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快笔健鼓舞斗志士气

在亚太所工作时，我与院内外同行也多有交往、交流、合作。在院内，与欧亚所潘光所长，余建华副所长，王健、崔志鹰、崔宏伟等常有交流、互动或协作。在院外，一是参加了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结识了会长陈启懋，秘书长金应忠，学术前辈陈佩尧、朱马杰、俞新天、杨洁勉、丁幸豪、郭隆隆、夏立平、潘锐、田中青、李敏涛、朱威烈、陈大维等。最难以忘怀的是，1999年3月，美军导弹轰炸我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举国上下义愤填膺，强烈抗议声讨。上海国关学会与新民晚报国际部很快商定，组织一批学者，一起拿起笔来，抒发我们的愤慨，提高我们的士气。我应邀参加了策划和选题会，并成为主要写手之一。按照计划，《新民晚报（国际版）》用整版刊登一篇文章，连续刊登数十篇，直到年终。这既是我们对美国的抗议之举，也是迎接21世纪前的记录。檄文一出，人心振奋，一炮打响，很受读者欢迎，沪上一时间传为美谈。我为这个专栏共写了17篇文章，前后整整17个版面，蔚为壮观。后来，时任新民晚报国际部主任鞠敏把这批专栏文章编辑成书，书名为《世纪档案》，以精装大开本的装帧形式出版。(https://www.daowen.com)

那个时期，在亚太所同事王泠一的策划运作下，我还参加了与《文汇报》《解放日报》《青年报》的合作，写了一批国际时事评论文章。其中与文汇报国际部主任卢宝康先生的合作最富有特色和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汇报》发表的《大弧圈：地缘战略高危地带》一文中，我提出了“冷对抗”这个概念。当时的想法是，国际上有人提出“冷和平”的说法，我认为并不是很科学，后冷战时代局部国际局势的实际情况，用“冷对抗”来描述更准确。我还在亚太所的刊物《亚太论坛》上撰文专门阐述了我的想法。但当时没人注意这个提法，我也没继续探究它。过了很长时间后，在评论两岸关系时，我再次使用“冷对抗”一词，犹如立刻激活了它一样，竟有很多人采用，并与“热对抗”一词并用，已成为常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