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被称为中国书画圣地的更深层原因,在于湖州本土大家对中国书画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其中最令人折服的当数赵孟与吴昌硕了。

赵孟在宋元鼎革之际,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时,为不让传统书画文化在马背民族的铁蹄下沦丧,身体力行,提出复古主义,弘扬晋唐传统,保护书画文物,挽狂澜于既倒。他教育家族学习书画传统,培养弟子创作书画,凝聚书画同好弘扬国粹,不仅在身边团结了高克恭、康里子山、张彦辅等少数民族书画家,而且使元廷蒙古贵族亦受到中华书画魅力的感染,加入学习与保护传统书画的行列,元朝皇帝甚至以赵孟为当朝文化之荣,譬其为唐之李太白、宋之苏东坡。

更为可贵的是,赵孟以画为寄,以书入画,强化了国画的抒情畅神功能,以马喻人,写竹警世,敞开了文人画的大门,深化与丰富了国画的民族内涵,影响及于古天竺、高丽及日本。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如此开一代风气的全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92年我在美国访问时,堪萨斯大学艺术史教授李铸晋对我说,赵吴兴的杰出贡献,使湖州成为元代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为此他曾专程飞赴中国,驱车湖州进行朝圣考察,并写下了著名的《赵孟鹊华秋色图》专著。

清末民初的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也取法乎上,与古为徒,将三代与秦汉金石文字艺术的朴实、天真、吉祥、刚毅,融入书画创作之中,自得雄健豪放之趣、厚德载物之象,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抒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更于西湖孤山,创立“西泠印社”,以保存与复兴书画篆刻艺术为己任,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吹响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集结号。

湖州是座既有艺术高峰,又有艺术高原的城市。我曾多次造访日本,深知日本美术界对清人沈铨的崇拜,他在日本传艺授徒,形成了“南苹画派”,将工丽细密的装饰画风传入东瀛,为中日绘画交流史增添了灿烂的篇章。另一位湖州画家费晴湖,清初赴日传艺,将“南宗”的禅意带入扶桑,至今东京的美术馆依然珍藏着他的山水佳作。让我惊讶的是,在冲绳的琉球王宫中,也珍藏着湖州书画家的墨宝。可见湖州书画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至于羲献父子、张僧繇、颜真卿、苏东坡、董其昌等外地书画家的到来,更增加了湖州书画圣地的光环,因此“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赞誉,自然会在民间不胫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