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

许益萍

岁月蹉跎,时光荏苒。曾经,绿色的军装(当时曾着六五、八五式军装)是青春的色彩;彤红的领章、帽徽是青春的火焰,军旅生涯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86年年初我转业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内心依然是个兵,在社科战线开始新的征程。

在上海社科院近30年间,自己曾转战多个部门。刚进社科院时,从事的工作内容,基本和自己在部队时从事的医学专业相似,工作起来相对驾轻就熟,但依然能遵循着部队养成的严谨、细致、热情的工作作风。2003年年初,因工作需要调至由世经所、欧亚所、亚太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组成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资料室,并兼任欧亚所干部人事工作。2005年起,任世经政院办公室副主任和亚太所办公室主任。2012年任国关所党总支副书记。在这期间,自己所面对的工作才是一个大的跨越,才是真正的、新的挑战和考验。这一路走来,既有作为一个兵的坚持和努力,更有组织培养、领导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

曾记得,在招聘工作中,世经政院党总支副书记(原世经所办公室主任)曹秋华老师的言传身教;我的前任王秀文老师在办公室工作上的悉心传、帮、带;尤其是,在周建明所长的关心和支持下,参加了“人力资源管理学习,使自己获得了从“员工招聘实务”“培训组织与实施”“绩效数据处理”“薪酬福利测算”“劳动合同管理”等知识的系统学习。业余学习虽艰辛,自己也算不负领导期望,顺利地取得了《人力资源管理员》的全国职业资格证书。这些历练都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为科研所的办公室,麻雀虽小,五脏(功能)俱全,事无巨细都围绕着以科研为中心,保障全所科研工作顺利进行。从一张复印纸、一份报销单到课题申报、职称评定、人事工作、总结报告、工作计划、各类国际国内会务等不胜枚举。但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马虎不得。为此,办公室同事都是一岗多职。如出纳岗位的倪芳耀兼图书资料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学术秘书周洁莉也多项任务在身。更多的时候,大家分工不分家,齐心协力来完成任务,日常工作就是如此。有时多项新增工作同时压过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当时正逢筹备亚太所所庆,要招聘2名新进人员,人数虽少,但具体工作一点也不少。按照市里公开招聘的要求,仅筛选应聘人员材料就高达400余份,走网上招聘流程、组织面试、笔试、政审,严谨而烦琐。而编写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也是项重要工作,这关系到我们所今后的发展乃至个人的发展。这个方案实际上由多个部分组成,各个部分相互关联,故慎重、细致是工作的关键。所以,事前要尽力做到认真领会各级有关文件精神,事中认真核对基础资料,征求意见,编写尽力贴合实际。在所领导带领下,以及各研究室紧密配合和同事们共同努力下,如期地上报了方案。

这些年,办公室工作一方面得到了所领导的肯定;另一方面无论是周建明所长,还是刘鸣所长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如,学术秘书岗位人员时常缺位,所领导能及时地派员来办公室帮助工作。这期间,先后有黄崇峻、束必铨、吴其胜、崔荣伟等,他们的辛勤付出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办公室每位同仁都从心里感激。其中,束必铨为人谦和热情,工作认真细致。特别是他热心公益身体力行的事迹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平时,小束他会主动地打电话关心病休在家的同事、积极参加院所各类活动。甚至,在来社科院应聘岗位面试的途中,还参加了无偿献血。当束必铨知道有个去大西北支教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踏上征程,于2006年2月26日奔赴支教点——大西北的甘肃省东乡县唐汪镇三合学校。甘肃农村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学校离乡里还有几十里山路,交通很不方便,没有新鲜蔬菜,只有土豆和白菜。而且,当地村民习惯是不吃猪肉的。教学条件差,连给学生印一张试卷都找不到工具。每天6节课,面对着就像没有学过英语一样的初中毕业班学生。这一切对于小束来讲是一个又一个的考验。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领导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办公室一方面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做好后勤保障,一方面将支教工作动态及时上传到所网页,还撰写了《亚太所新来的年轻人》文章在院网站上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鼓舞和激励更多的同事……(https://www.daowen.com)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也是凝聚人心的内核。其中,关心退休老同志是我们所凝聚力工程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虽然老同志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党组织、所领导依然把他们记挂在心上,视作宝贵的财富,将关心老同志工作作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办公室作为具体承办部门则是把组织的关心变为具体的行动,使老同志切实地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每年定期组织老同志外出活动,或上海周边游览,或市内参观,形式多样。每次活动老同志们都兴致勃勃踊跃参加。有的老同志风趣地说,来所里参加活动就像过节一样。每逢过年前的聚会更是热烈而隆重,所领导齐齐参加为老同志们送上新年的祝福。同时,所里还特意组织了部分年轻人员参加。大家在一起共叙亚太所的昨天和今日。老同志们看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所取得科研成果而感到欣慰;年轻人更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对退而不休依然为科研事业耕耘不辍的老同志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如林其锬老先生,他作为“五缘文化”说的创建者,在“五缘文化”研究园地里辛勤耕耘二十余载硕果累累。当时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走在研究和推广的路上。有时,林老先生不方便来所里,我们都会及时地上门探望,力所能及地帮助老人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有意思的是,每次有事去他家时,老人谈起“五缘文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我们作为聆听者,深深地被一位老科研工作者对科研工作用心用力的精神所打动。要说老人、“五缘文化”和亚太所的缘分,就像林老先生在《“五缘”文化说与亚太所同龄》(见《同一个梦想——我与社科院》)一文中所述,五缘文化说与亚太所一起,走过了18个年头的历程,作为一种文化论说,能够从亚太所始发,走向社会并被海内外广泛关注和接纳,当然是很幸运的……

关心职工、凝聚人心,不仅是亚太所更是社科院自上而下优良的工作作风。自己不但耳濡目染时有参与,更有切身的感受。2007年年底自己不幸罹患癌症,经手术切除、化疗,病情得到控制。周建明所长及所里同事第一时间到病房探望,带来党组织和同事们的慰问和关切;院办、院干部人事处、党群处、老干部办、行政处、院工会、院妇委等部门领导和同事们先后前来慰问;更令我感动的是,在周建明所长和院工会主席徐霖恩的陪同下,王荣华院长、洪民荣党委副书记、谢京辉副院长等院领导百忙之中先后上门慰问。院领导亲切的问候和乐观的鼓励至今犹在耳旁。领导和同事们亲切的关怀,这对大病中的我不啻是个极大的精神支持,更激发起自己战胜病魔的信心,盼望早日重返工作岗位。自己从患病、化疗到康复仅4个月后,就逐步开始正常工作。由于常年服药,药物反应常使自己周身不适。但是,我在工作上从不敢马虎,尽自己一切能力带领办公室协助所领导做好全所行政管理工作,全力保障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而所的科研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

2012年是个不平常的年份。按照上级部署,欧亚所、亚太所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进行合并整合,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这关系到“两所一中心”(欧亚所、亚太所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方方面面。新的领导班子、新的研究室构建、新的岗位定位乃至新的办公场所的整修与分配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员思想上的融合。在这里只是寥寥几句话,可实际工作真的是千头万绪。在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刘鸣、总支书记吴雪明及办公室主任姚勤等新班子的带领和国关所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新机构按照上级的要求从整合到融合,这是个很大的变化过程,但不变的是大家对科研、学习、工作积极热忱的态度。常务副所长刘鸣身先士卒,作为“双肩挑”的一把手,坚持科研和新建所的各项工作一样都松不得!那段时间里,下班后、休息日都能在所里看到他的身影……再如,国关所办公室主任姚勤,为督促新办公场地整修等工作,不仅平时加班加点,而且整个暑假期间也在上班。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少,形式不同目标一个,共同为新建所而努力!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自己也应工作需要担任国关所党总支副书记。因此,从亚太所原办公室主任的角度,要做好“两所一中心”合并整合的各项准备和移交工作。如,人事、机构方面:各类名目繁多的工资工作、整理完善亚太所20项制度、配合做好亚太所所长任期审计工作、整理亚太所各类档案材料、代做中国学所人员的工资等工作;清产核资方面: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做到账物相符、账账相符,工作具体而细致。总之,一个目标为合并整合夯实基础。从新岗位国关所党总支副书记角度,协助总支书记做好新建所的党务工作,做好分工的工作内容。除了总支工作台账、党费收缴等日常事务,更侧重离退休职工管理和“两所一中心”合并整合后的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工作,积极协助年轻的党员群众办理居住证,解决夫妻分居转户、入户手续以解后顾之忧。推动新建所的融合更是总支的中心工作,自己既是党总支成员更是一名普通职工,积极地投入这项工作之中。当年正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两所一中心”合并整合工作为用实际行动迎接十八大召开、学习十八大精神、创先争优活动,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载体。党政领导班子用学习班、务虚会等各种学习活动,不断增进全所人员对新建所体制机制的共识,推动全所人员思想融合。创先争优活动更体现在机构组织的构建过程中。从办公室主任、各研究室主任的竞聘上岗到科研人员的双向选择,从个人填表的意愿表达到民主评议,都反映出体制机制的创新。支持并积极参与工会、妇委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走出院所远赴各地的国情调研、近在本地的参观学习、慰问离退休职工等。这些工作和活动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有些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些工作和活动的开展对于凝聚人心、融洽关系、增进融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时,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我承担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退休专家名录》国关所高级职称退休人员名录的撰写。虽然,撰写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程序严,甚至还需调阅每个撰写对象的个人档案进行资料核对。但却是一次了解、学习这些老科研工作者的极好机会。在资料收集和名录的撰写中,国关所16名高级职称退休的科研工作者学术研究经历和成果一一展现在自己的眼前,更让我感受到名录撰写任务的意义。诚如当时的院党委潘世伟书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退休专家名录》一书序言中指出:“……我们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退休专家名录》一书,目的是用他们个人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树立榜样,激励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奋起直追,薪火相传……”所有这些工作既是自己角色的转换和过渡,也蕴含在“两所一中心”合并整合,到国关所的过渡和逐步融合之中。

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流逝。弹指间,自己已退休几年了;而国关所也已更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回首在世经政院、欧亚所、亚太所、国关所工作的这些年,自己有幸见证了所机构的发展和壮大;有幸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从一个社科新兵,成长为一名基层管理干部,但依然是个兵;有幸能为社科工作贡献出一份微薄的力量……我感到由衷地欣慰!借此机会向曾经并肩奋斗的同事们,以及继续为社科努力工作的同仁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许益萍: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