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蚓书”入画：书画同体的创作观念

以书入画与书画同体并非新鲜的课题，而是自古以来的公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首次提出了“书画同源”的观点，他认为“夫物象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3]赵孟进一步提出了“以书入画”的观点，他在《秀石疏林图卷》中题：“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六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周昌谷意笔人物画的开创性，得益于他的“蚓书”。就像书法评论家将陆维钊的篆书形象地称之为“蜾扁”一样，“蚓书”是对周昌谷书法线条的形象化表述。周昌谷从蚯蚓在泥上留下圆转有力而富有弹性的线条中受到启发，在八大山人均匀有力而圆融浑厚的书法线条中找到共鸣，并将米芾、黄道周、沈曾植的字体杂糅到八大山人的笔法之中，最终形成了具有个性特色的“蚓书”。“蚓书”是周昌谷对于书法线条的领悟与创造。从书法的笔法来看，采用了卧笔中锋的用笔方法，纯中锋、纯羊毫，一圆到底，并时而带有米芾“刷”字的意趣与沈曾植的奇崛；从书法的结体来看，采纳了章草的结体方式，将竖向线条处理成向左倾斜之势，并融篆书笔法于结体之中，形成了注重整体的流贯气息。圆融的用笔、通畅的结体与流动的气息是周昌谷“蚓书”的典型美学特征。

以“蚓书”入人物画，是周昌谷对于书画同体创作观的认识。“蚓书”是一种草书笔法，“蚓书”入画，不仅增加了人物画画面的抒情性，而且融入了“意写精神”。吴永良回忆道：“他深知中国画所独有的综合艺术的特性，因此追求和达到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的高级艺术境地，这在当今中国画坛，尤其是人物画家群体中是难能可贵的。在书法上，周先生始学魏碑、米芾、黄山谷，后来喜爱草书，以八大山人的笔法，结合现代派的结构，使字与字相穿，行与行相呼应，整幅作通盘考虑，更见舒展洒脱，雄浑豪放之概，形成新的美感，其才智之高，实令人叹服。恰如他常说的，他追求以书入画，使之朴茂淳厚，也追求以画入书，使之生动别致，是为互有补益之道。”^[4]纵观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相比较以徐悲鸿与蒋兆和为代表的西方造型体系与以黄胄为代表的速写表现体系，浙派人物画则开创了意笔表现的体系，而其核心就是以书入画的文人画创作观，有学者称：“重视笔墨研究，成功地将花鸟、书法艺术融于人物画中，实现了水墨写意人物画的重大突破，是‘浙派人物画’的最大创新点。”^[5]

以书入画的观念对于促成浙派人物画“意写精神”的形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昌谷的“蚓书”在新浙派人物画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比如在吴山明的宿墨人物画中，画面皆由圆融的中锋线条构成，堪称“蚓书”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