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下海”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你死我活地斗了将近4年，震惊了整个世界，但对苏联普通老百姓来讲却显得特别平静和漠不关心，他们所牵挂的却是日用品的严重短缺和一日数涨的物价。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初见成效。因此，中苏边贸搞得热火朝天，大量个体户涌向边境，设摊售货，有条件的则带着大包小包来往于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在火车上沿站叫卖，所带的一点货物未到终点已所剩无几。一些人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开始向俄罗斯发运集装箱，继而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也沉不住气了，开始向俄罗斯进军。记得上海《新民晚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一篇短文，标题是《到俄罗斯去赚大钱！》。
我所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一时间门庭若市，有来咨询的，有来寻求合作的。一些大企业和区、县、局的有关单位都要我们去讲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市场，上海社科院培训中心为此开设了专门讲座，宝钢党校曾组织了处级以上干部轮训班，每周安排半天要我去做专题报告。上海外贸部门和我们的联系也变得密切了，一些重要的对苏（俄）贸易工作会议都邀请我们参加。经过酝酿和协商，于1992年年初组建了一家“上海三希（3C）技术发展公司”，主要成员单位有：上海长途电信局（上海移动通信的前身）、上海社科院等。长途电信局局长霍长辉先生担任董事长，上海社科院刘均德副院长等任副董事长。社科院指派我负责各方面的联系和协调，并兼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公司主要任务是开展中苏（俄）之间的经贸和技术交流，并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市场的调查研究。这样，我的半个身子就被迫“下海”了，接下来主要办理几件急需的事情。
第一，由公司一位副董事长、总经理和我组成考察组于1992年8月由边境城市绥芬河出境，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请杨伯寿同志负责接待和安排，他曾任上海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副主任，当时在俄罗斯从事经贸工作。到莫斯科后，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阿斯拉诺夫接待安排。我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两市的信息产业和通信部门曾多次接触交流。回沪后，研究确定主攻方向。
第二，在莫斯科建立办事机构，租了房子，注册了公司，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并在中国银行莫斯科分行开了账户。我和朱有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副教授）带了一名助手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们二人对外的名义是上海三希技术发展公司驻俄罗斯代表。为了便于交流，在俄罗斯我曾用了好几张名片：上海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至1993年12月我离休后就不再用这个称呼了），上海三希（3C）技术发展公司执行董事、驻莫斯科首席代表，上海国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根据需要以不同的身份和对方打交道。我们先后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伏尔加格勒、阿斯特拉罕等城市接待了国脉公司总工程师，飞乐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等一行，接待了上海医药代表团等多个团进行考察和业务洽谈。
第三，创办了一个动态刊物，取名为《原苏联东欧市场动态》，由苏东所委派张湘和沈国华负责编辑和发行。1992年共出了21期，1993年仍继续出版赠阅，深受各方面欢迎。一次，在浦东召开的全市外经大会上，赵启正副市长手拿这份《原苏联东欧市场动态》对大家说：社科院苏东研究所出人出钱办了这份刊物，很好。他拿出两张名片，一张交给我，在另一张上写道“向张湘同志问好”，叫我转交给他。很多单位都来信索要《原苏联东欧市场动态》，认为报道及时、不说空话。
第四，着手开拓俄罗斯市场。当时我国的通讯社和信息产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寻呼台发展迅速。上海国脉股份公司已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寻呼企业，其他如飞乐股份公司等都是寻呼业的大户，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刚刚起步，有的地区还是空白。经过数次分析讨论，决定首先在俄罗斯组建一个寻呼台，以打开进军俄罗斯通信业务的一扇大门。上海几家大企业，如国脉，飞乐、电话发展公司、申谊集团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此事。
经过多次谈判、失败、再谈判，最后在伏尔加格勒组建了俄中合资奥尔飞依（ОРФЕЙ）寻呼公司，俄方参股单位是伏尔加格勒广播电视中心，中方是飞乐股份公司和电话发展公司。朱有钰作为中方代表又到那里定居下来了。直到2000年，上海派了两名工程师和翻译去接替，她才回到上海来安度晚年。
在俄罗斯期间，我们得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阿斯拉诺夫、莫斯科某国营大厂副厂长斯平、伏尔加格勒广播电视中心主任奥列霍夫依等俄国友人的大力帮助。(https://www.daowen.com)
另外，我们也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如航空航天部、第一汽车厂等单位的驻俄代表。我们还经常向莫斯科亚太股份公司董事长王丹之先生（王明之子）、莫斯科Best公司王志勇先生请教。他们两位都是长期从事中俄经贸的俄籍华人。和他们的交往，我们学习了不少东西。
在这里要提一下，俄方合作单位和俄国朋友曾经建议合作发展移动通信和手机业务。由于投资较大，尚对俄罗斯市场研究不深，中方不敢下注。现在回头看来，我们是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商机。
我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学习了俄语，从此一生便围绕着“俄罗斯”这个关键词忙忙碌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在退休后的数年中，我们在上海与莫斯科之间来来往往，发挥余热。虽无大的建树，但亲眼看到俄中合作的一竿寻呼天线高高耸立在英雄城市伏尔加格勒玛玛耶夫山岗之上，我们的心头是热乎乎的。
意外“下海”，学习游泳，免不了要喝几口苦水，但拼搏总会振奋人心。
“下海”，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我们晚年生活中的一段插曲，算是人生舞台上最后一次谢幕吧，不管是美好的，还是苦涩的，都将回味无穷。
季谟：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西亚研究所副所长。
【注释】
[1]闻一：《解放岁月》，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