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罪行叫饥饿》序
邓荫柯先生的散文集将要出版，让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答应得爽快，但心里着实没底。邓先生写这本书的计划我是较早知道的，听他讲过书中将涉及的一些片段，读过他已经写好的两篇作品。当时我颇为兴奋，认为题材难得，是我们这代人和比我们再年轻些的朋友们不可不读的教材，并且很认真地提了一点建议，随后给邓先生寄去两本我认为风格独具的牛汉老师的散文集《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精选·牛汉卷》。没想到邓先生如此“从善如流”，我认为以我的学养修为，我能想到的邓先生早就成竹在胸了。
邓先生在这本散文集中以大开大阖的笔法描写了他的人生经历，包括童年故事、青春逸事、“右派”生涯、“文革”岁月、与文朋诗友的交往、亲情友爱，内容堪称丰富，是邓先生一生坦荡襟怀、书生本色、生活磨难等等的生动写照。我一边读一边想，想到80岁的牛汉老师的散文近作，想到同样年届80的我的父亲——一位1939年投身延安的老八路正在撰写的回忆录，他们应该、也正在为这个假话越来越多的世界留下自己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和真实感受。用小说用诗歌，尤其是用散文。以司马迁之心，借董狐之笔，事件可大可小，文章长短由之。
我对邓先生素有仰慕，读过他的一些诗作和文章，他责编的多种现代派诗选。熟悉他的朋友对邓先生的为人做事有两个基本评价：一曰奖掖同仁与后进不遗余力。辽宁的诗歌事业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老中青诗人的诗集出版，邓先生和他任职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有不没之功。仅他一人经手编发的诗集就有百部之多；二曰律己宽人，但求奉献不求获得，因此广结善缘。我曾听说邓先生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在出版社当编辑期间不出自己的诗集，直到62岁时才在朋友们的反复怂恿之下出了一本不算厚的《心缘》（辽宁大学出版社），与人谈起竟连连摇头，称之“未能免俗”，实在有点“迂”得可以。邓先生对待作者的情谊，本人有幸亲自领略——拙著《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经由邓先生和唐惠凡女士之手出版之后，邓先生来北京在儿子家小住，我去西城看他，想请饭，不料在先生的再三劝说、有意安排之下，我反倒被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东北人讲话，“这叫咋说的呢”？一道更讲究品位的精神大餐是先生的诗集《心缘》，精心的构思，绵密的意象，优雅的旋律、舒缓的节奏、精粹的语言，表现了诗人敏感的心灵、纷繁的思绪和翩翩的辞采。今日白发飘飘、温良恭俭让的耄耋长者，依稀可见昔日风华正茂时的满腹锦绣。邓先生是个非常具有生活情趣的人，喜欢音乐、美术，有着超乎寻常的审美眼光。读罢《二胡，前半生的抚慰》，让人不禁脱口赞曰：美哉斯文。短短数千字，从一个侧面简洁完整地概括了“我”与二胡（音乐）的不解缘分，命若琴弦，学艺半成，来日难测，百般愁肠，成为不灭的记忆。《阅读光和色的诗篇》等使我们得窥其整体素养的另一个方面，对欧洲现代画家及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深刻认识、欣赏，几近专业水平。这些兴趣、爱好是邓先生追求自我完善的重要部分，对他诗歌、散文甚至评论写作的濡染显而易见。文学事业上，我想如果不是“二十几年为生存挣扎，不曾留下只言片语”（《心缘·后记》）；如果时代政治没有同时夺去他的青春和笔，以他的才情笔力，怕早已是声名远播，硕果满秋天了。邓先生坦言这些作品并没有达到他认为的“理想”的高度，“和我对情感色彩、个性特色和艺术风格的追求相去甚远”（《心缘·后记》）；自己写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编诗，探索诗的规律，便于和诗人、作者交流。他说以前主要是为别人服务、为诗歌服务，现在退休了，该为自己做点事了。我直觉地感到这话的分量。这样一位出身名门（北大中文系毕业），对美学、文学具备深厚修养，深谙创作之道的人物，倘若在深思熟虑之后动起笔来，必有其过人之处。
我仍然不曾料到，一个月之后这部十多万字的书稿就传到了我的手上。老当益壮？文思泉涌？笔走龙蛇？都能拿来形容。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曾被称为诗歌创作中少见的“快诗”，这“快”主要指的是诗中情绪的飞瀑流荡与文辞的紧凑顺畅。邓先生的这部散文集，单就写作速度来讲，也当得上“倚马可待”“援笔立就”了吧？牛汉在写作《童年牧歌》等作品时，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艺术理论，他说，“这几年，我不是返回童年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童年世界。这诗意的世界，并非远在生命的背后，是过去了的，是只能凭回忆才可显现出来的那些淡远的景象。过去可未曾料到过竟会出现这个奇迹：我的童年，居然一直在成长，甚至在老年的生命中成长着……”（牛汉《童年牧歌》“自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版）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童年生活在作家长久记忆的温润中起了少许变化，诉诸于今日笔端的已不完全是“原生态”的童年生活，而是经过加工润色的状态。邓荫柯先生写作《有一种罪行叫饥饿》时则坚持，“为了留下一点生命和时代的最真实的记录，又不愿用想象来填充记忆的缺失，只好以简略的笔墨，把那些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朴实无华地记录下来。”（见《风雨童年》）这同样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这两种看法各有侧重，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理论的尴尬中涵括着真理的相对性质，理论的可发展空间，作为读者只需接受作品中最能为自己接受的部分。
我认为《有一种罪行叫饥饿》活脱脱勾勒出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讲究“温柔敦厚”，讲“其行也谦谦”，“学而优则仕”，“仕为知己者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上面所说的几条来论，邓先生几乎条条都对得上号：如《从阳谷到郓城，日行一百三》《未名湖情思》《诗词记事》《干校记事》《愧对刘中》等篇中，都有表现或流露。他自尊自爱，谦虚谨慎，发愤读书，渴望掌握知识，做社会的有用之才。从现实生活的层面看，他又是一位热爱生活、总是竭力要从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发现美甚至搜寻美，力图在恶劣条件下宽慰自己同时证明人类生存合理性的知识分子。这些，从《鹑衣百结的书生》《漓江诗情》《瓷器的怀念》《文友趣事》《我们家的自留地》《我心中的那条小溪》等篇章中可以得知。其中关于自己类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体力劳动中窘态频出的描写中表现得极其生动，也最让人感到酸楚。邓先生是如何从一个连教外籍学生汉语都要考虑国格问题的“识大体顾大局”（《中文系的外教和留学生》）、敏感内向的有志青年沦落到战战兢兢“苟存于乱世”、身心疲惫来日无望的“自食其力”者？若时光倒退数十年，邓先生是否很像绍兴咸亨酒店那位唯一的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恐怕连那人的经济条件都不如，孔乙己尽管年仅中年就不知所终，起码他到死也不曾由一位脑力劳动者重新退回到“引车卖浆”的队伍中去。这里我并没有鄙薄体力劳动的意思，但我愿意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人的双手，通过智慧提高生产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历史。在国家危难，人才为民族的“稀有之物”的年代驱赶着他们去做“人下人”，土里刨食挑大粪，忍受精神耻辱，的确让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让有知有识者齿冷。更有甚者，形势使得“大家都把心灵封闭得严严的。而且那里盛行一种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之风，有人睁大双眼，支棱起耳朵，扩张开鼻孔，寻找别人的纰漏，闻出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味道，立即恶狠狠地扑上去咬上一口”（《购书记》）。
这使笔者想起十年前在济南听到的某家大酒店客人吃猴脑的故事。据说，把活猴牵来卡紧在特制的餐桌中央，用木槌敲开猴子的天灵盖，直接拿汤勺舀出猴脑，蘸上佐料食用，鲜美无比且有大补之功效。猴子毙命之时的惨状自不待言，只说客人到猴笼前选货时的情景——客人往面前一站，猴子们屁滚尿流，腿也站不直了，向前来之人连连作揖。一旦客人的手指点中某猴，其他猴子就群起而上。被点中的猴子满身伤痕地拼命挣扎，最终还是要被它的猴兄弟们生生推出来上了断头台。想起这段故事时我恰好读到了邓先生下面的文字，“这是对我人格和良心最严峻的考验时刻！我知道虽然混乱，但未必没有人在暗中观察着你，以一个被监督的不老实的摘帽右派之身，在这场表现立场觉悟的战场上冷眼旁观，会引起什么后果，自己清楚。在极为短暂的瞬间，不容我仔细思考，最后还是卑鄙战胜了高尚，苟且偷生的软弱战胜了中流屹立的坚强，也跟着拥上前去，打了可怜的刘中一巴掌。这是我终生的耻辱，是深深铭刻在心底的伤痛！打完了，我也降低为一个畜生了，也‘安全’了。”（《愧对刘中》）作者的自责自愧，尽管在自我心内如山崩地裂，在当时风雨如磐的气候中却无法发出微弱的声响。
《有一种罪行叫饥饿》对饥饿的描写达到了很少能够有人企及的程度，虽然邓先生自谦地认为“读了一些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资料文章后，在难以数计的蒙难者面前，觉得这点困难或者委屈，实在不值一提。”但以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比较，除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莫言的散文《吃相凶恶》《忘不了吃》（《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9月版89—104页）等之外，《有一种罪行叫饥饿》一文尤其地震撼人心，这种对饥饿的体验让我这样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读起来更觉得惊心动魄，像是回到了五六岁时的孩童时光。这样的体验就像一个被饥饿的大铁钎穿起来吊在空中的人所发出的呼喊那般尖锐，那寒气直透入人的筋骨里去。我的一个学生读过之后脸色发青，说，“人急了，真像王朔一本书名所表述的‘动物凶猛’”，问，“饿成这样子，他为什么不逃到别的地方去讨生活”？学生根本不懂，学生应该读一读那位在中央电视台做行政工作的杨晓民君所著《中国单位制度》一书。改革开放之前，一个中国大陆公民是不可能在政府为你指定的“单位”之外的任何地方找到合法存身之处的，你即使到异乡要饭也要被遣送回家，并且你“丢社会主义的脸”，其罪实无可赦。你的生存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在现实面前，或者屈服，或者刘中就是你的榜样。
《有一种罪行叫饥饿》中有一篇作品使我感觉受到了伤害，那就是《我的诗歌处女作》。自然，当事人邓先生受到的伤害要更深许多。一介书生报国无门，“吟罢低眉无写处”，又不能叫喊“长铗归去来”，百般无奈之下，扭曲内心去写了《牲畜配种歌》，其屈辱更何以堪？类似于贞女被强奸又找不到地方去报案。社会生活中，尤其是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自身人性中任何一处弱点都可能为它所利用，事过之后，越善良的人承担的后果——内心愧疚、遭受的打击——越严重。这样的作品太沉重了，我们的神经因为最近几年保养得好，已经不喜欢苦难往事的刺激。我们喜欢美。高山大河有雄浑厚重之美；小桥水榭有清雅精巧之美；如果觉得不够“时尚”，还可以用一颗博大的心去欣赏仿法国香水和指甲油，遍体鳞伤的邓先生不是还桂林、镜泊湖的流连忘返、歌吟几篇的么？是的，寄情山水，珍爱动物，无可厚非，但《难忘的小花猪》算得上一篇闪烁作家大智慧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在那个时代，当然妻子是审美对象——这对象寄托了作者几乎是感恩一般的情愫；自然是审美对象，《我心中的那条小溪》等文字代表了作者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但自然和一般的动物远远比不过那时的小花猪，“让我们刻骨铭心，永远难忘，就像它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家庭‘成员’。那是我们喂养的一头花猪。这可爱的小畜生太完美了，太通人性了，以致几十年之后，妻子还不断梦见它。这头花猪生得紧凑浑圆，黑白花图案协调，鼻嘴不长，像纯种巴克夏猪一样一张可笑的翘鼻子小圆脸。”文如海外奇谈（澳大利亚还真有一部电影《宝贝小猪》，但与《难忘的小花猪》意义指向不同），内容方面竟又历史性地真实得近乎残酷，其形象五色缤纷，其意趣五味俱全，具有非同一般的美感，殊为难得。
《有一种罪行叫饥饿》中我读的最后一篇散文是《怀念那只鸽子》，显然这是邓先生的晚近作品，通过一只鸽子的故事隐喻一个重大主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人生理想。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群体。人初性善，理应向善。人与人之间尽管沟通困难也必须相互理解。要给人信任自己的机会和时间。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文中引申出强者（国家机器、社会各级组织），要注意保护弱者利益，注重社会人文环境等问题的涵义。总之，《怀念那只鸽子》绝非一篇闲适小品。
我曾多次和我的研究生谈到，人必须经由一种具体的方式或曰途径来爱生活，爱这个世界。像徐志摩爱陆小曼，贝多芬爱音乐，法布尔爱昆虫，列宾爱绘画，居里夫人沉湎于物理科学的研究。人通常在一种疼痛的感觉中和世界发生关系并体现了自我的本质。我曾建议我的父亲写回忆录时不要只写生产开荒、去延安路上的艰险，也要写“搬石头”运动中差点被枪毙、白天劳动晚上交代材料的故事细节。建议牛汉老师把干校的岁月也当做散文写。我认为邓先生一生内容含义最深刻的正是他所经受的苦难，在经受苦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直、善良、软弱和不屈。这是人类为追求光明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中国更年轻一些的知识分子正在随着他们（起码是其中一部分人）物质生存自主能力的提高而提高自己人格、精神的独立性，身心更加健康，心智更加成熟，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邓先生这一辈人用青春和血泪所换取的经验起了无法替代的精神维生素的作用。
我甚至倾向于认为：假如没有写作《有一种罪行叫饥饿》，邓先生给我们的将是一个有缺憾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读这部书之前我们也许意识不到），《有一种罪行叫饥饿》和《心缘》等互相补充映照，是邓先生于诗歌（包括古体诗词）创作、文论写作之外，体裁上最为自由、思想情绪上最为放松的文字表达，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次文字表达。我们要好好读。除了这本书之外，我还想向读者朋友推荐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出版——法国人雅克·勒戈夫撰写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作为参考，译者：张弘。
最后我想再说一遍的是：邓荫柯先生的人品和作品使我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