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特殊的“讲课”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他面临的是一个艰难复杂的局面。苏联粗放式的生产潜力已经耗尽、经济停滞、日用品供应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他想用改革来挽救当时苏联岌岌可危的局面，但是事与愿违，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到1991年，苏联局势急转直下，解体前夕发生了一连串震惊世界的大事。作为苏联东欧专职研究机构，我所在的苏东研究所几乎门庭若市，都要我们去谈一谈苏联形势。

1991年的一天，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了几位有关研究人员开了一次座谈会，专题讨论苏联当前局势。会议由孙刚和刘吉两位副部长主持，会上各抒己见，我在会上谈了个人的见解和预测。会后，两位副部长把复旦大学的杨心宇教授和我两人留下，通知我们市委将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进行集体学习，要我们两人去讲一讲苏联当前的问题。说实在的，我当天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没有草稿，只有一页简短的数据提纲，要在市委领导面前“讲课”，心里有点害怕。我说：“得好好准备一下。”但两位副部长却要求：“就像今天这样讲很好，放开讲，不要紧张。”

隔天，也是刘吉同志陪我们去市委大院的。会议由吴邦国主持，室内坐满了一大片人，我认识的有陈至立、赵启正、刘振元等，老同志陈沂也在座。一个上午就我们两个人发言，杨心宇先讲，我第二个。我主要谈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国内外对这本书的反应及其对苏联今后发展的影响。我还谈了“叶利钦现象”，结合我在苏联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对苏联现状作为了简介和评述，并亮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中，权力的天平正在向叶利钦一边倾斜，叶利钦终有一天会把戈尔巴乔夫拉下马来，自己取而代之。当我讲到这里时，坐在我对面的陈沂准备插话补充一些自己的意见。此时，吴邦国扬了一下手，并说：“今天主要是听专家讲，不讨论，不插话。”我便继续谈完自己的看法。占用了众多领导将近两小时的宝贵时间，心里感到十分不安。说真的，当时苏联东欧形势发展得实在太快，国内矛盾交叉复杂，瞬息万变。虽然后来的发展不出我们所判，1991年12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解体，但在当时我对自己的发言信心不足，心里有点发毛，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大胆、太开放了。(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之前，1989年4月布热津斯基出版《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大兴亡》，他在这本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苏联放弃的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列宁主义，两年之内苏联共产党组织不再存在，5～10年内苏联也将不再存在。对他的这一见解，我当时不以为然，认为是危言耸听。但事态的发展不幸被他言中了。

那次“讲课”已经过去近30年，每当想起这件事心里很不平静。我深深怀念老同志陈沂，他当时的插话虽然没有展开，我想必然会有精辟的见解。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关注苏联东欧研究的长者。1981年，他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正是在他的倡议下，由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联合组建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加强对苏联的系统研究。也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82年9月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同时举办了首届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北京和全国的有关专家云集上海，进行了友好的学术交流。

那次“讲课”已经过去将近30年，苏联消逝了，那么现存的俄罗斯怎样了呢？它依然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而且仍然拥有上帝恩赐给它的丰富的石油资源。今天有人把它列入了“金砖五国”，与中国、巴西、印度等并列为有希望的新兴经济体。我在这里遥祝它繁荣昌盛、人民富裕、生活幸福。这恐怕就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俄罗斯情结吧。

作家闻一先生曾说：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相邻大国，“大自然铸就了这般风水，这般情，任何人是奈何不得的。因此，我的，你的，大家的这种俄罗斯情结是不会了结的，是永恒的，永存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