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所工作的若干体会
从1988年参与筹备组建亚太所，到2009年因工作调动而离开，我前后在亚太所工作了20年，可以说是我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期间最长的一段时间，先后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副所长、所长，在亚太所的经历，给了我在政治上、在学术研究上和工作能力上学习成长的宝贵机会。回顾这些年在亚太所的工作，有一些深刻的体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是在市委领导下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机构。在这样的单位担任行政工作，从事国际和中国港、台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政治意识，遵从市委宣传部和院党委的领导，遵守纪律，自觉地为国家的大局服务，有责任感。
一个研究所的工作，要靠大家。这就要求当领导的要尊重一起工作的同事，依靠大家来办所，群策群力，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同时办研究所也要有章有法，对科研人员有所要求。
国际问题和中国台、港、澳问题的研究并不神秘，只要下功夫，总能找到研究的可用武之地。同时，情况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今世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研究者总是处在一个不断受到挑战的地位。在研究国际和中国港、台问题中，我体会到以下几点是十分重要的：
深刻理解国家利益。过去，我对此是体会不深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突出的是为经济建设的大局服务，而忽略了国家安全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比如，把经贸关系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推动以“一国两制”来实现香港回归和与台湾的和平统一过程中，也产生过把经济因素看得过重，认为香港回归后只要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认为海峡两岸只要做到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统一就水到渠成。结果并非如此，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过深刻的教训。国家利益是多重利益的集合，而其中分为最重要、次重要和一般的利益，研究者需要把握这样的区别，具体地分析问题，才能形成比较符合国家利益的意见。
研究国际问题、中国港、台问题要有战略观念。我们在研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与其他方面、与国内的发展稳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容易关注某一领域或国别、地区研究的前沿，对所研究的对象比较敏感，情况了解得比较早，对这个领域的问题也看得比较深。这些都是长处，但也因为这些长处，往往会强调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而忽略其在全局中的分量，提出的意见也容易比较片面或偏激。比如，中印边界很容易发生冲突，原因也往往是印方的无理挑衅。要不要实行武装反击教训教训对方？对此，就必须要从大局出发，从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国台湾的分裂势力与外国敌对势力勾结，不断挑战“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底线。我们要不要使用武力？怎么使用武力？这些都需要放到全局，从长远的角度做战略上的谋划。战略的观念，实质上就是把握全局的、长远的、不同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主有次的看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于国际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
研究国际问题，离不开对外的交流交往，否则就信息闭塞，耳不聪、目不明。但对外广交朋友，又必须心中有数，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学术交往并不单纯，特别是国际问题和中国港、台问题研究，背后都离不开双方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所谓“外事无小事”，其实就是指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往往具有政治敏感性。这些，都是在从事国际和中国港、台研究中应时刻牢记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建立苏联东欧研究所，1990年又建立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以来，国际问题和中国港、台问题研究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领域。现在相关研究所又合并组成了国际问题研究所，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不断充实这个队伍，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看到这种情况，我作为曾在这个领域工作过的老同事，由衷地感到高兴。也希望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周建明：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