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后记
今年3月底，伊拉克战争硝烟正浓，非典型性肺炎即从广东悄然北上，到4月上、中旬已成强劲之势。卫生部长离任，北京市政府要员换人，报纸大呼小叫，电视新闻节目、综艺类节目中的“坐台”专家正襟危坐、小心谨慎地谈论，把津津有味像欣赏游艺节目一般欣赏伊拉克战事的忠实观众夺走了大半。人们从不知“非典”为何物，到惧怕恐慌，谈“非典”色变，抢购生活用品，到心态渐趋平稳；医务工作者从束手无措、和患者一起纷纷“中招”倒下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医学科学家在病理学方面进行初见成果的探索，从只知道它“不是什么”到初步知道它“是什么”到针对性药物的研制；政府从仓促应对到冷静分析疫情，提高对事态严重性的认识，到最高层全体出动，号召人民全民皆兵，为“提高收治率，提高治愈率，降低发病率，降低死亡率”提供尽可能的组织保证、物质保证、技术保证。首都从“黑云压城城欲摧”到阴转多云、时有零星小雨，“非典”病例从高峰期逐渐转为波动式下降状趋势，笔者心境复杂地目睹了从3月底至今的事件过程，并自4月下旬至今完成了这本薄薄诗集的写作。
虽然早有预谋，两三年前我就想写些类似的东西，《了了特特博士》这个书名也是早就预设好了的，写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聪明智慧及其弱点，用一种漫画式的喜剧笔法，但绝非现在这本书这个样子。所谓“家国不幸诗家幸”，“非典”疫情爆发，我终于给“了了特特博士”找到了他展现自己的具体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但我仍然要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些急功近利的东西？我想：写作时间虽短——这本书是我写过的十本书中费时最短的，却并非粗制滥造的结果。写作《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动用了我自从事诗歌创作以来20多年的思想、情感、语言的积累。对于我笔下刚刚完成的稿子来说，以前的20多年就是为了准备这18天。“了了特特博士”这个人物在我心里早有了半晦半明的影子，他一直不肯出来和我见面，大约也是在等待这一天。
从现在这一刻往前排过去，“非典”肆虐是我人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21世纪人类所遭遇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其可怕程度超过了由人类自己引起发起的世界战争。我出生在社会主义对工商业进行改造那一年；一岁听到“打倒右派”的口号；两岁听见“大跃进”的歌声；三岁听到的新词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四岁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十岁时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它延续到1976年——我在农村插队的第三个年头，等等。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上有质量的历史事件的。相比之下，“非典”不是那种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斗争，不是同一集团内不同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斗争，不是民族、阶级、主义之间的斗争。它也不是战争，起码不是我们以往狭隘地理解的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流血冲突。有伤亡，但看不见敌军。它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蛮横掠夺穷奢极欲的报复，它报复的方式，以我们凡庸的眼光看有点玄学的味道。它让我们对我们做过的、和正在做的许多事情重新加以审视和判断。作为一种病毒，“非典”也可能是自然在做了诸多的报复尝试之后认为这等方式许会奏效，也可能“非典”病毒为了这次蔓延33个国家已准备了很长时间。就像古希腊时期的曾经恶疾流行、15世纪前后欧洲黑死病的流行、1918年世界范围的流感死掉两千万人，大的疾患相隔若干年。诺查丹玛斯早就预言1999“恐怖之神从天而降”，虽然已是2003，“非典”的到达已经“晚点”。值此时刻我们有条件好好看看自己、看看人间。
“非典”时期和以往特殊时期一样，是对人类（国家）社会组织功能、科技水平的严峻考验，是人性大暴露的历史关头。温家宝说，“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我们“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然所有政府都应该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负责任的政府，但我们看到本届政府及其各级组织直至她的最基层部门在此时期发挥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作用。各级官员，哪怕他仅仅是为了保住官位他也不得不忠于职守。一个月来传媒登载，许多地区均有“公干不力”而被撤职的干部。政府是通过权力的行使方法与政策贯彻过程，在她的“好干部”们的共同努力、支撑中于民众之间得到信誉高分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乃外来词，大约指的有较高经济收入、有一定文化知识与修养的社会人群，但在中国主要以其物质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其人员构成相对复杂，有通过文化水平、工作能力获得其收入及社会地位的，有利用前些年社会经济机制不完善钻空子得发其财的，还有一部分演艺界人士和体育明星。这些人在支持社会整体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反应较为冷淡，认为抗击“非典”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现代科学和他们的金钱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所以除了政府拨款，社会获得的捐款大多来自公有制企业、大型私有制企业和普通民众，还有一些外国政府、境外团体与个人慷慨解囊。我们多次在报纸上读到白领人士驾车或乘飞机到疫情较轻地区“避难”的消息，他们当然也怕疫情泛滥，追了他们去，留给为他们的发展创造了环境条件的北京些许深情的目光。
普通民众是“非典”的主要受害者。时至今日，除电影导演谢飞染疾、受到及时救治、已康复出院外，尚无官员、名人、有钱人身受“非典”之害的报道。普通民众不行，只能“就地预防、就地治疗”，对“非典”实行“坚壁清野”。买张车票到外地，一是北京人这段时间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教人害怕；二是外地“白居不易”，住不起。包括农民、农民工，多数只能依靠政府和自身的抵抗力和天知道有没有的运气渡过难关。这段时间他们说政府的好话，由衷的成分也最多。这段时间他们谈到自己的脂肪少、体力劳动多也最自豪。同时他们最善良最乐观。笔者认为“了了特特博士”基本上属于普通民众这个阶层，虽然他们是脑力劳动者。虽然知识分子待遇提高了，但年轻知识分子经济收入还上不去，政治地位也很难说，加之工作和所学专业对不对口，有些学科分类过细等诸多原因，决定了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代码的“了了特特博士”们的心态和社会立场。
“非典”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它是一场灾难却也蕴藏着机遇——关于社会民主化进程、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提高公民的道德文化水平、促进经济的繁荣。社会进步得益于意外的重大的偶然的事件，中外历史上并非鲜见。现任中国政府已做了许多，需要更好的工作，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努力与配合。关于这些，不知道政府和公民的自信心如何，“了了特特”的自信心如何。“了了特特”聪明，对生活有激情有看法，有想象力，尽管有些偏颇，他风趣幽默。也许他是个怀疑论者，但绝不是虚无主义者。因为作为沧海一粟般的个人，毕竟是渺小而短暂的。
以上便是笔者在动笔前对于“了了特特”人物现实活动背景的分析及对于人物思想面貌的理解、定位。人物形象的确立固然不是从分析和理解中来，而是基于作者对“博士”一类现实人物的熟悉与把握。所谓轮廓既出，才好描绘细部。故而笔者从世界观、现实理念、审美趣味上虽不能被视作与“了了特特”同一，笔者非常乐意塑造“了了特特博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则是显而易见的。诗中人物活动的天地，也已基本圈定。
在历史的非常时期会有非常的人物，这些非常人物会有非同一般的表现。“非典”的肆虐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悲剧，这是一个严肃的主题。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人，读书期间基本上是受的“悲剧文学教育”，所读作品中英雄人物总是不苟言笑、大义凛然。如果只是窝在屋子里，在书本里面讨生活，不在丰富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磨砺，人们的笑神经早就萎缩坏死，再也弹奏不出笑的乐曲。一方面像《阿Q正传》《好兵帅克》《钦差大臣》《威尼斯商人》这样的作品，以及卓别林的作品曾给过我们精神上的滋养，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常常是细琐的小事）、社会底层民众的乐观天性与生活智慧开启了我们笑的闸门，毫无疑问也影响了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滑稽、幽默，常常是用俯视的姿态来观察事物，滑稽幽默之风采是人对事物灌注了情感的表现。所以《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命中注定是一本用喜剧方法表现严肃内容的作品。了了特特博士对世界鞭挞、揶揄及自嘲的力度、深度、程度，他对生活的爱与思考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如何在语言中达到平衡，真正构成了这本作品的难度。
我有一位老师，人称“老倔头”，谁遇着他，非被“呛”个跟头；我有一位吉林的诗友，无论何时何地，总要找一个对手，讽刺挖苦，不这样他就难受。我有一位同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第一位博士，除了在课堂上只好“为人师表”、憋屈难受之外，离开教室之后，那是“一点正经没有”。他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把损话说的冠冕堂皇，口若悬河，搞得人哭笑不得。一般人觉得无话可说的场合，他也能把没话找话编织成智力游戏，北京人曰：“腰里揣着一副牌，逮着谁跟谁来。”让你有时觉得特别讨厌，有时又觉得实在过瘾。这些人无一不是善良、肯帮助人的家伙，他们嘴上说着刻毒的话，手里也许正在做着急你所急的事情，甚至有时做的事达到叫人感动的程度。但让他们说出甜言蜜语，那是难上加难。说甜言蜜语是他们对自己无法容忍的。“了了特特博士”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宁肯让别人不把自己当成好人，宁肯自己吃亏、甚至有意自己吃亏，被别人视为冤大头也仅仅一笑了之，这正是其人乃为其人的道理所在，虽然难以掩饰他们内心里面其实有着一点深深的悲伤。就是这些人构成了“了了特特博士”的人物原型。他是博士，又“了了特特”——糊里糊涂、邋邋遢遢，一副没有正型的样子，这样便与所有社会底层的人在身份地位上拉平了，他就觉得做人做舒服了。他在揶揄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那些看似合理其实荒谬无比的事理、那些小市民的短浅鄙陋、自己阴暗的心理时就没有心理障碍了。他就成了这本书的主人公了。
我特别想弄明白的是“喜剧夸张”一词所拥有的弹性。阿Q这个人物是具有相当的生活可信度的，用一个诗歌的术语讲：喻体和所喻之物极其贴近；好兵帅克的形象也绝不荒诞不经，此乃别人用熟了的套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引进的外国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机器猫》等，使我曾非常佩服其难得的想象力。近来读到英国幽默演员班尼·黑尔的小品《口臭骑士的故事》（见杨斌《电视幽默论纲》8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4月版）的梗概，觉得这种“假想性荒诞”（杨斌语）的手法更得我的心仪。据杨斌的说法，“荒诞，是超越了极限张力的夸张。极度的拉伸与变形处理，使其与生活原型的距离相去甚远，从而产生一种离奇古怪并且有趣的效果。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具体环境中，它未必都是可能的，但却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它对生活的某种假定性、假想性处理，符合事物的本质及固有规律，通于情理和逻辑思维。”（引文同上）真乃颇得我心之言。查找文学史上的相关例证，似乎唯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大致属于“假想性荒诞”这一概念所言的作品，可以作为创作《了了特特博士》时的一个榜样。同时《堂吉诃德》并非诗歌，笔者尚有小试手段的余地。回想1986年5月8日我创作的《无名状》（即本书中的《用爱来压惊……》一诗，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版59页）、《一次又一次》（本书中的《邻居戚科长谈非典前的办公室政治》）、《几个片段》（本书中的《了了特特博士的精神体操》）、《大高楼》（本书中的《老公你像1600年前的人，上街看看啥年月了》）、《梦的解析》（本书中的《“非”和“典”这两个字在史书上，比我和我的祖先相距更远》）等诗作（见拙著《爱的爪痕》漓江出版社1991年11月版），似乎也可以称得上采用“假想性荒诞”手法进行的诗歌的尝试之作。当时《米老鼠和唐老鸭》看没看过记不清了，《机器猫》和《口臭骑士的故事》肯定没看过。《堂吉诃德》在大学的阅览室里匆匆读了，也许它的伟大光芒不经意间进入了我的潜意识？总的来说80年代我对“假想性荒诞”手法浅尝辄止，正在埋头写一大堆“正经”玩意儿，没将此类作品形成规模，没下工夫形成一种独特个人风格。也许命中注定这事只能在过了不惑之年才能下工夫做。对此我真无话可说。
这样讲似乎有点在谈笔者的宏大文学抱负的意思，似乎暗中在谈《了了特特博士》应归于“假想性荒诞”作品一类。并不尽然。文学抱负宏大者天下有的是，而文学史只认同作品本身。《了了特特博士》是一个诸法杂糅的小册子，包括“假想性荒诞”、一般漫画手法、象征手法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手法。笔者的原意倒是手法统一，但作品本身有它自己的逻辑，笔者不得不如此。也许是笔者修为不高，以致于此。手法统一的“假想性荒诞”性作品的尝试只好留待来日，或由别的诗友成就，也可称之“幸甚至哉”。
笔者的同事加朋友加酒友——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何晓兵博士在得知此项创作计划时曾提醒笔者，不要像勋伯格那样“为了音乐史写音乐作品”，一味地追求独特怪异，结果使作品无法去听；不要像乔伊斯写《尤里西斯》那样“仅只是为文学史”去创作文学作品，搞得小说叫人无法卒读（这一条笔者看法有所不同）。重要的问题应该用简单的方式阐释，重要的问题无不关乎大众。何博士还提醒笔者注意书中的人物出场次序，注意人物的性格逻辑。笔者的同事加朋友加烟友周月亮博士——此书的第二位读者（他与何晓兵兄与南京的刘士林博士同时收到笔者的邮件）建议笔者在“后记”中可以多谈谈作为一种美学原则的“假想性荒诞”问题，建议本书书名之下加上一个副标题“真实的恐惧和假想性荒诞”。刘士林兄欣然同意为本书作序。如此等等。与朋友对话，如同冬夜小酌无事，怡然陶然。在这群博士中间听他们对博士们秀色可餐的嘴脸、博士们的里里外外评头品足，我有近水楼台。
本书从故事细节方面、从诗歌语言的语势上颇多借鉴了时下网上笑话、段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喜欢上网的读者一定会看出作者对某些笑话、段子的改造利用，如《“非典算什么，比中大奖还难”》《蚊子不能传播非典的原因》《了了特特的魅力——高露洁实话实说》《从逗号那里学会放松》等篇。民间真的是人才遍地，那么多奇思妙想让人拍案惊奇。思想的解放、信息的发达为民间文学创作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天地。这些笑话、段子如闪烁的星斗，需要作家把它们精心打磨，剪裁连缀起来，需要作家心里有一个天空。如果我的心里没有这样一个足够大的天空，我就应该拼足力气缝补一个天空。《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中古词牌的借用、尼采诗（选自《尼采诗选》87页，钱春绮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的借用的目的是试图在诗集整体结构上起点增加时空感觉的作用。臆想与叙事、抒情与夸张的交错进行，也是为使读者在读它们的时候能看到明显的参差变化，不至于很快就疲劳厌倦。明显的本书中有若干比较糟糕的作品，或失之空泛，或凝滞于叙述故事，不灵动。我相信读者的眼睛，更不惧怕批评。抱歉，作者不识趣地又说了这许多的话，虽不像书中博士那样“了了特特”，却也足够啰啰唆唆。
2003年5月13日记，5月15日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