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发展

三、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发展

1995年以后又出现几个变化。一是世经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经过调整充实,开始发展起来。研究室成员包括我本人、周忠菲、王寅通、刘杰、杨剑、屠启宇和袁瑾等人,粗具规模。我们抓住当时的几个热点,如海湾战争、苏东剧变和中美关系特别是最惠国待遇等重大问题,撰写了几个研究报告。其中有的报告受到高层重视,有的报告进入汪老的视野,由他递呈上去。

二是欧亚所在潘光所长领导下,成为在上海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特别是在犹太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比较大。由于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形势尖锐复杂,苏东剧变后中俄关系处于敏感的转折点,欧亚所的研究领域更加宽广。由上海犹太人研究带动的以色列研究和美国犹太集团研究,对中以关系和中美关系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是亚太所的研究重点是日本问题、朝鲜半岛研究和中国台湾问题,周建明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本研究方向的王少普,东南亚研究方向的蔡鹏鸿、马缨,东北亚研究方向的刘鸣等,开始崭露头角。由于中国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与美国紧密相关,亚太所也涉及中美关系的动态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汪老更加重视上海社会科学院,把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力量放在我院。为了配合中央领导和汪老的决策咨询需要,并落实上海市政府1988年第146号文件(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划归上海社科院管理),1995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决定由潘光、李轶海和我参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管理。此时王志平已退休,其秘书长职务由欧亚所所长潘光兼任,我和李轶海担任副秘书长,蔡志云任办公室主任。原来的副总干事、上海社科院张仲礼院长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陈启懋所长继续关心中心工作

当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在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大院。该地点和淮海中路上海社科院本部在空间上分离,造成中心和3个研究所之间的“若即若离”,建设共同研究平台难度较大。在中心工作的分工方面,潘光负责俄罗斯、欧洲和中东等方向的研究,我负责美国、东亚以及中国台湾问题等方向的研究。虽然有“东西之分”,但是汪老交办的任务是合手一起做。因为中国台湾问题更多和美国问题相关,汪老就更加侧重美国这个方向,周建明也参与这个方向的研究。(https://www.daowen.com)

于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台湾研究就和国际问题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了。20世纪90年代我院中国台湾问题研究能力在上海是最强的,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主要研究骨干包括周建明、俞新天、章念慈、李轶海、王海良、杨剑、周忠菲、马图示和我等人,院领导严瑾、刘华先后担任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当时上海社科院几乎拥有上海关于台湾问题研究力量的“半边天”。这和汪老的重视、支持、培养是分不开的。

汪老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保持密切关系的另一个领域就是世界经济。汪老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市长的汪老几乎每个月都要来我院,尤其是参与世经所的学术研讨。他亲自为世经所所刊《世界经济研究》题写刊名,和世经所一批青年科研人员结成“忘年交”。到90年代后期,在伍贻康、张幼文、徐明棋等所长领导下,世经所配合汪老,以全所之力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入世”问题,为当时中央决策咨询提供了重要成果。可以说,中国台湾问题和“入世”问题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迅速崛起的两大支柱。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国际问题专报》起了特殊作用。这个专报于1995年开始编发,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文字校对是蔡志云。这个专报平均每个月出一两期,由市委机要系统直送中央领导。到1997—1998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向我当面指示要通过这份专报了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成果。外交部长李肇星也当面向我赞扬这份专报。几年后,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国际问题专报》为模板,创办《社会经济问题》专报,主要是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建议。专报促进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党和国家高端智库的基础建设。

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汪老对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给予大力支持和耳提面命的指点,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汪老引导召开专家研讨会和提交专报。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为克林顿1998年访华做准备的中美高级专家“面向21世纪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会议于1998年2月在西郊世博会议中心举行。这次中美关系研讨会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最早、最大的一次高层专家会议,包括杨洁箎大使等国内著名中美关系专家和李侃如等美国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悉数与会,大概有100人到会。汪老亲自到场作主旨演讲并会见李侃如等美方人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作为中方主办机构,参与全部会务和文字工作。美方合作机构是亚洲基金会和纽约“美国人大会”。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最终共识文件中的“三不表述”,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1998年9月,克林顿访华时在上海图书馆正式发表“三不”政策,几乎与我们会议文件的表述完全一致。这是美国对台政策中最接近中国立场的一次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