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类型
《左传》主谓谓语句的构成成分间的语义关系比较多样，因此由这些关系而形成的语义类型也比较丰富，有些类型的主谓谓语句在先秦时期比较盛行，而到了汉魏六朝时却逐渐消亡，因此《左传》主谓谓语句与汉魏六朝的几部文献相比语义类型更多样。与其他文献主谓谓语句的描写一样，我们也从大主语与小主语、大主语与小谓语之间的关系入手对《左传》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类型进行描写归纳。
(一)S1S2相关
《左传》主谓谓语句中大主语与小主语之间的关系，除了大小领属关系、整体和部分关系外，还有大小主语为同位关系的，由于谓词性成分作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在《左传》中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由这种句式构成的大小主语之间表陈述关系的主谓谓语句的数量比较少。
1.大小主语为领属关系
大主语与小主语之间为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是主谓谓语句系统的主流，但我们在《左传》中搜集到的这类主谓谓语句并不是很多，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左传》这部书，以及整个先秦时期主谓谓语句的特点。这种情况与先秦时期以单音节词汇为主的词汇系统有关，在确定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时发现: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与定中短语作主语的主谓句界限混淆，很难区分，我们在区分这两种句子时除了句法、语义标准外，还经常依赖句子的韵律。冯胜利(1998)认为汉语中一个标准的音步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1]，一个韵律词含有两个音节是常态，而先秦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的特点使得一个句子中经常出现两个单音节名词连用的情况，而两个单音节名词位于句首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更趋向于结合在一起，以凑足一个音步，并形成定中结构。这种大小主语之间的韵律难以切分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领属关系主谓谓语句的数量。
《左传》中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小主语前没有领属关系标记的“S1，S2 P”;另一种是小主语前有领属关系标记的“S1，其S2P”。无标记的“S1，S2P”主谓谓语句，大主语和小主语一般为结构比较复杂的名词性短语，而不为单音节名词，这类句子利用句子成分复杂化的手段使得大小主语在韵律上能够隔离开来。如: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左传·襄公十四年)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左传·哀公十三年)
这一类是领属关系主谓谓语句中结构最简单、最普遍的一类，在《左传》中这类句子的大主语都是表人的名词或代词，这说明这类句子最基本的功能是对人的品行相貌等诸多方面进行描写和评论。这类句子在使用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单独使用，如果没有其他句子的配合，会显得意思不够完整，有意犹未尽的意味。
有标记的“S1，其S2 P”主谓谓语句，大主语依然为结构比较复杂的名词性短语，小主语用领属关系标记“其”指代大主语，并引入小主语，小主语一般为单音节名词。如: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左传·昭公三年)
以险侥幸者，其求无厌。(左传·哀公十六年)
城濮之兆，其报在邲。(左传·昭公二年)
这一类与上一类在结构上正好形成对照，第一类句子中大主语都是表人的名词性成分，而这一类句子的大主语则大多是表事物的。
《左传》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除了数量少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比较的少。在所有用例中只有两例是比较义形容词作谓语。
2.大小主语为整体和部分关系
在《左传》中大主语与小主语之间为总体和部分关系的主谓谓语句数量最多，这种语义关系的主谓谓语句体现在句法上主要是代词“莫、或、孰(谁)”作小主语的。
代词“莫”作小主语，谓语部分绝大多数为比较结构，全句表达一种极比的意义;另有一部分谓语部分为一般的动词结构，小主语“莫”对大主语所表示的人或物的全体进行叙述，表示所有人都没有施行某一行为。
表极比的“莫”字句，有形容词比较结构作谓语的，也有比较动词作谓语的。如: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左传·僖公元年)
捍御侮者，莫如亲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左传·文公十三年)
表示所有人都没有施行某一行为的“莫”字句数量不多，谓语动词都不是典型的动作行为动词，大主语都是表人的名词。如:
凡百君子，莫不代匮。(左传·成公三年)
诸侯莫不并走其望。(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进胙者莫不谤令尹。(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夫无极，楚之谗人也，民莫不知。(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代词“或”作小主语，表示的也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但“或”所表示的部分与“莫”不同，“或”表示的是全体中的个体;这类句子的小谓语大多为动词性结构，大主语也大多为表人的名词，大主语确定一个范围，小主语表示这一范围内的某些个体。如:
宋人或得玉。(左传·襄公十五年)
其乡人或知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左传·襄公三十年)“孰”“谁”作小主语，小谓语有三种情况:一种小谓语为比较结构，整个句子呈反问语气，表示一种极比的意义，这种情况集中在“孰”字小主语中;另一种小谓语为一般的形容词或动词结构，主语都为表人的名词性成分，或者为并列的名词短语，或者为表多数的名词，如“人”，这种情况集中在“谁”字小主语中，是一种选择问句;还有一种表示所有对象都具有某种特征，这是“谁”字句中的一小类。
表极比的“孰”字句，大主语往往为谓词性成分，表示事件，小主语表示的是这一事件所表现出的某种性质，整个句子表示这一事件在某种性质上已达到极端。如:
奸王之位，祸孰大焉?(左传·庄公二十年)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左传·闵公元年)
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左传·僖公八年)
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左传·僖公九年)
表选择的“谁”“孰”字句，大主语为表人名词，或者是两项并列，或者是含有复数成分，说明大主语所表示的不是一人。其中“谁”字句谓语几乎全部为动词性的，而“孰”字句谓语则几乎全部为形容词性的。我们认为“孰”字句重在进行比较后选出程度高的一项，而“谁”却只选择施行某一行为的对象，而不进行比较。如:
晋大夫其谁先亡?(左传·襄公三年)
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左传·定公八年)
父与夫孰亲?(左传·桓公十五年)
赵衰、赵盾，孰贤?(左传·襄公三年)
表所有对象都具有某种特征的，大主语往往是表复数的表人名词。如:
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左传·宣公二年)
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左传·隐公十一年)
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左传·成公八年)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中代词作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除了表极比意义的之外，凡小谓语为一般的动词、形容词结构的，大主语都倾向于用表人的名词性成分充当，这应该是先秦时期此类主谓谓语句的一个特点。
3.大小主语为同位关系
大小主语为同位关系是指大主语和小主语表示的是同一个事物，小主语通常为代词“是”“此”“其”等，小主语用这些代词来复指大主语。这类主谓谓语句中，大主语可以是简单的表人名词。如:
令尹其不勤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为善者其惧矣。(左传·成公八年)也可以是比较复杂的谓词性短语。如:
弃同即异，是谓离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左传·昭公三年)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兴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这种关系的主谓谓语句在先秦时期使用得比较多，而到了汉魏六朝时期，随着上古汉语代词体系的衰落，以及汉语句子结构的变化，这类同位关系的主谓谓语句的数量也日益减少。因此大量同位关系的主谓谓语句也可以看作是先秦主谓谓语句的一个特点。
《左传》中还有一类句子，从结构上也表现为“NP1，NP2+VP”的形式，其中NP1表示的是事件，NP2表示的是在整个事件中的人物，整个句子表示的是在某事件中，某人发生了某种情况。如:
此行也，晋师必败。(左传·宣公十二年)
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左传·襄公五年)
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左传·哀公二十年)
隰之役，而父死焉。(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关于这类句子，有人认为句首的NP1是全句状语通过省略介词的途径转化为话题的，只是话题，而不是主语，称之为无标记非主语话题，也就是说这些句子虽为双层话题句，却不是主谓谓语句。我们认为这类句子中的句首名词成分只为后边的主谓结构所表示的事件提供了背景，而并不是主谓结构要描述的对象，与前文所描写的大主语为大谓语P描述的时间、处所的主谓谓语句并不相同，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来说，认为这类句子更接近现代汉语中的“这场大火，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之类的句子，句首成分作话题可以说通，而句首成分作主语则比较勉强。鉴于此，不将这类有争议的句子列入主谓谓语句。
(二)大主语与小谓语相关
我们在第三章中对主谓谓语句大主语的篇章功能进行过探讨，最终结论是主谓谓语句中与上下文建立联系的成分通常为大主语，这是主谓谓语句与句外成分的关联;除此之外，在主谓谓语句内部，大主语也起到语义关联的作用，在句中名词成分话题化的过程中，“主语的领属限定语和附语话题化的途径是省略;宾语、宾语中心语话题化的途径主要是移位”[2]，因此大主语与小谓语相关的主谓谓语句中，大主语与小谓语中的动词宾语联系最多，主要表现为:大主语与小谓语中的动词宾语复指，以及少部分的大主语与宾语名词的定语复指。
1.大主语与小谓语中的动词宾语复指
《左传》中此类主谓谓语句，当大主语与小谓语中的动词宾语复指时，动词宾语绝大多数由代词“之”充当，只有很少的用例中没有代词宾语而表现为零形式。从语义角色来看，这类句子中的大主语大多为小谓语动词的受事，极少数的句例为其他语义关系。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左传·僖公三年)
侨如之情，子必闻之矣。(左传·成公十一年)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这是受事主语类主谓谓语句中最常见的一种句式，动词宾语移位至句首，形成大主语，而在原来的宾语位置用代词“之”来替代，大主语和代词“之”之间形成复指关系。也有一些句子在宾语位置没有用代词替代，而保持空缺。如: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左传·隐公十一年)
澶渊之会，卿不书。(左传·襄公三十年)
莒之疆事，楚勿与知。(左传·昭公元年)
以上大主语的语义角色都是动词的受事，还有极少数句子大主语与谓语形成比较特殊的语义关系。如:
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句例中大主语并不是谓语动词的受事，而应该是“为政”的与事，是“为”字双宾语句中“为”的间接宾语，句子可以变换为“子为畴昔之羊政;我为今日之事政”。因为间接宾语在长度上远远超过了直接宾语，为使句子结构平衡、韵律整齐，与事将“畴昔之羊”“今日之事”这两个间接宾语移位至句首，并形成对比性话题。
2.大主语与宾语名词的定语复指
《左传》中这类主谓谓语句并不多见，袁毓林(1996)认为句子成分话题化的过程中，移位是比较重要的手段，而移位既有整体移位，也有分裂性移位[3]，宾语名词的领属定语移位到句首的情况便可以算作分裂性移位，移位后，原来的定语位置由领属性代词“其”来补足，大主语与宾语的定语复指。如:
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左传·文公十六年)
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左传·文公十六年)
无论是宾语的整体移位还是宾语名词的定语的分裂移位，都是为了对这些成分加以强调而做出的调整，因此这些主谓谓语句多是两两相对或多项并列，形成类比或对照。
(三)小 结
根据以上对《左传》主谓谓语句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左传》主谓谓语句在句法和语义方面的一些特点。
《左传》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结构整体上表现出结构丰富、系统整齐的特点。这可以从大主语、小主语和小谓语的状况看出来。
《左传》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从句法性质与句法结构上看，已经涵盖了单个名词、代词、动词及各种名词短语、动宾短语等。且与每一种大主语相匹配的小主语、小谓语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根据刘烨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当大主语为单个普通名词时，小主语必须是无定代词、疑问代词，大主语为专有名词时，小主语不受限制;当大主语是光杆动词时，大谓语部分不能再出现典型的动作、行为动词，且小主语必须是“莫”。这些组合规律说明在先秦时期主谓谓语句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有了一整套的结构系统。
小主语无论是从句法性质还是从句法结构上看都要比大主语简单一些，《左传》主谓谓语句中代词小主语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且有一定的组合规律，形成了几大类，其中有表比较的“莫”字句和“孰”字句、表选择的“孰”“谁”字句、大主语为受事的人称代词小主语句以及大小主语同位的“是、此”字句等。名词性小主语结构比较简单，除了领属类主谓谓语句的小主语中有一些名词短语外，几乎全部为单个名词，即使是名词短语充当小主语，也只有很简单的“名+名”“形+名”式偏正短语及名词性联合短语这两种;并且除了领属类主谓谓语句之外，小主语绝大多数为表人的名词。谓词性小主语虽已出现，但还不成熟。
小谓语几乎全部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的，其他成分的很少。动词性小谓语结构类型主要有光杆动词、动宾短语、状中短语和动补短语几类，其中动宾短语中存在宾语前置的情况，这是先秦汉语的一个特点。形容词性小谓语的结构类型也有单个形容词与形容词短语两种，形容词短语多为表比较的形补结构，且这种结构几乎全部出现在“莫”字句和“孰”字句中，其他句式中很少有形容词比较结构作小谓语的。
《左传》中的主谓谓语句在句法结构上的丰富性和系统性说明先秦时期主谓谓语句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句法系统，这一系统的特征不但与主谓谓语句自身的发展有关，而且也与同时代其他语法现象是相辅相成的。
《左传》中的主谓谓语句在语义上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可以代表先秦时期主谓谓语句的状态。这种系统性表现为每一种类型的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小主语和小谓语都有自身的语义特点，并由此形成一定的语义组合模式。
首先，当句子中大主语与小主语建立语义关系时，无论是领属关系还是总分关系或同位关系，《左传》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都有很强的表人的倾向。
在我们的考察中发现领属类主谓谓语句中“S1，S2P”这种形式的大主语全部为表人的名词或代词，“S1，其S2P”这种形式的大主语多为表事物的“之”字名词短语，但6例中除了4例表事物的名词短语外，还有2例为表人的名词。
总分关系的主谓谓语句中表人名词作大主语的倾向也很明显，除了表极比意义的之外，其他句子的大主语大多为表人的名词，如表小主语覆盖大主语的“莫”字句中，所有的大主语都为表人名词。“或”字句中所有大主语都为表人名词。“孰、谁”字句中，除表极比意义的之外，表另外两种意义的句子的大主语也都为表人的名词。
当大主语与小谓语中的成分建立语义关系时，《左传》中主谓谓语句的小主语也表现出极强的表人倾向。无论是大主语与动词宾语复指还是与宾语的定语复指，这类主谓谓语句最常见的语义格式为“事物类成分+表人名词或代词+动词结构”，小主语表人，大主语表事物。
其次，从总体上看《左传》主谓谓语句的语义关系类型比较丰富、齐备，其中以由代词作小主语形成总分关系的主谓谓语句数量最多，这是古汉语特有的一类主谓谓语句，在先秦时期最为发达。领属关系与施受关系的主谓谓语句在语义模式上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系统，且表现得比较整齐划一，说明这两种主谓谓语句的基本类型在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除了这些基本语义类型外，《左传》主谓谓语句还有一些特有的语义类型，如大小主语为复指关系的、大主语表示小主语参与的事件的等，这些主谓谓语句所显现的语义关系都不是主谓谓语句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