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主谓谓语句是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它是汉语最具特色的句式之一。这一句式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历代使用不衰，到现代汉语中有更频繁地使用。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人们对主谓谓语句认识较晚。赵元任先生曾指出，小句(即主谓短语)作谓语之说的创始人是陈承泽，他在《学艺》杂志1921年第2期里论述过“得以句为说明语”。主谓谓语句的研究现状是:现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而古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在古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研究方面，关于先秦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对多一点，汉魏六朝时期则几乎没有人关注，近代汉语阶段的成果也寥寥可数。鉴于这种情况，常海星2007年至2011年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定汉语主谓谓语句的历史演变为主攻方向，最终完成了《汉魏六朝主谓谓语句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评阅专家与答辩专家的好评。

这本专著是常海星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的扩充、修改而形成的，是汉语主谓谓语句历时研究方面以专著形式呈现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本书的显著特点是研究全面而细致。作者选取汉魏六朝时期《论衡》《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和《撰集百缘经》这四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对其中的主谓谓语句进行了穷尽式考察，研究围绕语法构成、语义特点、语用功能三个大的方面展开，每个方面条分缕析。语法构成方面，既详细分析了主谓谓语句各部分的构成，包括大主语S1的构成、小主语S2的构成、小谓语P2的构成以及状语在各类主谓谓语句中的分布，又讨论了主谓谓语句整体结构S1S2P2的情况。语义特点方面，对大主语，重点讨论了体词性大主语的所指类型和指称特点，于谓词性大主语，则从它与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关系着眼进行讨论;对小主语，详细讨论了体词性小主语的所指类型及其与大主语、小谓语的组合规律，阐明了谓词性小主语的语义特点;对小谓语，侧重对其语义类型进行了分析。此外，还考察了状语的语义价值和语义指向，并对主谓谓语句的整体语义类型进行了探讨。语用功能方面，对主谓谓语句的语气类型进行了系统描述，讨论了主谓谓语句的篇章适用性，就大主语(话题)的篇章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探讨了话题在主谓谓语句与上下文建立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专著多角度揭示了汉魏六朝主谓谓语句的特点，特别是将语用考察真正落到了实处，分析细致深入，有不少创见。

本书还注重历时比较。一是进行汉魏六朝内部的历时比较，把《论衡》作为东汉时期的代表，把《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作为南北朝时期的代表，比较二者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系统，探讨其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轨迹。二是上溯先秦，主要以《左传》主谓谓语句的句法、语义特点为比较对象，将其与汉魏六朝时期的主谓谓语句进行比较，揭示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主谓谓语句句式的变化、句法成分的变化以及语义类型和语义关系的发展变化。

语料方面，本书注意利用汉译佛经，这也是很值得肯定的。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在西汉以前是一致的，东汉以后，二者开始分道扬镳，以此造成了汉魏六朝汉语研究口语资料颇为缺乏的局面。幸运的是，始于汉代末年的佛经翻译事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蓬勃发展，译者们译出了大量口语化程度较高的佛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期中土文献的缺憾，为这一时期的汉语研究提供了珍贵语料。本书所用的《论衡》《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是本期中土文献中口语成分最多的三部书，但实际上它们的文言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因此，作者选用汉译佛经《撰集百缘经》与三部中土文献配合。虽然《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和翻译年代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但这部译经译于魏晋南北朝时段内是没有疑问的。作者利用《撰集百缘经》，观察到它与三部中土文献在主谓谓语句方面的不少差异，发掘了很多体现口语实际的现象，对主谓谓语句发展史研究而言颇有价值。

当然，主谓谓语句是一个复杂的句法现象，关于它的范围学术界意见还不一致，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就说到“他一只手牵着一个孩子”这样的句子归不归入主谓谓语句“有点两头儿为难”;而古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的鉴别较之现代汉语更有难度。因此，本书对一些具体用例的认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斟酌。

汉语主谓谓语句历时研究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常海星在这个领域有很好的开端，希望她继续勤奋耕耘，不断取得成果，为汉语主谓谓语句发展史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卢烈红

二〇一九年六月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