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外国著名短诗101首赏析》后记
在为出版社提供的关于本书的创意中笔者曾写道：“国内以往曾出版《诗海》等外国诗赏析著作多部，影响广泛，印量甚丰。但是有两种情况为这本书留下了创作余地。其一，多数作品自古希腊至今，纵贯2000余年，或卷帙浩繁，不便众多读者购阅；或失之粗疏，对不少重要作家作品颇多遗漏。本书拟定格距我们最近的20世纪名家精短作品，形成纵跨百年、横向涉及五大洲的外国诗歌的时空景观；其二，以往各赏析著作，多为诸多学者或一些诗人合力为之，此方法之长处在于学者擅长条分缕析，多人合作亦能集众家之长。但其短处也正在于：诗重感觉，其幽奥之处常常不是理论家能知就里，而某些诗人文章，集腋成裘者，又相对缺乏科研工作的严谨，行文较随意。本书作者虽不敢自诩定能去二者之弊集二者之长，但20年写诗经验及多年在高校讲授‘文学创作’课程的经历使得作者愿意作这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关于本书的“主要特色”，笔者当时认为，“本书虽是单篇短诗的赏析，但从选诗到评诗，都应力图从宏观上把握诗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特色。每篇诗作都应是精选出来的，同时又照顾宏观，在进行评析时，每篇文章都应从最能体现诗作特点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诸多风格各异的作品的分析，使读者对于20世纪外国诗歌史、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诗作有较系统的了解，同时读者也能从中学得诗歌的创作方法，提高诗歌的鉴赏品位。本书后附有诗歌艺术欣赏的参考书目及诺贝尔奖获奖诗人的相关资料，为诗歌爱好者、研究者提供帮助。”但是，待101篇诗作选定，赏析文字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笔者却不禁惶惶。首先，笔者再次认识到：世间事，无一不是以遗憾告终。这本书的写作也只好如此；第二，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残缺，我们现有的对一切艺术的理解、品味都是肤浅的。一件艺术品从它诞生之时，才是“创作”的开始，而它的完成，又绝非一人、一篇文章甚至绝非在仅只一种审美思想的观照下可以完成。我们对一件作品的观察、解读，只是一次向它接近的努力。不但“诗无达诂”，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能在不同的时代获得不同的却又不是仅属于它自己的生命。当然，我们的一次次尝试，不是毫无价值的，起码它提供了一个个视角，它使我们愈来愈接近艺术品本身意义的N个解中的第“N减1”个解。即使用感觉、印象的方法把握作品，也不啻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二十世纪外国著名短诗101首赏析》较之以前大家读过的诸多外国诗赏析著作，大约也能再次提请人们注意，对诗的阅读与研究，除了泛泛以求广博，也需要深入到具体作品的内部，对诗的艺术规律，包括诗人与诗人间的相互影响、一首诗和其他诗之间的关系及民族文化传统在商品社会能在狂欢、泛滥的语言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新的生命活力。在科学技术以加速度发展的时日，对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视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文化日益趋同化的新世纪，保持世界文化多元化、民族文化特性、文化种类的丰富性与互补性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马泰·阿诺德的“诗歌拯救我们”的观点过于空泛与高蹈，但语言是所有民族文化的根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像艾略特所说的，“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塞菲里斯强调，“在这种动荡不安、文化备受摧残的现代社会中，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种行为表现。”关于诗歌的本质特性，我们无须在此继续陈述，学习与借鉴外国诗对我们了解20世纪外国社会、思想、艺术状况、发展中国现代诗的裨益则是不言而喻的。
绝非夸大其词，产生于20世纪的诗歌作品的数量超过了人类以往诗歌创作的总和。20世纪世界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特征是艺术思想空前地开放，思潮汹涌，派别林立。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色彩纷呈。现代派诗学是以西方近现代哲学、美学思想为理论基础，融合了文化人类学、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人文学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品质，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现代诗对人类生存状况、人类个体精神存在的反映与把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自觉、更具深度、更有力量。尽管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诗歌艺术在不同国家、区域的发展颇不平衡，但亚洲、非洲、拉美国家的诗人们通过“横的移植”与“竖的继承”，将西方丰富的艺术思想与本民族文化传统有机熔铸，创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诗歌艺术的新的辉煌。他们的成就绝非仅仅在与西方诗歌的参照中获得价值，而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独立美学品质与文化功效。21世纪，他们的诗歌创作有望在世界诗歌发展总格局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外国著名短诗101首赏析》一书中也有所表现。
《二十世纪外国著名短诗101首赏析》一书的写作难度主要有三：一、20世纪的外国诗人诗作的取舍令人颇费踌躇，掂量再三怕仍旧难免顾此失彼。二、诗本身是拒绝阐释甚至是拒绝翻译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妙不可言”，最能道出诗歌赏评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窘迫。也许我们对一首诗上下左右看了三遍，还是把它看成了“另一首诗”，所谓“对诗的解读过程其实是一种误读的过程”。笔者且将这一家之言记录在此，或能为启发读者思路提供一点线索。三、资料的匮乏，关于诗人的资料，作品写作与作品内容所涉及的文化背景，民俗、语言等方面的资料。比如查找某位作者生卒年月，我在社科院外文所的一个朋友答曰：“你要问的那位非洲诗人出生在贫民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出生。”关于英国诗人燕卜荪的资料，也颇难寻，只在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文章《我与现代派》（见《诗探索》2001年3—4期）中见到三两句；《诗美学》（李元洛著）、《世界诗库》第二卷中稍有介绍（彭少健译）。《赏析》中所选燕卜荪的《记本地花木》，只好从《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卷·上）“序言”中将袁可嘉所作分析及燕卜荪的“创作谈”照搬过来，否则笔者唯有莫奈之何。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书中借鉴其他专家学者的地方不在少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此书乃是采集、融合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果，尽管它和笔者事先设想与期望的仍差很多。
200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