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主语S1的构成
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句子的主语既可以是名词性成分，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在双层主语的句子中，大主语从语用上经常充当话题，因此这一部分不要求与句中的小谓语有直接的论元关系，而是要求其与谓语部分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可，因此大主语的构成更加自由。汉语主谓谓语句中这一部分可以是名词性成分，也可以是指称化的谓词性成分，因此构成大主语S1的成分有体词性的和谓词性的两大类。
(一)体词性S1(734)
这一时期的主谓谓语句中构成大主语的成分绝大多数为体词性的，具体表现为光杆名词、代词及名词性短语。其中名词性短语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形式多样;单个名词做大主语的所占比例最大;代词做大主语的则数量很少。
1.大主语为光杆名词(303)
由光杆名词作大主语的共303例，其中《论衡》140例，《世说新语》122例， 《颜氏家训》23例， 《撰集百缘经》18例。
《论衡》的140例中，光杆名词大主语有93例为复音节名词，有47例为单音节名词。光杆名词作大主语的句子，可以通过增加话题标记(语气词或停顿)来使大主语独立出来，如:
冬雷，人谓之阳气泄。(论衡·雷虚，299)
文儒者，力多于儒生。(论衡·效力，581)
也可以通过增加谓语部分的长度，从而使得大主语和大谓语之间在韵律结构上达到均衡的方式来使大主语独立出来。我们对这类句子进行分析后发现，其韵律结构或呈现为六字式，即大主语为双音节名词，谓语部分为“2+2”式主谓结构，如:
韩生仕至太傅，世谓赖倪宽。(论衡·偶会，107)
褒姒当丧周国，幽王禀性偶恶。(论衡·偶会，100)
或呈现为四字式，即大主语是双音节名词，谓语部分是非常简单的“1+1”式主谓结构，如:
孔子力优，颜渊不任也。(论衡·效力，583)
圣人材优，尚有张弛之时。(论衡·儒增，375)另外的句子，如果大主语部分为三音节人名，或加句首状语、关联词等成分使得大主语结构变长时，谓语部分也一定会通过加状语、加补语等手段形成比较复杂的韵律结构，如:
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问最善。(论衡·佚文，863)
夫儒生材非下于文吏，又非所习之业非所当为也……(论衡·程材，534)
今太山广长不与人同，而其精神不异于人。(论衡·纪妖，920)
这类主谓谓语句，大主语比较简单，我们在前文曾经论述过，如果大主语结构简单的话，它就会更加依附于小主语，和小主语构成定中结构或主谓结构，而它要增加其话题性成为话题，除了加话题标记外，还需要看句子的大谓语部分，若谓语部分的韵律结构足以与大主语相抗衡，则可以使小主语脱离对大主语的依附，而有与后面的小谓语形成主谓结构的可能。从32例句子中可以看到最简单的“1+1”式谓语只与双音节大主语搭配，形成一种均衡的韵律结构;而六字式及其他更为复杂的结构往往也是在增加谓语部分的复杂性，力图使谓语部分的结构与大主语在韵律上形成均衡。
47例单音节名词作大主语的句子中，有28例的小主语为代词“或”“莫”等单音节代词，这类句子一般都是将大主语作为话题，后边的述题部分往往是以话题链的形式出现，同时大主语往往与句中其他成分形成对比，如:
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为蛇，或为人。(论衡·纪妖，925)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言毒，962)
有14例单音节名词大主语前有话语标记“凡”“今”，或关联词“故”“且”“如”等，这些成分使得单音节名词大主语在韵律上可以形成一个韵步，而不至于孤单，与上一组句子相似的是，这组句子的述题部分也往往是话题链或分句形式，如:
今天动行与人相似，安得无为?(论衡·自然，776)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论衡·累害，10)
如以人形与囊异，气与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论衡·无形，65)
另有5例单音节名词单独作大主语，其语段构成与上两组相似，或构成话题链，或形成对比。如:
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论衡·自纪，1190)
人操行无恒，权时制宜……(论衡·答佞，524)
综上所述，从《论衡》来看，在东汉末年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中单个名词所占比例依然不低，在这些单个名词大主语中，复音节的占比达到66.4%，单音节的比例为33.6%。这既是主谓谓语句在韵律结构上对大主语要求的结果，也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结果。主谓谓语句呈现为S1，S2+P2这样的两大部分三段式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势必对大、小主语和小谓语的音节形式提出一定的要求，我们看到大主语S1与S2+P2力求达到韵律上的平衡，大主语以双音节形式满足一个自然韵步的要求，不能满足一个自然韵步的单音节名词作大主语的句子往往呈现出话题链、对比性话题的特点。
在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中，以光杆名词作主语的从数量上来看仍然比较多。《世说新语》中共有122例光杆名词作大主语，其中85例为复音节的，37例为单音节的，基于这部书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内容，这些光杆名词大主语中除了5例为表事物的名词外，其余全部都是表人的，且一般是姓名字号，姓名字号基本为复音节名词，这使得这类大主语中复音节的占比较高:
祢衡罪同胥靡。(世说新语·言语，54)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世说新语·贤媛，606)
37例单音节的大主语中除2例分别为“牛”“乐”外，有22例用一个人的姓氏或单名来代替全名，往往不会单独使用，而是或者呈现为两个对比性的小句，或者是一个对比性的话题链，如:
超为人多须，珣形状短小。(世说新语·宠礼，650)
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世说新语·赏誉，423)
剩余的13例单音节大主语为代词或有指代作用的“我”“君”“卿”“人”等，这类主谓谓语句一般是在对话环境中，句子往往也是含有对比的话题链。如:
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世说新语·汰侈，789)
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世说新语·识鉴，351)
卿志大宇宙，勇迈古今。(世说新语·排调，714)
《颜氏家训》与《世说新语》的情况大体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单音节名词的数量较少，表事物的名词比例增加。《颜氏家训》中光杆名词作大主语的共23例，其中20例为复音节名词，只有3例为单音节名词。这3例单音节名词为“人”和“我”;复音节名词有13例是表人的，7例是表事物的。
表人的如:
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家训·文章，237)
表事物的如:
术叶其体似蓟。(颜氏家训·书证，504)
从《论衡》到《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是光杆名词的所占比例并无减少，但是以复音节名词为主，单音节名词数量少，且有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条件包括:①加标记性成分，与单音节名词构成一个自然音步，从而在韵律结构上独立;②构成含有对比义的话题链，或构成复句，这样虽然大主语为单音节，但由于谓语部分的复杂化，使得大主语独立出来;③单音节大主语或者本身为代词，或者其后的小主语为代词“或”“莫”。也就是说，单音节名词作大主语不是主谓谓语句的常态，它是为适应特殊的语用环境而存在的。同时汉魏六朝时期是汉语史上词汇复音化的第二个高潮期，这一时期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复合式复音词开始逐渐定型，而大主语这个句法位置又要求有一定音节长度的成分来担任，因此大量的复音词和复杂短语进入这一位置，这一位置对单音节词也做出了一定的规定或改变。而最能体现这种改变的是这一时期口语性很强的语言材料，即汉译佛经。我们以《撰集百缘经》为例来进行说明。
姜南(2011)认为“梵汉两种语言的结构类型存在巨大差异。梵语的形态变化极其丰富……可以凭借词语性、数、格方面的屈折变化来实现话题转换;而中古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句法标记也不够发达……话题和述题之间主要依靠语义上的有关性相互关联”。因此汉译佛经语言与中土文献有不同之处，其中一点就是汉译佛经的句子句首经常使用话题标记，这些标记包括时间词“时”“今者”“尔时”“彼时”等，还包括存现动词“有”，以及代词、副词等。《撰集百缘经》中也存在大量的话题标记，最常见的是“有”和时间词“彼时、尔时、时”，带有这两种话题标记的都应该是话题句，但我们认为“有”字标记话题句，如“南方有国，名曰金地”这样的句子在句法上与主谓谓语句不太相符，因此我们不把这类句子归入主谓谓语句。据此我们从《撰集百缘经》中搜集出主谓谓语句35例，其中大主语为单个名词的共18例，而在这18例中除了2例为“我”外，其余16例都为复音节表人名词，单音节“我”作大主语的，为了凑足四字格式，往往在谓语部分加副词或时间名词，如:
我年既幼稚，学日有初浅。(撰集百缘经·满贤婆罗门遥请佛缘)
我今身心俱受苦恼。(撰集百缘经·长爪梵志缘)
其余16例大主语都为复音节的表人名词，并且大多有话题标记，话题标记与复音节名词共同构成四字格大主语，与后边的大谓语部分相对应，如:
时王太子，名曰善生。(撰集百缘经·三藏比丘缘)
尔时梵摩达王，其妇怀妊。(撰集百缘经·伽尸比丘尼生时身披袈裟缘)
今者大王，形貌虽胜，力不如我。(撰集百缘经·罽宾宁王缘)
汉译佛经为了突出汉语话题优先的特点，为话题加上了话题标记，这些标记既能标示出成分的话题性，又能起到增加音节、使句子结构前后对称的作用。无论是中土文献还是翻译文献在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部分都有音节结构复杂化的趋势，若大主语本身是单音节的，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加上前置的状语、话题标记或关联词;二是这个单音节大主语为代词;三是小主语为代词“或”“莫”，谓语部分表现为话题链。若大主语本身是结构简单的复音节名词，后边的谓语部分则在结构上与其保持平衡，很多情况下也呈现为话题链。
2.大主语为名词性短语(431)
大主语为名词性短语体现了主谓谓语句大主语结构复杂化的倾向，这一时期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为名词短语的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形式多样，其中有联合式的“名+名”“名+与(及)+名”等，有偏正式的“名(动、形)+(之)名”“代+名”“名+所字短语”等，还有比较特殊的“者字短语”。
(1)联合式(78)
大主语是联合式名词短语的共78例，其中《论衡》59例，《世说新语》8例，《颜氏家训》8例，《撰集百缘经》3例。
联合式大主语在所有名词性短语作大主语的句例中所占比例大大低于偏正式短语，这应该与主谓谓语句大主语同时兼作话题有关，曹逢甫(1979)曾经指出话题的六个特征，其中第三条即为“话题总是有定或类指的”，联合式短语是两项或多项的并列，并列的项之间多为有共同点的同类事物，或者是类型相反的事物，这种并列虽然隐含了分类，但在有定和类指上不够明确。就我们收集到的句例来看，联合式大主语大多是两项并列的，多项并列的所占比例较小，且并列的多项之间具有极其明确的共同点，如:
神雀、黄龙、甘露、醴泉，莫不毕见。(论衡·指瑞，743)
并列的四项，无论是提供上下文背景的说明，还是从这四项本身来看，都具有“祥瑞之物”这一共同特点，通过四项并列起到了归类的作用，达到了类指的要求。
两项并列的形式或采用意合式，或使用连词“与”“及”等连接。用连词的如:
诸侯及今长吏，天不享也。(论衡·明雾，668)
吾与足下孰贤?(世说新语·品藻，447)
元礼及宾客莫不称奇。(世说新语·言语，49)采用意合式的如:
龙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纣恶也;稷契、皋陶忠暗唐、虞，尧、舜贤也。(论衡·定贤，1109)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士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世说新语·品藻，445)
名儒硕学，此例甚多。(颜氏家训·勉学，223)
(2)偏正式(242)
偏正式名词短语做大主语的共242例，《论衡》168例，《世说新语》25例，《颜氏家训》38例，《撰集百缘经》11例。具体有“代+名”“名+所字短语”等多种形式。
偏正式名词短语的定语部分限定了范围，使要讨论的事物更加明确，这符合大主语的话题性要求，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主谓谓语句中偏正式名词短语的大主语数量最多，结构也最复杂。其中有“名(动、形)+名”的，如:
小人皆怀毒气，阳地小人，毒尤酷烈。(论衡·言毒，956)
吾家堂柱，我见有光。(撰集百缘经·梵志共受斋缘)
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颜氏家训·音辞，529)
恒庸鸟兽，毛色类真。(论衡·讲瑞，727)
穿天之体，人力不能及。(论衡·道虚，319)
含生之徒，莫不爱命。(颜氏家训·归心，58)
从例句结构可以看出，为了保证主谓谓语句在韵律上的平衡，这类短语有四字结构或准四字结构的倾向，这种结构形式可以在最小的范围内满足谓语部分为主谓短语，谓语部分的主谓短语按照自然韵步的原则，至少要两个韵步，每一个自然韵步又为两个音节，因此谓语部分至少要四个音节，而要与至少四音节的谓语部分在韵律上取得平衡，大主语往往也呈现为四字或准四字结构，如果不满足四字，则需要加上“之”，如:
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世说新语·故事，157)
在身之物，莫大于冠。(论衡·讥日，994)
有时达到这种四字格式的方法不是加“之”，而是加“所”，形成“名+所字短语”的结构形式，这类短语作大主语的有15例，如:
人道所重，莫如食急。(论衡·讥日，994)
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必无。(世说新语·赏誉，406)
今人所知，莫若天地。(颜氏家训·归心，372)
彼所修习，其味精妙。(撰集百缘经·满贤婆罗门遥请佛缘)
大主语为“名+所字短语”结构的主谓谓语句中，特殊的代词“所”与动词形成所字短语，所字短语本身已经对所述事物划定了一个范围，再加上前边名词的限定，使得表述的对象更明确。在结构上，“所”字也起到增加音节、构成四字格式，与谓语部分平衡的作用。
作大主语的偏正式名词短语有四字格及准四字格的倾向，以《论衡》为例，168例偏正式名词短语大主语中，有121例为四字结构，其余47例中多呈现为准四字格，如:
鲁林中哭妇，虎食其夫，又食其子。(论衡·定贤，1117)
甘香渥味之物，虫生常多。(论衡·适虫，716)
但是，“代+名”偏正短语却没有这种倾向，由代词与名词构成词组做大主语的在四部文献中都出现的比较少，且大多处于复句的后一分句，代词复指上文的某一对象，如:
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论衡·问孔，395)
波罗奈国有王，名曰梵摩达多……有二夫人:一名善意，二名修善意，其大夫人，体性调顺，甚适王情。(撰集百缘经·法护王子为母所杀缘)
另外，在《撰集百缘经》中有大量的代词“彼”在名词之前，形成“时彼商主”“时彼梵志”“时彼国王”等形式，这种结构中的“彼”，我们将其看作话题标记，而不看作专门的定语，其理由有二:首先，这类格式中的“彼”经常出现在语段或复句的起始位置，而不是与其他的代词一样出现在复句的后半段;其次，这类格式中的“彼”并没有与句中其他成分复指，其指代义已经虚化。从这两点来看，我们认为《撰集百缘经》中句首名词前的“彼”已经虚化为话题标记，而不再是纯粹的代词了。
(3)“者”字短语(111)
大主语为“者”字短语的共111例，其中《论衡》93例，《世说新语》6例，《颜氏家训》9例，《撰集百缘经》3例。从总体数量上看，“者”字短语作大主语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与结构本身的特点及“者”的性质有关;从四种文献的比较来看，“者”字短语作大主语在《论衡》中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在时代上晚于其后的三种文献，这与“者”字的发展及文献的文体特征有关。
王力《汉语史稿》(2004)、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都认为“者”是代词，王力先生认为“者”是被饰代词，“一般用于定语的后面”[1]，定语可以是动词、形容词或谓语形式，构成的“者”字短语相当于名词，也就是说“者”字短语其实兼有名词和代词的特征，与现代汉语“的”字结构有相似之处。陆俭明(2003)对现代汉语“的”字结构的分析认为“红的……不是只用来指称某一特定的事物，而是可以用来指称任何具有红颜色的事物”，并且“代词指代一个事物时纯粹是一个指代，而的字结构指代事物时，总是同时指明该事物的某一特征”[2]。“者”字短语本身就具有根据事物特征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性质，这种类指性与主话题是契合的。正因为“者”字短语自身附带的这种类指属性，使得其在作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也是双话题句的主话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
“者”与动词、形容词或谓语形式构成短语时，具有名物化的作用，也被称为名词化标记，朱德熙(1983)认为“者”作为名词化标记有自指和转指两种功能，所谓转指是说“者”字短语表示的不是动作行为本身，而是动作行为的参与者，尤其是施事;所谓自指是说“者”字短语指称的是动作行为所表示的事件。董秀芳(2012)认为表自指的“VP者”经常充当话题，且自指动作行为，对VP意义的改变不大，句法上经常处于话题位置、功能上不改变句子的意义，这两点都符合话题标记的特点，这使得“者”字逐渐重新分析为话题标记，这一变化大体发生在战国初期。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者”字短语本身就具有话题的性质，这可以说是上古汉语话题优先性的一个体现，这种由“者”来标记话题的用法一直延续到《论衡》中，但是到中古汉语时期，“者”的用法发生了变化，这也是“者”字短语作大主语在《论衡》中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其后的三种文献的原因。
我们在考察时发现，《论衡》中“者”字短语作大主语的主谓谓语句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经常两两相对、以排偶句的形式出现，如: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1202)
夫歌曲曼妙者，和者则寡;言得实者，然者则鲜。(论衡·定贤，1121)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论衡·福虚，261)
王红生、张瑜(2018)发现先秦文言排偶句中常常使用名词化标记“者”，他们认为在并列分句的相同位置使用“者”字短语可以使语篇在形式上更加整齐，也可以凸显“者”字所在分句在信息表达上的重要性。《论衡》中“者”字短语大主语的并列、排偶正是先秦排偶句中“者”的功能的延续。从这些例句中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体会到“者”字短语强调事物特征的功能，在两两相对的句子中，大主语或者是同种事物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或者是具有同一特征的两种不同事物。正是这种对比或类比，使得论述更具说服力。
《论衡》之后的三种文献中，“者”字短语作大主语的数量减少，且两两相对、整齐对应的句式也较少出现了，如:
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世说新语·文学，231)
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世说新语·容止，554)
梁世被系劾者，子孙弟侄皆诣阙三日，露跣陈谢。(颜氏家训·风操，120)
凡字与咨异名同音者，其数多少，能尽识乎?(颜氏家训·勉学，234)
能如是者，我为说法。(撰集百缘经·梵摩王太子求法缘)这种文献中的差异，究其原因，应该与“者”字的发展以及文献的文体特征有关。向贤文(2016)探讨了汉语“者”字结构的起源和消亡，该文认为古代汉语中的“者”字结构“是在当时的语言大背景下，受话题结构和‘者’字复指功能的共同类推而产生的”，产生之后一直比较活跃，到唐代“者”字短语开始衰落，宋代以后彻底消失，而其衰落与汉魏六朝时期动补结构的语法化相关。该文指出动补结构的语法化有两点对“者”字结构的消失起了重要作用:其一，是使得古汉语修饰语前移，而“者”字结构是典型的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后的结构，二者的矛盾使得“者”字结构开始衰落，“者”逐渐被“的”取代。其二，该文认为“动补结构的语法化还使得过去非常活跃的复指代词现象消失”，而“者”在结构中也多是作为一个复指代词使用的，必然也会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在这两种作用的推动下，“者”字短语由盛而衰，逐渐消亡。而我们所考察的汉魏六朝时期“者”字短语大主语的情况与“者”的发展变化是契合的。
除了“者”本身的发展变化之外，我们认为造成《论衡》与其他三种文献中“者”字短语大主语的差别的原因还有文献语体的不同，《论衡》是比较正式的论辩体文言文，而《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撰集百缘经》则是口语色彩比较强的语言，尤其是《世说新语》和《撰集百缘经》，一部是笔记小说，一部是汉译佛经，都是最能体现语言发展的材料。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者”字短语还没有衰落，但在口语中已开始松动，通过材料之间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二)谓词性S1(43)
这一时期谓词性作大主语的主谓谓语句，充当大主语的谓词性成分绝大多数是短语，这些短语在结构上以动词、形容词为核心，但在句子中短语表达的重心并不在动作或性状，而是动作或性状所表示的事件。这类句子我们收集了43例，其中《论衡》29例，《世说新语》14例。
《论衡》中的谓词性大主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无标记的单一谓词性结构，如:
夫人哭悲，莫过雍门子。(论衡·感虚，237)
衰乱无道，莫过桀纣。(论衡·儒增，379)
故张而不弛，文王不为;弛而不张，文王不行;一张一弛，文王以为常。(论衡·儒增，375)
二是无标记的并列谓词性结构，如:
夫斩赴火之首，与赦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论衡·恢国，828)
卿决疑事，混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论衡·自纪，1196)
三是有标记的“主之谓”结构，如:
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论衡·书虚，172)
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1182)
这三种类型的谓词性大主语都是谓词性结构由陈述向指称转化的表现，杨荣祥(2005)指出上古汉语中的“NP+VP，甚”与“NP之VP，甚”中“甚”前的成分都是指称化了的定中结构，同时该文认为“上古汉语中，陈述向指称转化是很自由的，一个表陈述的主谓结构可以很自由地指称化充当句子的主语”，而中古汉语则不然，中古汉语中，带标记“之”的指称化主谓结构在口语中消失，不带标记的也不能像上古汉语一样自由地指称化了。《论衡》所处的时代正是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过渡的时代，因此很多的语言现象处在新旧交替的时期，因此文献中往往会存在新旧语法现象并存的情况，而这种有标记或无标记的谓词性大主语正是上古汉语陈述向指称自由转化现象的遗留。我们所选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种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这样的主谓谓语句，《颜氏家训》和《撰集百缘经》几乎没有这样的用例，《世说新语》中的谓词性大主语则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世说新语》中大主语为谓词性成分的主谓谓语句共有14例，这14例，除了1例为“不忠不孝，其罪莫大”外，其余13例有12例出自于《品藻》篇，且都是两个主谓谓语句相对构成对比复句的，结构整齐、统一，只有1例出自《方正》篇，不是整齐对应的。这类句子多表比较，谓词性短语做大主语，表示的是进行比较的方面，我们将13例全部抄录于下。
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世说新语·品藻，447)
端委朝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世说新语·品藻，457)
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世说新语·品藻，459)
高情远志，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新语·品藻，473)
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世说新语·品藻，477)
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雍雍论辩，恐殷欲制支。(世说新语·品藻，478)
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世说新语·方正，310)
这些句子出处统一，结构一致，表达的意义相同，我们认为这应该是这一篇章中独特的语用现象，而不能代表整个《世说新语》以及它所在时代的语言面貌。
现将四部文献大主语的构成情况总结为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