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亚太所迎新

从日本回国，我调入了上海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这是一个因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日益重要性而成立的专门研究亚洲太平洋问题的新所。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所是被亚洲太平洋呼啸前进的巨浪推涌出来的。

在日本、在美国，在其他一些国家，我都感受到了这巨浪势不可当的力量。

1995年，离别两年后，我重访东京。东京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高楼林立、地铁纵横，男的仍然西装领带、服装严谨，女的还是一步短裙装束出优美的曲线。但深入接触，便会发现，日本人的眼光是不同了，正由原来的专注美欧，转向整个亚太和更广泛的地区，太平洋西岸也成为他们重要的关注对象。

在早稻田大学典雅古朴的钟楼旁，排列着饱经风霜的银杏古树，一棵棵舒张开绿叶森森的树冠。初秋的阳光透过叶隙，斑斑点点地洒落在地坪上。我和日本从事中日比较研究的著名专家依田憙家教授坐在绿荫下的长凳上，听先生娓娓讲述中日文化的异同，讲述早大创始人大隈先生提出的“东西方文明调合论”，讲述中国不仅应早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更应早日恢复世界文化大国的地位……讲着讲着，先生突然提高声音告诉我：由于亚太地区日益重要，早大决定以先生所在的科研所为基础，建立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亚洲太平洋问题研究。为此，先生殷切地希望加强与上海社科院和亚太所的联系。在先生的推动下，1998年早大教务长及国际交流中心所长白井先生访沪时，与我院领导会晤，提出了双方正式建立合作交流关系的建议。

学者在关注亚太地区，政治家更是如此。曾任新进党党首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在其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指出：“太平洋的亚洲地区，是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经济发展地区。”“日本应该持有的立场是填平欧美和亚洲之间的沟，调和世界经济。”这本书由我和另一先生译成了中文。为了对小泽先生支持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表示感谢，在东京时，我访问了他。小泽一郎和他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不仅在政治上观点不同，在形象上也迥异。小泽高身材、方脸盘、皮肤粗黑，桥本则身材五短、椭圆脸、皮肤白净。素称严峻的小泽，春风满面地接待了我们，对我们重申了他的前述观点。不管其潜台词是什么，日本日益重视亚太区域，将太平洋东西两岸同时作为其外贸格局的重要支持加以考虑，则已是不争的事实。

1998年，我访问了洛杉矶。这个依偎在太平洋怀抱中的美丽城市，水天一色、风和日丽、绿树婆娑、风情万种。我们在兰德公司和美国学者开完了讨论东北亚安全问题的会后，晚上在海滨的露天酒吧里漫谈世界局势。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庇诺教授遥望大海，仿佛透过太平洋东岸的夜幕，看到在太平洋西岸冉冉升起的太阳，他若有所思地说：“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整个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美国要处理好亚太事务，应该和中国合作。”其实，持这种意见的何止斯卡拉庇诺教授一人，这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看法。克林顿总统1998年6月的中国之行，正是在这种意见推动下，采取的顺应潮流之举。(https://www.daowen.com)

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使亚太所应运而生即面临良好的机遇。而党和国家又为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研究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信任，这更使我们如鱼得水。

周恩来总理曾有一句名言：外交无小事。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国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高素质外交队伍，出色地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外交目标。但外交无小事，并不意味着排斥学者对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然而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学者对于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是无由置喙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事务的日益复杂，党和国家的决策层鼓励学者研究事关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外贸和国际关系问题，并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学者的建设性意见，以为决策参考。这使我们这些从事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学者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亚太所的研究人员几年来就亚太问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在国际上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

可以说亚洲太平洋呼啸前进的巨浪推涌出了我们亚太所，而我们亚太所也为这巨浪的奔涌贡献了绵薄的力量。滴水窥阳，从我们亚太所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的作用中，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社科院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巨大进步。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们不仅在中国舞台，而且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自己日益重要的作用。目睹此景，心潮怎能不随太平洋之浪澎湃高涨！

而今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迅速发展，上海社科院适应形势的需要，又将亚太所、欧亚所等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合并，成立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规模更宏大、队伍更齐整，已经并将继续为上海及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王少普：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