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45年与一本书
俄国楚瓦什族文学奠基者康·伊凡诺夫（1890—1915）的长诗《娜丝碧》的中文本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且不说它的作者早已于83年前长眠不醒，单单这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就经历了45个春秋。
1951年，《娜丝碧》的1950年俄文版本在哈尔滨道里的新华书店外文部引起正在哈外院研究室二班读书的一个学生的注意。这位学生就是后来翻译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著名小说《第四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的170首诗歌和传记文学《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三人合译）的王庚年（1930—1996）
“云雀歌喉宛若响银铃
清脆悦耳，响彻晴空
四月的远天淡蓝纯净
不断飘来阵阵牧笛声……”
——《娜丝碧》第一章：西尔比村庄
清新的语言，富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打动了莘莘学子的心，正像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00—1971，前苏联著名诗人）所说的，这“是一幅古老的楚瓦什族乡村生活习俗的现实主义图画……是一部民族形式的诗作，光辉灿烂，独具一格……”（《娜丝碧》俄文版“代序”——楚瓦什族的人民诗人）它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阿诗玛》《百鸟衣》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长诗的主人公娜丝碧和赛特涅英勇果敢地与黑暗势力作众寡悬殊的搏斗，他们的爱情悲剧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生动感人。王庚年想：这么好的作品，我一人独享岂不太自私，应该尽快使它成为中国读者所共有的精神佳肴。他只是没有想到这首两千行的诗歌，一译就是40年，它的书页一直到45年后才在神州大地飘出墨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用王庚年自己的话讲，“大概也是该着了”。他于1954年在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刚刚适应了教学工作，准备继续当学生时开始的《娜丝碧》的翻译，就到了1957年。像他这般自恃有点才情的青年人哪里懂什么“三缄其口”的处世之道，自然结结实实当了右派。1963年他刚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两次作品，不知什么原因，再投稿需加盖本单位的公章，作家出版社也终止了他对《白桦》一书的校译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则收回了请他翻译《乌克兰小说集》的稿约，“我自知是瞌睡的时候了，不久火烧教学开始，下乡搞社教，‘史无前例’等相继到来，于是我终于沉睡了。这次的梦更长，比第一次睡得更沉。”直俟1980年，他重操教书旧业，1991年退休整理旧稿，翌年译完《娜丝碧》。
在很长时间里王庚年内外交困。27岁当右派，挨了批判从会场回来，三个孩子站成一排堵住门不让进家，随着口令直着嗓子齐喊“王庚年，大右派！王庚年，大右派！”妻儿齐刷刷和他在法律上划清了界限。1961年调动工作转入广西师院，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反革命”的帽子仿佛命中注定似的又扣到头上，破镜重圆的家庭圆镜又破，一个屋顶下的搏斗比两个国家的战争更短兵相接，更残酷。其结果他又成了孤家寡人。
《娜丝碧》译了40年，王庚年迂得可以。当初从学生食堂的菜票里抠省出钱买了这棕皮笔记本一样的诗集，本想好马快刀，早有建树。这可是楚瓦什族文学史上奠基石般的作品啊，要译它，“信、达、雅”，当然是一条都不能少。开始采用直白长短句，“右派”摘帽后感觉长短句用于短诗还行，译长诗就显得不伦不类地别扭，遂用五言古诗的形式代替。译出三章，亦觉欠妥——五言的格式容纳不了原文内容，又改用七字一行。为了增加长诗成功的把握，他又对短诗进行了一系列尝试，进一步积累经验，先后发表《普希金早期的哀歌廿首》（《译坛论丛》）、《马克思青年时代写给燕妮的情诗》（广西师范大学《译文与评介》）、《布宁早期抒情诗一束》（《国际诗坛》）和《落叶》（《俄苏文学》）及布宁诗文集《米佳的爱》中的诗歌部分（170首，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采用的便多是七字一行及由此变化来的格式。同时，怎样把握诗的意境，以诗的语言译诗，如何安排韵律等问题，王庚年总结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译诗原则，关于《娜丝碧》九字一行，“押大致整齐的韵”也被确认下来。直到1991年，他在整整一年中排除所有干扰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方才毕其功于一役。
做学问如此，待人接物也无二致。对学生有求必应，辅导论文、帮助借书，对翻译界同仁礼貌周到，甚至给亲戚写信都是一笔一画的正楷。1982年春天我从北京到南宁实习，早上五点多在桂林下车看望20年没见的舅舅。他睡不着，在翊武路那间小房的窗前，面对着西山等了差不多一宿，在蒙蒙细雨的城市里仿佛亮着唯一的灯。他挺着脂肪肝大肚子骑车带我去芦笛岩、七星岩，叠彩山上不去，就抽着烟仰头看着我爬，等我到了山顶好向我招手。他个子不高，身体又胖，显得脖子很短。
《娜丝碧》千呼万唤不出来，除以上所说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稿酬收入。补贴家用和买书、抽烟需要钱。我在桂林，就住在他家那间不足十平方——既是卧室又是书房还兼走廊的小屋后面，那用一张布帘隔开的通厨房的过道凹处。即便如此还是把表弟小伟挤到同学家去了，表妹已出嫁，大伟早就习惯了夜晚住宿的游击生涯。1989年初我再到桂林时，他虽已分到了凤北路贡后巷师大宿舍一套两居住房，因为家底太薄，基本上仍是家徒四壁的状况。他幽默地说，“南方人不讲摆设，讲究吃。”我听了，心里想着的却是他以前说过的另一句话，“我得像牛一样地干活儿。”
王庚年苦了半辈子，他能活到译完《娜丝碧》已是死里逃生。“五七”之后到北大荒劳改期间回北京探亲，一件破棉袄紧紧裹着，满脸老迈沧桑推门进来，我姥姥以为是要饭的，轰他出去，他喊：“妈，我是庚年啊！”才被亲生母亲认了出来。姥姥怕他是畏罪潜逃出来的，要送他去派出所，他慌忙往怀里摸，“妈，我不是逃出来的，是放我出来的，这是证件。”姥姥这才抹着泪晕头转向地烧水让他洗澡，把破棉袄扔了，把爬满虱子的内衣扔在锅里煮，叫大舅去西单给他买衣服。“文革”时候就更惨，生活得破碎离乱，精神上的重压使人生不如死。一次他去漓江游泳，其实是想在那个风高夜黑的晚上不被人注意地找个体面点的方式自我了断，再也不回苦难的岸边，不巧让一位打鱼的老汉捞了上来。老人道：“我还不该死呢，你30岁就要死了呀！”世道真是不公平，想死都不成，幽幽漓江都是人间的泪水。
王庚年一生所享受到的个人幸福来自他晚年的婚姻。
“文革”后期，日子百无聊赖，他只得躲进电影院，《南征北战》《智取威虎山》看一遍又一遍，银幕上谁打谁都不重要了，在黑暗里打盹，谁也瞅不清谁的脸，感觉很安全，就这样认识了在影院工作的白桂姿。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隔离审查，白桂姿牵着四五岁的小儿子提着饭盒摸到囚室临街的窗户，喊着“小伟，小伟！”他打开窗户接过饭去。那时候解放桥附近常常有造反战士们的枪弹飞过。王庚年70年代末克服重重困难重组家庭，80年代初复出于讲台，已是百病侵扰浑身浮肿，连洗脚、系鞋带都弯不下腰，要请亲人帮忙。真是难以想象，他怎样译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歌声中止，没有必要／你我莫非是黄口嫩鸟／学夜莺，放开喉咙唱／让这歌声响亮传四方”（《娜丝碧》第四章）。难以想象这流转的歌声是怎样从他那淌着鲜血的嘴角唱出。
1992年3月译稿杀青，多家出版单位不肯接受，虽然无不承认它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但出版社实行企业管理，按市场规律办事只认钱不认人。王庚年没有见到《娜丝碧》付梓便于1996年秋天撒手西归。是他的哥哥——著名外科专家王毓麟病危弥留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时嘱咐儿子王涛、王平、外甥陆健办理此事，这本书才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协助下得见天光。王庚年九泉之下有知、无知，我们无从知道，但这本薄薄的诗卷，它于这个世界是有益的。
1998年10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