没做过，人新环境新，这对我的表现欲望（可笑的人性的弱点）是个鼓励；2．《核桃林与白杨树》的创意新。我以前不曾听说有哪个大学的教师自己去拉赞助为学生做这类事情。尽管这工作太耗时耗力了。我一边做一边骂自己小儿科，告诫自己以后再不要做。但是人很容易违背诺言，得寸进尺，做了一件好事之后就又准备奢望自己做个好人了。于是接着有了《对镜起舞》研讨会的举办和《34份礼物》一书的出笼。
我为什么要接着做这些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做的“好事”？除了新鲜感之外，我发现自己关于“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也许正是这一变化使我在做了“好事”以后才不至于感到脸红和后悔。
和关注社会比较起来，我一直以来似乎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多一些。这正是我为什么更适合做一个诗人而不适合做一个小说家的原因。任教之后，由于批改作文，同时需要了解学生情况便于教学，我逐渐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有着他们的可爱之处，无论漂亮聪明的，迟钝些的丑一些的，他们或善良幼稚或精怪淘气或执拗逆反，似乎都还没能达到“坏”的程度。即使因为年龄渐长开始产生了些许道德品质问题，也坏不出多高水平。比成人世界文明得多。我们观察研究他们，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或者说角度优势。这为老师引导帮助他们提供了方便。由此延展开去、引申开去，我发现其实成人世界也不像萨特说的“他人是地狱”那般可怕。地狱其实只是人的不加节制的欲望。不再对世界、对生活感恩，总是希求攫取得更多。成人是比孩子更可怜更无助的一群人，大家那一点点私心，拙劣的诡计，四肢并用的那点拳脚功夫，正如《圣经》所言，“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得到的钱财，是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果；我们得到的荣誉，是我们自己的群体或我们的前辈所设定的符号。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做自己的一份工，吃自己的一份饭。有了这种心态，我们不会再把个人的奢望强加于社会然后怨天尤人。天地所以明亮，人生有趣多多。这是我的人生观最大的一次变化，想不到的变化，想不到这变化在广院、在和一群孩子的接触中完成了。
我对广院有没有怨怼？有的。一般说来，不是对个人，是对理念，对体制。比如，我们对学生英语学习的要求是不是过高了些？他们已经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童年和青年时光在亲近拼音文字。我们对违规学生的处分是否“量刑”太重了些？给他们改过的机会是否少了些？当然，这些问题要看形势、分阶段、讲究方法，逐步解决。还有，我们的行政部门的个别同志是不是太像当官的了？有的部门一个副科员都觉得自个儿是“衙门”里的人，是“管人”的人。行政管理，而“管理就是控制”，率土之滨莫不如此，咱懂。可是冯克庄副院长今年初在影视艺术学院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过“大学不应该是官本位。大学应该是学术本位”，激起了在座一百多位教职员工的长时间热烈掌声。这是我回到广院九年来听到的学院高层领导讲话中最有政治水平、政策水平的一次（请恕冒昧，我参加过的有高层领导出席的会议实在比较少）。
上面的一段言辞会不会沾惹“对个别同志不恭”的嫌疑？我想不会。有一点是被历史证明过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知识分子尽管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也有吹毛求疵，也有危言耸听，却也有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下的直抒胸臆、逆耳忠言。没见过哪个朝代是被知识分子的批评整垮了的。而万马齐喑，一个民族的悲剧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对不起，言辞有点激烈，是动肝火的征兆。这样对身体不好。我要以平和之心谈到对教导过我们的文艺系老师（其他系老师也很多，意思到了，不一一列举姓名）的谢意。他们是：张凤铸、周华斌、杨田村、孟庆荣、张善明、高心一、姜树琪、宋家玲、孙桂春、韩连仲、王雪梅、胡源、樊庆荣、朱宝贺、李立、曾田力、杨玲、牛印文等。他们的光芒闪耀在广播学院的校徽上，有我们这代人参与的广播学院的故事还要续写。
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大团圆的结局方式，我想在结束这篇短文时谈谈广院给我带来的其他种种利益之处。1．高校教职工早已摆脱“悲惨”的社会地位，收入增加，牵着“白领阶层”的后衣襟向生活的纵深迈进；2．广院学生靓男俊女颇多，养眼，只要心术正、心态好，宜于保持青春、延年益寿；3．广院图书馆建设力度较大，有利于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接受终身教育；4．诸多同事学问渊博、思维活跃。大家互相借力，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共谋发展；5．一年两个假期，无论创作、休息，比其他行业多一些时间保证。这么多好处，交换条件是：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工作。值！
说了这些话，回头一看：俗。和广播学院的大雅比起来，我这人是不可救药的俗。但，建院50年了，我们向她讲了一些实话，这大约应该不算十分的耻辱。
2004年7月3日—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