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模式转型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生育高峰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新中国一代已然退休，因而造成大量家庭结构为4-2-1，即祖父母辈四位老人，父母辈两人，孙孙子女辈一人。

2009年，北京市提出推广“9064”养老服务新模式，即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居家养老所占比重大，其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养老模式没有改变；其原因之二，养老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不配套或者跟不上，满足不了老人的需求。尤其是家政服务这一块，老年人不仅需要温馨的服务，而且还需要服务水平与服务能力的提高。如，医疗上门服务则需要“补位”。目前北京卫生部门规定，入户诊疗不能破皮，凡是破皮的都要到医疗单位。对此，上门服务，也只是量量血压等简单检查。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搀扶到医务室，或遇到突发情况，拨打急救电话救助。(https://www.daowen.com)

我国大陆的社会老龄化模式与邻近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相似，但唯一的差异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很富裕了，而大陆地区却在相对比较贫穷的状态下迈入老龄化社会，这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2000年我国每100个适龄劳动力只需负担15.6个老年人，2050年则要负担48.5个老年人。我们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老龄化速度过快、社会养老压力加大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使未来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0万亿之多。而与此同时，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极大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单纯依靠子女的养老方式正在改变，国家应该把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文化传统，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当成一件宏伟和巨大的事业来做。

如何缓解如此巨大的老年人口压力，如何解决规模人口众多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另一个方面，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数量的增多、传统教育观点的淡漠、下一代出国留学、出省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养儿防老”的难度将会变得越来越大；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而同时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很难以兼顾到对两家四位老人的赡养，年轻的一代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房产可能是很多老人最大也许是唯一的一笔财富，由于传统的习惯与理念，留给了子女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人得不到子女的照顾，那么老人的生活将面临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