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汉魏六朝时期主谓谓语句句法的发展
主谓谓语句是贯穿古今汉语的一种基本句式，它在《诗经》中已有表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主谓谓语句在保留其基本特征和类型的基础上，淘汰旧的类型，产生新的类型，从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的主谓谓语句系统。我们将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系统与以《论衡》为代表的两汉系统、以《世说新语》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系统进行比较，从中探寻主谓谓语句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主谓谓语句并没有大的系统上的变化，其变化只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方面，无论是句法结构还是语义类型都有替代，有发展。
句法结构的替代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主谓谓语句的构成部分上，每一时期的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小主语、小谓语都有一定的系统，我们将《左传》《论衡》和《世说新语》三部专著的句法系统进行比较，发现几点比较明显的不同。
从大主语方面看，先秦与汉魏六朝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名之谓”式大主语的衰退与消失以及谓词性大主语的发展变化。
刘烨在其论文《〈左传〉主谓谓语句研究》中就“名之谓”式大主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他认为《左传》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中以“之”为标志的定中短语有两类，一类是中心语为名词的，一类是中心语为动词和形容词的，其中第二类的数量很多，足以单独构成一类。而在《论衡》和《世说新语》两部专著中我们并没有收集到此类主谓谓语句，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结构本身的衰退造成的，另外，也说明这一结构并不适合主谓谓语句大主语的语法位置。这一结构王力先生在其《汉语史稿》中将其称为句子的仂语化，后来又认为其性质为单句，语法学界一般将其称为取消句子独立性。这种语法现象的价值在于将表示复杂内容的复杂结构置于一个句法成分的位置上，既可以表现复杂的内容，又不会破坏意义的完整性，其弊端在于造成表达层次的混乱以及句子结构的不清楚。随着句子结构和层次的日渐复杂，多种句法手段不断出现，这一句法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东汉时期已不多见。另外，这一结构本身就是要取消句子的独立性而将一个句子降级到一个句法成分，降级后可以承担的句法成分有主语、宾语、定语、状语等，也就是说这种取消句子独立性的“名之谓”结构并不是为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量身定做的，甚至并不完全适合这一语法位置。鉴于以上两点，至汉魏六朝时期这类主谓谓语句基本销声匿迹了。
谓词性大主语的发展变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担任大主语的谓词性成分的变化，二是当谓词性成分担任大主语时其他成分的不同。《左传》中的谓词性大主语有光杆动词、形容词和动词短语，当大主语为光杆动词、形容词时，小主语都为代词“莫”或“孰”，小谓语为表极比的比较结构，当大主语为复杂的动词短语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小主语为表人名词，小谓语为感知、评论类动词;一种是小主语为代词“是”“此”，小谓语表判断或评论。到《论衡》时光杆动词、形容词充当大主语，谓语表极比的主谓谓语句数量比例已经大大削弱，并且这类句子中的小主语只有代词“莫”，而没有代词“孰”了;至《世说新语》时这种主谓谓语句则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光杆动词、形容词作大主语，谓语表极比的主谓谓语句在先秦至汉魏六朝时期的发展趋势是不断衰落乃至消失的。
《左传》中复杂的动词短语充当大主语的主谓谓语句在汉魏六朝时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中大主语为复杂的动词短语时，小主语为表人名词，小谓语为感知、评论类动词的在《论衡》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论衡》中谓词性大主语的主谓谓语句除了表极比之外，就是这种表感知和评论的，而《世说新语》中并没有发现这类主谓谓语句，说明这种句式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左传》中复杂的动词短语充当大主语，小主语为代词“是”“此”，小谓语表判断或评论的主谓谓语句，在《论衡》中就已经大大减少乃至绝迹了。与这种衰落的趋势相对应的是新的谓词性大主语的产生，这种新产生的谓词性大主语主要存在于《世说新语》中，这类句式往往是两两对应出现的，大主语表示比较的方面，谓语是一个比较句，这种句式在《论衡》中已有萌芽，但表现得不够明显，且没有形成系统，而到《世说新语》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有规律的类型系统。
从小主语方面看，先秦主谓谓语句与汉魏六朝时期最大的发展在于谓词性小主语的产生以及代词小主语的发展。《左传》中已出现谓词性成分作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同时还有一些既可以分析为主谓谓语句，也可以分析为一般的主谓句的句子。已确定为谓词性成分作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结构单一，表达的意义也很单调。到了《论衡》为代表的东汉时期，谓词性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有所发展，这表现在谓词性小主语的种类增多，既有单个的动词、形容词，也有比较复杂的动词短语，如“役使奴僮，育养牛马”等;还表现为谓词性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表达的意义内容更加丰富;另外谓词性小主语的复杂化也使得这类句子重新分析的可能性变小，复杂的小主语更倾向于与后面的小谓语结合形成主谓结构作谓语的主谓谓语句。这种复杂化的倾向到《世说新语》与《颜氏家训》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颜氏家训》中甚至初现了“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这样的句子。我们认为谓词性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在这一时期呈现为一个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定的规律和系统。
至于代词小主语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更多地表现为先秦系统向中古系统的一个转变，尽管这种系统的更替还不是很明显，但已显露端倪。代词作小主语是《左传》主谓谓语句的一个特点，这类句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规律的系统，其中占主要位置的是小主语为代词“莫、或、孰、谁”的，这一类主谓谓语句的大小主语之间形成总分关系;其次是小主语为人称代词的，句子的大主语为小谓语动词的受事，小主语则为施事成分;第三类是小主语为代词“其”的，句子的大小主语为复指关系，这类数量最少。《论衡》在沿袭这一系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左传》系统中的第一类，也是数量最多、比例最大的一类，到《论衡》中成为唯一的一类代词小主语主谓谓语句，到《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时期，“莫、或、孰、谁”系统已经趋于消亡;《左传》中的第二类，人称代词作小主语表现出新的面貌，作小主语的人称代词由先秦时期的“吾、汝”发展为“我、吾、其、己”等。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莫、或、孰、谁”代词小主语从先秦时期就是代词小主语的主流，至汉仍然居于首位，但到南北朝时期日益衰落;而人称代词小主语在先秦时期数量就不多，汉代沿袭这一特点，而到南北朝时期人称代词作小主语有所发展。至于《左传》中的第三类“其”作小主语的，在《左传》中就是零星出现，且有双主语句的嫌疑，而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则更为少见，但我们认为这类句子并没有就此完结，我们在现代汉语中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如“小强他居然又拿了第一”“北京奥运会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盛会”等。
从小谓语方面看，先秦主谓谓语句与汉魏六朝时期比较明显的变化在于形容词性小谓语的辗转变化以及宾语前置结构小谓语的消失。
主谓谓语句中有大量的形容词作小谓语的，这些小谓语主要有纯粹的形容词和表比较的形容词结构，我们发现《左传》主谓谓语句中的形容词小谓语在使用上具有较强的规律:代词“莫”“孰”作小主语的主谓谓语句中，小谓语为形容词比较结构的非常多，一般的主谓谓语句中表比较的形容词或形容词结构作小谓语的则非常少。与《左传》相比，《论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论衡》中形容词性的小谓语除了单个形容词外，还有一些表比较的“与OA”“A于O”结构，同时作小谓语的单个形容词中也有不少是表比较的“异同”类形容词，表比较的形容词或形容词结构遍布各种句式，而不仅仅存在于“莫”字句、“孰”字句中。也就是说《论衡》中的形容词小谓语的主谓谓语句除了对大主语进行单纯的描写外，还可以通过比较对大主语的某一方面加以突出。而到了《世说新语》中形容词性小谓语为数众多，但表比较的形容词结构非常少，只有1例，同时单个形容词作小谓语时，“异同”类形容词也很少。我们认为形容词小谓语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既反映了形容词比较结构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主谓谓语句这一句式的表达功能。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这一历史时期比较结构经历了形容词谓语到动词谓语的转换，因此到《世说新语》中，形容词比较结构作谓语的主谓谓语句明显减少，而表比较的动词作谓语的主谓谓语句则有所增加，这与比较结构的发展轨迹是相吻合的。另外比较句在语用上更适用于论辩、推理语境，这与主谓谓语句适用于描写的特点是不一致的，因此在主谓谓语句中用比较结构作谓语的并不多，尤其是在《左传》和《世说新语》这样的以叙事为主的文献中，比较结构出现得就更少了。而《论衡》这部专著的论辩、推理色彩与比较结构的语用特点相吻合，因此比较结构相对就比较多，而它与主谓谓语句的结合机会也远比另外两部文献多。
至于宾语前置结构作小谓语的主谓谓语句的萎缩则基本上是由宾语前置结构本身的衰落造成的，同时也与主谓谓语句对宾语前置结构的排斥有关。主谓谓语句本身已经有大小主语两个名词性成分并列位于句首，句子结构已经有失衡的倾向，如果小谓语部分以宾语前置的形式出现，则会形成句首有三个名词性成分的并列，整个句子将显得极不对称。因为主谓谓语句对宾语前置结构的排斥，所以即使在宾语前置结构盛行的先秦时期，《左传》中这类结构也并不多见，而随着宾语前置结构的衰落，以这种结构作小谓语的主谓谓语句更加稀少。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主谓谓语句的各组成部分在先秦至两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与其他语法现象的发展变化相关的。由于各组成部分的发展变化引起了主谓谓语句整体结构的改变，使得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系统日益丰富和完善，结构类型发生了一些新旧类型的替代，各组成部分的复杂化使得整个句子的结构日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