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课题：苏东剧变的原因

1990年秋，我从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硕士毕业后进入本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从事地区与国别关系问题研究。顾名思义，苏东所的基本研究离不开东欧和苏联地域范围。我在进所的前后年间，东欧国家和苏联正发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变局。1989年，东欧国家纷纷政治倒戈转向西方阵营，苏联历年经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崩离析。1991年，苏联在突发“8·19”事件之后至年末的这段时间解体为15个独立国家，苏联的历史进程就此画上了句号。

那时所内的几乎每个研究人员，不论他（她）是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对象研究，心情都是凝重的。一个绕不开的沉重话题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各国亿万人民曾经拥护并为之奋斗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仅仅经历了几十年之后就走到了尽头？原因是什么？

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严肃的命题，因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所以引起国内社科界的广泛关注。那时，所内的大小学习会上大家经常会讨论和交流这方面的问题。对于“为什么”的问题大家谈论的观点基本一致或相近。总体认为，东欧剧变是东欧国家实施内政外交方针失败的结果。

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外加内部严格政治控制。经济是指令性计划，高度集中，结构畸形外加实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分工。外交上紧跟苏联步伐，迎合苏联意志，组建和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参与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与之军事抗衡。另外的情形是，东欧紧挨着西欧，东欧国家尽管实施信息严控制度，但相临的地理条件关不住信息的扩散。西方长期的反共宣传、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对峙和不同实施结果、东西欧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以及随之产生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扩大等信息在东欧国家间传播、流转，负面影响巨大。

20世纪50—60年代东欧国家曾先后发生过“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等重大政治事件，1970年末波兰发生过因经济停滞触发的严重流血事件，1980年中又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大部分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前期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未引起东欧国家的警觉，未实施有效改革，而后期发生的经济危机已使国家政治分裂，走向没落。换言之，长期以来东欧国家已经习惯跟着苏联指挥棒转，视苏联为保护伞，改革不力，只求跟进，结果落得无力回天的下场。(https://www.daowen.com)

苏联有着类似于东欧国家的种种制度弊端，而且更甚。作为“老大哥”，苏联一方面严格控制着东欧国家；另一方面对国内民众也实施严格的政治控制；一方面把大量的资源投入重工业、军事工业，与西方搞军备竞赛；另一方面，轻工业、农业产出愈益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经济停滞，民怨日盛。苏联社会制度根基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动摇。在苏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东欧国家群龙无首，基本制度开始崩溃，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先后被夺权，柏林墙被推倒，华沙条约组织被解散，整个过程在1992年4月终结，东西方冷战以苏东社会制度的垮台告终。

东欧国家遭到的最后一击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政治改革，他的新思维贩卖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货色，旨在追随西方民主，实施所谓政治透明、多元化，废除一党制。公开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投向西方怀抱，动摇社会主义大家庭根基，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崩塌。

此后，我应邀参与了本院社会学所所长丁水木老师主持的“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的著作编写，在《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稳定机制研究》一书中撰写了第一章：《回顾与思考——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兴衰的历史教训》，也算是我在这个时间段对这一严肃命题思考的总结性交代。不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未结束，若干年后，我对“堡垒最易从内部被攻破”的观点有了新的认识。

苏东的问题出在内部，根子在于国家权力被无限放大，民众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被无限缩小。国家推行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不容民众持不同意见，各级机构对民意层层压制，难以上达。社会宣泄机制不起作用，社会矛盾得不到缓释。长此以往，民众的不满会累积、憋屈，沉于心底；长此以往，民众对是非好坏会漠然，熟视无睹。从而，一旦经济停滞，政治动荡，有怨气的民众不但不会支持政权，反而会迎合反对派的政治要求，振臂高呼，把长期积累的不满和怨恨撒向政府。最好的情况也就是他们对动乱冷眼旁观，无动于衷。显然，这是最可悲的，因不让人民说真话而失去人民大众支持的政权，怎么会长久呢？

由此引出的另外一个思考题是权力监督问题。苏联和东欧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权力的无限扩大。高度集权不仅意味着中央权力至上，也意味着各级领导的权力在他们领导职务的这一层次上是至高无上的。除了向上级负责，各级领导都有“说了算”的权力。显然，这些国家没有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导致了政权与民众的分隔，而政权脱离了民众就成了无水之鱼、无根之木，就会滋生官僚主义，产生腐败，从而没有不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